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周揚、丁玲三人之間的微妙關係
一九四九年後，周揚擔任了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並兼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稍後，又任中宣部副部長。丁玲擔任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並擔任全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主編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一九五一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揚的中宣部文藝處處長。在建國最初的幾年，雖然名義上說是周揚掛帥文藝界，但文藝界的很多工作，事實上大都在毛澤東的秘書、中宣部副部長兼秘書長胡喬木主持下進行。
胡喬木在前台，而周揚隻專注於文化部的工作。胡喬木與丁玲的關係一直很好，當年文藝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一九五一年，文藝界進行整風，據張光年回憶：“在文藝整風期間，喬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藝界整風，使周揚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麵。”此時的周揚，雖然擔任了文藝整風的領導工作，其處境卻十分尷尬。毛澤東對文藝界的指責，在前台指揮的胡喬木無事而周揚則必須承擔責任。周揚被迫作了“詳細的自我批評”。在文藝整風動員大會上，周揚也公開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作為文藝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應當負很大的責任”。同時，毛澤東給周揚“政治上不開展”的斷語，直接危及了周揚在文藝界的地位。不久，周揚便要求到湖南常德去參加土改。
雖然胡喬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藝界的威望，要想領導這場運動顯然力不從心。在周揚走後不久，丁玲就感覺到了這一點，並因為工作的不順手，幾次在別人麵前“大罵周揚”一通。
在文藝界處於無所作為的周揚，命運很快就出現了轉機。就在周揚到湖南不久，因毛澤東對胡喬木主持籌備第二次文代會的不滿，又被召回了北京。
這次突然的變故，改變了周揚在文藝界無所作為的局麵。此後，胡喬木對文藝界過問得越來越少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周揚又兼任中宣部的副部長，直接走到了文藝界領導的前台。於是丁玲陷入了很尷尬和矛盾的局麵。以前與胡喬木的配合，使周揚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麵；現在，周揚回來主抓文藝界的事情，丁玲顯然認為，她難以與周揚來配合了。
大約在此期間，丁玲有一次與毛澤東共進午餐的機會。這次談話，或者是毛澤東征求丁玲對周揚的看法，或者說是丁玲將對周揚的不滿向最高領袖傾訴以求得支持的“告狀”。如同在西柏坡丁玲與周恩來談話一樣，這一次丁玲也是一古腦兒地說起了周揚的缺點。丁玲回憶說……讓我最後悔的，還是在中宣部當文藝處長的時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掛職。一天，中宣部開會，江青來了。上午散會時，江青突然對我說：“丁玲，中午到我們那裏吃飯去。”我說：“這怎麼可以呢？”江青便拉下臉來：“你以為是我讓你去的嗎？”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飯。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條船，在中南海上遊著，同我聊天。這次，主席先問我對周揚的看法。看來，他這次找我，就是專為此事。我一個勁兒說著，全都是說周揚的缺點，當然都是以事實作依據的，隻談具體的情況和我自己的看法。聽著，毛主席突然問我：“周揚總還是有些優點吧？！”我真後悔自己不會做人，為什麼不先說周揚的優點和長處呢？一個人，一個革命者，都是既有優點和長處，也有缺點和毛病的，應該一分為二呀，而我在這個關鍵時刻，偏偏忘記了一分為二，忘記了談周揚的優點和長處！後悔也來不及了。不等我補充自己的意見，毛主席便對我說了：“我看，周揚同誌還是有些長處的，他有行政組織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論水平。而在這兩個方麵，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說的是實際情況，我當然服氣。但我為什麼在他征求我對周揚的意見的時候，竟一個勁兒說周揚的缺點而不說他的長處呢？在丁玲看來，周揚不管有多少長處，顯然不適合擔任中共在文藝界領導人這一職務。當年丁玲的不明白“最高領導和文藝領導畢竟是二位一體”的道理，她的思維慣性使她依然在幾年前、十幾年前的原有軌道上運行，她胸中充溢的是業已形成的對周揚的敵視情緒。她根本忽略了此時的毛澤東已不複是那個當年與她隨意交談的人了。所以丁玲的話打在周揚身上，事實上，也打向了毛澤東。丁玲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是必然的。自然，丁玲也從毛對她的批評中得到了另一種答案：周揚在文藝界的領導地位不可動搖。
此外，透過丁玲刻意輕鬆地敘述的場景來看，毛對丁玲的批評是相當嚴厲的。由於曆史上形成的地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威望達到了頂點，說話一言九鼎。“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實是毛批評人極為嚴厲的話了。得到這樣嚴厲的批評後，丁玲自然明了了局勢，所以此後不但不能“到毛主席那裏去”，更不能有“主動找毛主席談情況、談心的念頭”了。即使在一九五五年遭受批判被戴上“反黨小集團”的帽子，丁玲也不敢湧起找毛的念頭，“不想向他申訴”，甚至連陳企霞那樣寫封匿名信的勇氣都沒有。這不僅因為“毛主席信任周揚”，更因為她明白，對她的批判，不是周揚而應是毛，隻不過她不願意明說而已。
不過，與丁玲的做法相反，周揚倒是很肯定丁玲在工作中的成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周揚在關於丁玲的一次談話中說：“丁玲有很大的進步，這兩年來工作很積極，接受新事物強，社會知識多，識大體，有分寸，工作努力。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周揚仍想讓丁玲配合他的工作。但是，明了局勢的丁玲，湧起了回到作家本行的念頭。一九五二年十月，丁玲辭去了文藝處處長的職務，到東北療養去了。
但是，胡喬木、周揚仍然沒有放棄讓丁玲繼續在文藝界負責任的念頭。一九五三年，周揚主持召開第二次文代會期間，胡喬木特意到丁玲家裏來，勸說丁玲“多管些（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的工作”，但丁玲並沒有答應。文代會結束後，周揚也特意找到丁玲，希望她能擔任創作委員會副主任，實際負責工作，但丁玲仍然拒絕。此後，丁玲基本上長期在進行創作，行政上的工作幾乎不做了。而在此期間，周揚在文藝界的舞台上盡情揮灑著自己的領導才能，並逐步確立了文藝界領導的威嚴的形象。而他與丁玲之間的關係，也基本上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兩不相幹。
丁玲因自身性格“惹火燒身”
上述對丁玲與周揚關係的追溯，盡管兩人有分歧，有爭論，但我還看不到二人之間後來演變成的勢同水火的因素。但是，如果透過這些事情的背後，從二人自身的因素來進行挖掘，則會給後來所要發生的事件一個合理的解釋。
曆史環境與個人因素的關係，在何種程度上相互發揮作用，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當人們審視一個曆史人物的命運時，常常會說“這是曆史造成的”。的確，任何人都無法脫離曆史環境而生存。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一個曆史人物的命運時冷靜和客觀，在考慮大環境的因素的同時，也不能因此而忽略個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為曆史的悲劇而忽略不計個人的自身因素。
曾任丁玲的秘書的張鳳珠，對於丁玲“沒有躲過災難”的原因曾有這樣的分析：“我曾想，這是否和她的性格有關呢？”
丁玲有什麼樣的性格呢？與丁玲有過交往的王蒙有過這樣的描述：丁玲具有很強的的“明星意識”、“作家意識”。她“是一個藝術氣質很濃厚的人，她熱情、敏感、好強、爭勝、自信、情緒化，個性很強，針尖麥芒，意氣用事，有時候相當刻薄”。這樣的性格，就難免給人留下“丁具有‘一切壞女人’的毛病：表現欲、風頭欲、領袖欲、嫉妒……”的印象。王蒙進而斷言：丁玲“一輩子攪在各種是非裏”。
這種“明星意識”、“作家意識”，使丁玲“不大瞧得起和她同時代的一些作家”。曾擔任過丁玲秘書的張鳳珠和在文學研究所工作過的朱靖華，對丁玲的這種做法仍記憶猶新。建國初期，對於已在文學上奠定了地位的一些沒有在延安或解放區工作過的作家，丁玲的著眼點不在於他們的作品如何，“她可以自傲於他們的就是她參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沒有這種經曆”。因此，“有時她對別人有一種不自覺的輕視。在一般作家和知識分子麵前，她也有一種解放區來的高人一等的潛在心理”，“造成文講所以後悲劇的原因和這種自豪感也有關係”。丁玲的這種感覺，無異要開罪一些人，這也就是熟知她的人要得出她以後的悲劇與這種感覺有關的原因。這裏隻要舉出老舍的例子就可以說明問題。
老舍的《龍須溝》上演後，周揚寫下了《從〈龍須溝〉學習什麼》的熱情洋溢的讚揚文章，並發出號召：“讓我們所有的文藝工作者都和他一同學習，並向他學習吧。”彭真為首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並以此授予老舍“人民藝術家”的稱號。不料，周揚的文章發表後，丁玲卻“覺得以周揚同誌的身份，這篇文章推崇過分”，因而“有過一點點意見”，對老舍所獲得的榮譽稱號也頗有微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