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北麗說：“我和庚白的正式認識，是到南京的那年，但是他的作品，我早已讀得很多，他的曆史也知道得很清楚，尤其他和某小姐的戀愛曾轟動過全南京（按：和鐵道部女職員張璧的相戀）。他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所以每當我讀他的詩文的時候，我總想，難得這個‘老頭兒’的思想這樣前進，難怪他也要和摩登小姐談起戀愛來。我第一次見他是在亨利姐家裏，恰當秋天的某一夜，一個穿黃色上裝，銀灰褲的西服男子來趨訪，經女主人介紹以後，方才知道乃是聞名已久的林庚白先生。我十分驚訝他的年輕和瀟灑，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沒有想到他是閩侯人。經過一度的閑談以後，彼此都很有好感。一個服膺社會主義的人而善於算命，這真是一件太滑稽的事，我的好奇心使我也告訴他我的出生的年月日時，請他批命造。詩的第一句便是‘故人有女貌如爺’。命造的批語倒是很新奇而有時代化色彩，但從他的思想而言，到底是個極大的矛盾。”
據女作家謝冰瑩回憶說：“庚白是一個耿直忠誠的朋友，他一生坦白，對人赤裸裸毫無半點虛偽，常把他十八歲就和許金心女士結婚，後來感情不合，精神痛苦的事告訴別人。”林庚白追求的名女人不少，前有林長民的女兒才女林徽因，庚白在北平追之甚力，但終無結果。後來又追電影明星兼女作家王瑩，但沒多久，兩人就鬧翻了，據說王瑩認為林庚白有些神經病，天天盯得太牢，話又說得太囉唆。林庚白因懂得命理，他曾算出自己未來的伴偶必是一個才貌俱全的女人。
林庚白一九三三年六月間在上海《晨報》連載《孑樓隨筆》，其中有則提到林宗孟和林寒碧的死，似有定數。雲：“餘雖服膺‘唯物觀’，而結習未忘，於舊社會迷信之說，間有不能盡解者，詩讖其一也。林宗孟兄弟，與餘相友善，介弟寒碧，丙辰（一九一五年）間主《時事新報》編輯事，數過從論詩。其死前二三日，以贈別之作見示，有‘領取車行已斷魂’之句，意謂傷離惜別之情，使人不勝蕩氣回腸耳，詎竟以誤觸汽車死，真乃‘領取車行已斷魂’，豈真冥冥中有定數在耶？又甲子（一九二四年）春半，餘方辦創《複報》，宗孟自沈陽寄詩，有‘欲從負販求遺世’之句，餘報書戲謂‘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赤壁賦中銜接語，君其將羽化也乎？翌冬郭鬆齡之變，君果死於亂軍中，奉天軍隊，以君狀似日人，恐釀成交涉，遂焚骸骨，真乃羽化矣。”其中林宗孟即林長民，也就是林徽因的父親。而另一則是有關林寒碧及邵飄萍的名字“不祥”，他說：“飄萍初不識餘，以林寒碧之介請謁，遂與相諗。餘嚐數語寒碧，‘君之字毋乃不祥，碧矣，而又寒焉。飄萍則更謬矣，萍本涼薄之物，而又飄焉，其能久乎？’果無何而寒碧觸汽車死，越十年飄萍亦為奉軍所僇。一字之細，亦若有朕，讀者得毋譏其仍不脫封建社會迷信之觀念否耶？”
對於林庚白的星命之說，其好友柳亞子在《懷舊集》中這麼認為：“君好星命之學，嚐探取當代要人名流之誕辰年月而推算之，謂某也通，某也蹇，某也登壽域，某也死非命。儕輩嗤為迷信，君縱談自若也。民國五年，遇胡樸安於都門，為言張辮帥之命，不出明年五月。及十年春，重晤樸安於西子湖邊，一見即曰：‘五年都門之言何如？’蓋辮帥果於民國六年五月複辟而失敗也。此事之前，尚有一奇驗。時陳英士為滬軍都督，戎裝佩劍，英姿煥發，有威震東南之概。某次壽辰，諸朋舊為之晉觴祝嘏，君亦為賀客之一。既退，謂其友蔡治民曰：‘英士恐不得善終。能在民國五年前，作急流勇退之計，則庶幾可免。’請治民乘間婉勸之。奈英士以身許國，不之從，果於五年被刺滬寓，即今之英士路。實則偶而言中，不足信也。”
而高伯雨更是有一番看法，他說：“林庚白的思想頗前進，常言服膺馬列主義及唯物史觀。但平日和朋友聊天，則喜談命理，有時還作遊戲式的給人排八字，出版了一部《人鑒》，把當時許多政治人物的八字羅列出來，說他們的結果怎樣怎樣。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竊國，準備下一年元旦‘啟基’，庚白就揚言袁世凱明年必死，相衝相克，說得頭頭是道，老袁果然在一九一六年死了。因此人們都說他是‘神機妙算’，找他批八字的朋友多到不可勝數，高興時他也樂於應酬。其實他並不迷信，他說袁世凱死，不過是他恨袁世凱叛國，乃利用社會人士的迷信心理，借算命來煽動民氣與咒詛袁早死而已，用心是很苦的。可是為了這個，後來卻得了不好的反響，就是他死在九龍時，有些人卻說他：‘對別人的命算得準，對自己的命反而不清楚，好好地安居在重慶，怎會到香港送死呢？’這實在不知道他談命理是隱晦的煙幕。他對當時袁世凱的政權很不滿意，時有批評，未免遭時忌，故此大談命理，又高談闊論，裝出一副狂士的麵目，使當政的人不注意他，一提到他就說：‘這人麼，狂人而已！’此乃庚白處亂世的哲學也。”
林北麗初次見到林庚白，有這樣的一段文字描寫：“除了有一個中國舊讀書人的駱駝背外，不細看，不覺得，小小的嘴，高高的鼻子，簡直有西方的美呢。”林北麗又說：“以後，他時常來亨利家訪我，某一個例假日，他邀我同去參觀一個漫畫展覽會，那夜，是第一次單獨地請我吃飯。在餐桌上，講起了他的舊戀人，忽然嚎啕大哭，嚇得我手足無措，從此這位矛盾的先生，又給我多了一個癡情郎的印象。我們的交往漸漸密切起來，但我始終把他當我的長一輩人，一直都尊稱他‘白叔’，所以後來竟有人誤傳我和我的叔父結了婚。以後庚白每天都來看我一次，對我十分殷勤，無微不至，但是從來也不妨害我的學生生活。一個星期他總要寫三四封信，在知道我也能寫詩以後，又時常寄詩送我，信的內容那麼豐富，而又寫得那麼流暢而生動，詩更是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懷抱和天才。這些詩和信，是從來不會因為來得太多而使我厭煩。所以與其說我傾倒庚白，倒不如說傾倒他的文字更確當些。他確是很聰敏，亦可講曾經周覽群書，談起問題來也很透徹。在他談社會病態和治療藥方的時候，每次都抓住了我的全心靈。在這個炎涼的社會和令人頭痛的世界，逼成我在他的身上又重新建築起我們的象牙之塔來。我常常想，如果我的‘愛’的‘力’能夠幫助他克服他的矛盾，能夠使這個被時代壓倒的人，使他在這個創造新世界的機輪上，發生些微的力量，那麼，我又何必吝嗇呢？由於這個觀點和希望，就在一九三七年春天，我接受了庚白全部的‘愛’。三月七號那天我們就在上海訂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