萬馥香老師是吳縣東山人。清純的太湖水，賦予了她甜潤委婉的歌喉。她是我國第一代“江姐”（歌劇）的扮演者，“紅岩上紅梅開，千裏冰霜腳下踩”，一曲《紅梅讚》紅遍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記憶中的萬老師永遠是那樣年輕，仿佛一枝傲然挺立的紅梅，充滿了無限的生機和活力。生命之花，怎麼可能在剛過知天命之年的她的身上枯萎呢？
與萬老師在一起的時間雖然短暫，卻永難忘懷。此刻，它像電影鏡頭一樣，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閃現。
那是199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們木瀆鎮上的幾位青年農民歌手早早地來到文化站，恭候萬老師的光臨。大家原先都隻在電視和畫報上見過她，而今一下走進我們的生活，走近我們的身邊，而且還要為我們輔導，大家的心情既激動又緊張。大約10時許，她來了，穿一件普普通通的羊毛開衫，挎一隻紅色背包，顯得樸素大方。她的臉上總露出和藹、真誠的笑意，她的笑聲總是那般清脆、爽朗，絲毫沒有名人的架子、教授的威嚴。“大家等得辛苦哉！”萬老師一聲道地的吳語，一下把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許多，原先的拘謹感消散殆盡。在一間簡陋的排練房裏，我們像一家人似的圍坐在一起，聆聽萬老師的講課。聲樂，是一門深奧而又抽象的藝術，往往隻能靠悟性，憑感覺，而萬老師講課卻深入淺出，既通俗又形象，使人容易接受。她給我們講氣息，講發聲，講位置，講共鳴，一字一句，都是她的親身體會。在小鎮上，我們幾位歌手都小有名氣，也算有點知名度了，可是，聽了萬老師的講課和示範演唱，我們才如夢方醒：自己實在是沒有什麼可滿足的，要學的東西還太多太多。一天時間匆匆而過，萬老師回蘇州去了，我們幾個意猶未盡，目送著漸漸遠去的汽車，依依不舍地佇立在暮色裏，很久，很久。
兩個月後，我和本鎮另一位女歌手同赴北京參加全國第三屆農村青年歌手大選賽。那是一個寒風凜冽、滴水成冰的傍晚，在離我們住處———中央戲劇學院招待所不遠的一條僻靜胡同，我們叩開了萬馥香老師家的門。萬老師熱情地把我們讓進屋內，又忙不迭倒茶、遞糖果，問我們晚飯吃了沒有。那一口又軟又糯的鄉音，使我們忘卻了身在北國，仿佛回到了江南，回到了溫馨的家。讓我們驚訝的是，這位全國著名歌唱家的居室，竟然是那樣清貧簡陋，除了一架鋼琴外，再沒有什麼豪華的家具和擺設了。家中最珍貴的要數牆上一幅黑白照片了：那是萬老師60年代首演《江姐》，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的合影。回憶起當初的情景，萬老師神采飛揚，眼神中流露出一種幸福的陶醉。在京的短短幾天裏，萬老師放棄了休息時間，爭分奪秒為我們作賽前準備：對每一處發音、吐字的到位，對每段歌詞的情感處理，都不厭其煩地進行斟酌、修正。
比賽在中央民族樂團如期舉行，站在台上，我的心情一陣陣地緊張：第一次參加如此規模的全國性比賽，麵對的評委又是時樂蒙、沈湘、金鐵霖、馬玉濤等全國音樂界的最高權威。在演唱第一首《三峽情》時，由於緊張，下沉的氣息又端了起來，出現了音準、節奏的失誤和位置的下塌。慌亂之中，我望見評委席上有一雙熟悉而親切的目光在注視著我，那目光中有信任、有鼓勵，記得兒時遇事膽怯母親也是這般望著我，給予我無窮的精神動力。
此刻，萬老師的目光仿佛給我注入了一針鎮靜劑，我漸漸平靜下來，進入到歌曲所營造的藝術氛圍之中。演唱第二首《一個美麗的傳說》時，我已完全放下包袱，聲音和技巧發揮一切正常。一曲終了，掌聲四起。比賽揭曉，我獲得了民族唱法的三等獎，總分名列第五；同行的另一位女歌手則獲得通俗唱法二等獎。一個鄉村小鎮同時有兩位歌手在全國獲獎，這在比賽史上是不多見的。其實，我們又何嚐不知：如果沒有萬老師的悉心輔導，以我們當時的演唱水平，要取得這樣的成績是很困難的。
回蘇州後，我們依然同萬老師保持熱線聯係，遇到演唱上的難題就虛心向她請教，她從不厭倦，有問必答。當我們過意不去要向萬老師表示一點謝意時，她總是婉言謝絕。後來，我們知道，每年赴京向她拜師求學的全國各地歌手很多，萬老師從不收取任何費用，也不許學生向她送禮。學生在京生活上有困難時，盡管萬老師自己生活不寬裕，但總會盡一切可能給予幫助。由此，我們的內心益發增添了對老師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