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如！與全球性（化舊辦）已經成為世紀之交的熱門話題。辯證地看，全球性是全球化過程的基本屬性和必然結果，反過來又影響全球化的進程和樣態。全球化過程可能也必然帶來一係列全球性問題。用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導研究員、俄羅斯哲學學會副主席、“全球學”的積極倡導者丘馬科夫博士的話說，“全球性問題是一個由當今世界的各種反映整此文係“全球化趨勢中的文學與人”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該會由《文學評論》編輯部、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郵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聯合舉辦，1999年9月24~28日在湖北省丹江市舉行。
個人類生存嚴重危險的緊迫矛盾構成的極為複雜的綜合體”。
正是這種“緊迫矛盾”所構成的綜合體，強烈呼籲一種關於跨文化溝通的元話語。當此之時，具有現代潮頭意識和憂患文化身份的紀實文學健步走來，勇敢承擔起拯救人類的理性責任，重新喚起人們關於道義的詩性記憶，從而為全球化背景下文學所麵臨的深刻困境提供了最佳解決方案。鑒於此，本文試從生態學、人類學、傳播學等角度，對全球化趨勢中紀實文學空前勃興的文化淵源、紀實文本的人文關懷以及信息時代紀實文體運作方式的革命性轉換做出初步描述。旨在說明，取材上社會事態的嚴重性、主題上人文關懷的深切性、運作上電子傳播的快捷與互動性，使跨世紀紀實文學機遇大於挑戰，一個新的紀實文學時代正在崛起。
自然的呼喚：異化生態的沉重回應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直接結果就是當代全球性問題。“當代全球性問題’這一概念是人類的那些性命攸關的問題的總稱，它們決定著當今時代社會進步的繼續。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這一概念得到廣泛普及。在詞源學上，全球性’這一術語源自拉丁語一地球。因此，被認為全球性問題的，是那些具有全人類性並不僅涉及整個人類的利益而且實際上涉及地球上任何地方任何一個個人的利益的問埋。它們是世界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個客觀的因素，對單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產生著重大的影響，對它們的解決要求把地球上一切人的努力聯合起來，同時，隻要它們尚未得到解決，它們就會以其嚴重的後果而威脅著未來的人類。”可見，有識之士所關注的“當代全球性問題”，更多地指向了全球化過程中所必然導致的生態學意義上的負麵效應。分別召開於1988年和1993年的布萊頓和莫斯科世界
哲學大會的研究成果表明，那些與人類既定目標事與思違的全球性問題以及人類尋求克服此類問題的興趣正在增長。
人們已經注意到，正當羅馬俱樂部的“全球論”對全球性問題忍無可忍時，國際文壇隨即響起“紀實文學”的強音。羅馬俱樂部所代表的關於人與自然緊張關係的沉重思索，與紀實文學的救贖意願一拍即合。顯而易見，當代紀實文學之於全球性問題極不輕鬆的審視，既是特殊“人學”內在結構的規定，也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必要。
20世紀是人類社會多災多難的時期。勞資矛盾和自由市場引發了歐亞大陸戲劇性的政體轉換，接連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以沉重打擊，聊以自慰的科技進步和工業發展在帶給人類以便利和實惠的同時又以“瘋狂”的形式異化著日漸可憐的生態，環境汙染、資源破壞、能源萎縮、人膨脹、糧食短缺，核威脅陰雲密布，艾滋病驚雷滿耳，厄爾尼諾、拉尼娜魚貫而出。所有這些，使地球的承受極限和人類的終極家園問題終於擺上了桌麵。尤其是80?90年代，伴隨著高科技的迅速產業化及產業規模化，人們“發現經濟與科技的盲目開發、利用，竟意外地造成了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矛盾，使人類越來越麵臨全球性人爆炸、資源枯竭、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等危機”。
在如此這般的嚴峻情勢之下，人們已經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賞玩離現實人生十萬八千裏的虛構型詩歌和小說，通往“象牙之塔”的藝術之路一時間被大眾化的“世俗”趣味強行關閉，文人經由數千年苦心經營起來的“理想國”頃刻瓦解，廣大讀者被通俗化的紀實文學先行攔截，即時報告和名人傳記競比《詩經》、《神曲》、《紅樓夢》、《紅與黑》之類的作品還要紅火。盡管固守者驚歎“文學沉淪”，狂呼“讀者歸來”、“救救文學”，無奈過於沉重的現實語境已經並且正在以更為強勁的勢頭迫使純文學“退場”，傳統“經典”文本在遭受無情的嘲弄之後被再度邊緣化暫時“擱置”的命運似乎不可避免。普通老百姓至為關切的是自身以及與自身一樣的平民住哪裏、吃什麼、穿什麼、活多久、怎麼活。究其實，所謂新寫實、新狀態、新體驗、新現實主義等中國諸“新”以及西方後現代、後殖民之類，本質上都是隱含苦衷的文學話語方式，所表達的也多半是生存的痛苦、選擇的無奈和尋找的渺茫。
因此，對於這樣一個自然和社會生態均被嚴重扭曲的時空，過於發達的超現實想象反倒不合時宜。換言之，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認識自我的現存環境和未來生活的起碼依據，更需要通過報吿文學、深度報道、大特寫、體驗新聞及其他非虛構文本來獲取關於人類介於今天和明天之間真實的周邊信息。從這種意義上說，以報告文學為中堅的當下紀實文學，不是“向內轉”，而是“向外轉”。
外轉的紀實文學首先在20世紀末的中國報告文學領域取得長足進展。以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新玻譯為例，既往的文學思維確認人類認識自然的目的在於征服自然，征服自然的標誌是改造自然。我國新時期的報告文學則清醒地認識到，認識和把握自然的最高境界，便是最大限度地爭取與之和諧共處、互利互惠。這顯然是現代生態倫理觀念在文學層麵的敏感投射。
這種一改過去的敵對意識而為朋友關係的親和心態，使報告文學作家有可能窺見一一隨著都市化、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現代人日趨急功近利，甚至開始了不計後果的野蠻攫奪，人為加劇了天人矛盾。有資料顯示，在我國600多個城市中，大氣質量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尚不足整體酸雨麵積達國土總麵積的30；荒漠麵積占總國土的27.3，且以每年2460平方公裏的速度向前推進；全國669的河流和1000多萬公頃土地慘遭汙染。羅馬俱樂部主席貝恰博士早就發出警示：“人在這個世界上主張一切都是屬於他們的，把自己捧上了特權的地位。但是，隻要他
們不停止作為這個星球上的貪婪、愚蠹的暴君的胡作非為，他們的地位就會日益動搖，也許會以短命告終。”嚴峻的現實告訴我們，他的忠告並非危言聳聽。
麵對大自然痛苦的呻吟和沙啞的呼喚，作家們以文直諫。哲夫的“綠色文學”堪稱表率。但真正產生警勸作用的，當推80年代以來的報告文學。如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針對首都地區水資源極度短缺的嚴酷現實，正告人們：“我望見了自然界虎視眈眈的眼睛，聽到了自然界咬牙切齒的詛咒”，“向往著找到這80年代劇烈演變著的城市終歸會和自然界重歸於好的答案”。嶽非丘的《隻有一條長江》對母親河遭遇的可怕褻瀆表示焦慮和悲哀。郭傳火《汪洋中的安徽》對水災的憂戚，雷收麥《紅色的警告》和楊民青等《大興安嶺大火災》對火患的詰問，以及《伐木者，醒來！》、《中國風沙線》、《超載的土地一二難境地的中國人問題》、《西部在移民》、《民以食為天》、《中國生存的悲歌》等諸多也許還來不及精雕細刻的“快餐文學”，無不表現出厚重的關於現實生活境況和人類生存依據的憂憤心態與守護意識。科技出版社“貴耳叢書”中的《人滿為患》、《誰能供得起中國所需的糧食》、《塑造未來的大趨勢》以及西北沙暴、華北泥雨、沿海赤潮等嚴重態勢，足以表明新時期報告文學關於天人矛盾的調解努力絕非多餘。
人與自然關係改善意願的日漸真誠和不斷明朗，很大程度上標誌著人類文明的進展與成熟。在一批精英作家作品的啟蒙與推動下，人們愈來愈認識到一一“在這曆史的轉折時期，在分析有關人類所處的狀態及其可能導致的命運等複雜情況時，應當選擇的著眼點必須能射穿整個人類體係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視野。這隻有把人與自然的關係放在最優先的地位才有可能。”事實正是如此。而今，有關異化生態的救贖性回應本身也呈全球化趨勢。俄羅斯的阿斯塔菲耶夫、邦達列夫、艾特瑪托夫等當代知名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為驚嚇過度的自然“招魂”。正如阿斯塔菲耶夫所說，“地球已經需要我們的幫助了。我們人類已經到了不僅是砍伐，還應當栽種的時候了。我們現在不應當再誇耀自己是大自然的征服者，而應當把自己稱之為地球的主人”，並發出殷切召喚一“保護地球吧！”日本的《複合汙染》，英國的《我控訴》，美國的《家園》、《漫長的訴訟》等，都是飲譽全球的優秀生態報告文學作品。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並非所有的工業文明都給人類帶來或主要造成災難性影響。英國…！梅在《前景》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從保護都市環境的角度看，電子通信技術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其原因在於，它緩解了交通擁擠的狀況，其結果，既節省了油料，又減輕了城市的汙染。”此種提示，對於避免在倒洗澡水時將嬰兒一同倒掉是有益的。
“人道管理”：紀實文學的人文關懷
就人性的嗬護與優化而言，全球化時代更需要適當的“人道管理”。具體到紀實文學方麵，就是應該大力張揚與人性的普遍原則相協調的人文關懷。這種人文關懷集中體現為遵循、倡導並追求人類普遍信守的生命意念和行為規範。這在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矛盾關係的關懷性紀實文學作品中表現得較為充分。戈雷申指出：“如果在考慮與人類命運攸關的各種問題時不以最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作主導思想，如果不僅在對待自然資源的利用，而且在對待文化和人的個性上的生物學立場不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準則，那麼，即使不發生核戰爭，人類也會滅亡。”因此，蘊含清醒的理性精神及濃鬱批判意識的紀實文學本質上是“遠觀”而非“近視”的文學。誠如荒煤所說，“作家出於義憤和良心，有了強烈的責任感，就隨手選擇了一種比較輕便而又有力的
武器來進行戰鬥，便往往挑選了報告文學這種樣式。”0也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紀實文學客觀上充當了大眾文化時代人類精英意識的合法守護者。
中國作為國土麵積和人總量上的大國，即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任何重大事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全球意義。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隨著改革開放工程的啟動及日益深化，中國作家的世界視野已被打開，傳統儒道文化的人世、畫滿及天人合一的理性觀照，決定了包括作家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仁義禮智信的文化特質和溫柔敦厚的處世先見。它們沉人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之中，形成獨特的民族心理結構及文化表達方式，潛在而有力地製約著中國作家對於世界不幸和人類苦難的文化敏感。對此，不少學者已經做出深刻闡釋。謝冕在曆史沉思中得出結論，自19世紀末至今，“憂患是一種貫徹始終的情致”。我們同樣可以認為，錢中文所倡導的“現代性”和“新理性精神”實質上也是現代人文關懷。在他看來，具有現代性的新理性精神“就是促進社會進人發展階段，使社會不斷走向科學、進步的一種理性精神，就是一種現代意識精神，表現為科學、人道、理性、民主、平等、權利、法製的普遍原則”。
以此作為觀察問題的出發點，便不難看出，自《哥德巴赫猜想》開始，中國新時期報告文學就已經拉動了人文反思和社會解放的杠杆。繼之而來的《命運》、《正氣敢》、《劃破夜幕的隕星》、《胡楊淚》等作品，站在曆史和民族的高度，從人文立場對那個人不為人的變形年代進行了批判性反思。作家們以對生命髙度負責的使命感，表達了對道德、良心、正義和理想正當而強烈的籲求。正如詩人所描述的，當人失去人的價值和尊嚴的時候，想與人群對話，但“話未出就變成空氣”；想變成鳥兒逃脫，但“還沒起飛就折斷翅膀”；“嘴在哪裏”，“心又在哪裏”？所以日本評論家加藤周一指出，在異化境遇下，文學家應該有勇氣以文學來捍衛人性。
實際上，恩格斯早就標榜過“藝術家的勇氣”。國際報告文學大師基希之所以稱報告文學是“最危險的文學樣式”，也是因為這種文體甚至要以鮮血乃至生命為代價。《II撼世界的十天》、《紅星照耀中國》（中文譯為《西行漫記》〉、《可愛的中國》等範本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啟示。作為思想解放運動和現代人文精神在文學中的敏銳感應，新時期報告文學較其他文體更多地蘊蓄了憂患意識與學理因索。《沂蒙九章》、《憂患八千萬》、《中國：與貧困決戰》等作品，將民眾的溫飽視作重大社會問題予以檢錄，民本情懷尤為熾烈。不容忽視，現代社會的兩極分化現象幾乎遍及生活的各個角落。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倍顯突出。新時期報告文學以挑戰者的姿態率先入圍，以《人妖之間》為契機，帶動了一大批“反腐文告”，諸如《一枕銅官夢》、《畢競東流去》、《無聲的浩歌》、《檢察官湯鐵頭》、《勇士：曆史的新時期需要你！》、《失控的權力》、《“嶺南虎”的毀滅》、《沒有家園的靈魂》等，彙成浩蕩的“反貪風暴”，把新的曆史條件下腐敗與反腐敗話題納入批判日程，在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中，顯示了有能力遂步解決問題的不失光明的前景。《慟問蒼冥》、《南京大屠殺》、《曆史沉思錄》、《生者不應沉默》、《新中國從這裏走來》、《罌粟之獄》、《世紀之泣》、《性之魔全球艾滋病追琮》、《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挑戰》、《落淚是金》、《馬家軍調查》、《遭遇下崗》、《惡魔導演的戰爭》、《中國不可欺一北約襲擊我駐南使館特急報告》等作品，以感時傷世、憂國慮民的泣血之章，傳達了現代公眾對個人、家庭、民族乃至人類前途的凝重思索。
類似的作品不勝枚舉。透過以上遠非全麵的陳述，不難判斷，人文關懷確實是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根本價值取向和基本主題，並業已引發社會“療救”的廣泛關切。正如我們早先所談到的，報告文學之為報告文學，不是因為它有著直接參政議政、膦間改變現實秩序的能量，而是因為它以“不得不發”的藝術報告的方式，在現實即將成為曆史之前，以最迅捷的體認和最明快的色調予以把握，試圖喚起昏睡的人們及早覺醒。
放眼全球，紀實創作已成為國際文學新潮。歐洲、美洲、俄羅斯你追我趕，佳作迭出，不斷掀起轟動效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爾克斯的《綁架逸聞》和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的《總統筆記》的發表與暢銷可為佐證。尤其是以美國“新新聞主義”…㈣(！)寫作潮流為代表的當代紀實理念，以其鮮明的反叛精神、執著的現實關懷和濃鬱的文學色彩，彰顯了另一種人文意味。
1952年，《紐約人》刊發了莉蓮羅斯的報告小說《影片》，嚐試以小說方式“報告”真實事件，由此吹響了“非虛構文學”的哨音。此後，卡波特的《在冷血中》和湯姆沃爾夫的《糖果色桔子皮流線型孩子》相繼問世。1968年，“新新聞主義”寫作主將諾曼梅勒將親身參與的向五角大樓示威的經曆寫成《夜晚的軍隊》，發表後引起強烈震動。1969年，湯姆“沃爾夫又發表反映吸毒問題的《電冷卻酸性試驗》。同年，蓋伊“塔利斯以生動的筆調敘述他在《紐約時報》的幾位上司真實故事的《王國與權力》麵世。至此，紀實文學升格為美國文壇主流風景。統計數據顯示，60年代以來，非虛構紀實文學占美國創作與銷售總量的二"！
非虛構紀實文學在美國的流行，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美國人自稱’“60年代的社會動蕩更像發生在全國每一個角落的數百次遊擊遭遇戰”，大學、黑人區、法院、監獄也成為衝突場所，搖滾樂、宗教狂、性解放、黑手黨、反戰遊行、嬸皮士等所謂“各種時髦事物來去匆匆，掠過社會的表麵……但是變幻莫測的時髦事物中卻蘊藏著社會情感、道德觀念和政治氣氛的深刻變革的線索，這些變革將影響最偏遠的社會角落”。“新新聞”作家恰恰把鏡頭對準了這些陰暗部位。
作為代表性作家，諾曼梅勒除前述《夜晚的軍隊》之外，還發表了《邁阿密和芝加哥之圍》、《瑪裏琳》、《劊子手之歌》等重要作品，“為人們提供了近期美國文學的一部分極其豐富的樂趣”。70~80年代，美國紀實文學再攀新高，出現了諸如約翰’艾榮《戈普爾的世界》、奎特尼《惡性循環：市場黑手黨》、拉辛.拉蒙《校園驚聞》、帕特裏夏《一個真實的、令人厭惡的故事》、戴維’沃爾夫《犯規》、萊登《中國人的黃金》等一批堪稱優秀的作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電台主持人特克爾走出播音室，把話筒對準70位性別、年齡、職業、政見、經曆各不相同的市民，完成了“述實錄”體紀實文學《斷街一美國都市采風錄》，令人耳目一新，出版後備受青睞。接著，他於1970、1972、1980年連續推出《酸辛歲月》、《幹活兒》、《美國夢尋》。受其影響，中國新時期紀實作家也接納了這種寫作思維。安頓的《絕對隱私》、《回家》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1983年，布澤-赫布爾和拉裏卡諾根據俄克拉荷馬城原子輻射事件編導的電影《西克爾伍德》，通過實施調查采訪，前後花費9年時間，以鐵的事實為受害人申冤，引起廣泛社會反響。由此可見，短短20年間，紀實文學便完成了由文字到聲像的傳媒轉換。
#卜，“新新聞主義”在寫法上也提供了足資借鑒的參照。“新新聞”之“新”，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對於此前紀實寫作“客觀真實性”的顛覆性重構，並由此強化了紀實文體的文學性。“在新新聞主義者看來，傳統新聞業所認定的所謂客觀事實’大多是政客和社會顯要們的浮華虛偽的表演’以及那些大而無當的政治經濟活動’，似乎人們津津樂道於這些社會表象才能做到客觀’、真實’。新新聞學’論者從一開始就破解了客觀性題材’的神話，把注意力轉移到主流媒介所漠視的嚴重社會問題和社會生活的黑暗領域，後者被認為是比那些浮華表象重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