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的生命意念、民族意識和人類意味
引言
斯諾是地道的美國人，但他不僅屬於美國，也屬於中國，屬於世界；斯諾不僅是他那個時代的人，從更為客觀更為深遠的意義上說，他又超越了他所生活、戰鬥過的時代；斯諾一生寫了10餘部鏗鏘有力、響徹寰宇的作品，但毫無疑問，惟有《紅星照耀中國》（中文又譯為《西行漫記》〉長久以來在人類進步的蒼穹下閃射著燦爛的光華，彌久常新。
《紅星照耀中國》不單單是20世紀世界新聞史上的奇跡，而且也是跨時空的國際報告文學史上的豐碑。作者曾這樣回答一位中國朋友的提問：“假如一部作品能為人類知識做出即使很有限的貢獻，這作品自身也會受到公正的判斷。我相信要做出即使很微小的貢獻也離不開為世界窮苦人和受壓迫者的利益服務，因為他們是人類的大多數。”
生命意念和人類關懷作為斯諾深入社會、觀察人生、思考未來以及處理各種現實問題的出發點和歸結點，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得到了多層麵、全息性展示，並廣泛而深刻地影響到讀者接受，產生了顯著的閱讀效應。人類學思維注重時間上的未來指向和空間上的全球視野，這既是《紅星照耀中國》固有的文本品格，也是我們把握斯諾現象本質特征的最髙依據。循此思路，將有利於更為有效地把握斯諾的精神家園或靈魂寓所一一《紅星照耀中國》的生命質態，並為謀求達致人類和諧的方法與路徑提供有益的啟示。
斯諾的腳步，始終扣合著時代的節律，因而也總是夾雜著人類前行途中的痛苦、希冀以及他個人的憂患與關切。他是第一批報道越南和緬甸農民起義的記者之一，也是第二個進入利雅得的外國記者，他深入蘇聯前線報道二戰實況，戰爭結束時率先抵達維也納報道蘇軍占領下的奧地利，還直接報道了印度獨立和1948年甘地被剌事件。然而，最使他魂牽夢繞的還是中國和中國人民。《紅星照耀中國》就是他奉獻給中國人民最為珍貴的禮物。費正清博士稱其發表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史沫特萊說此書的出版“就像在國民黨統治階級中插了一根刺”；《新共和》原主編祝賀斯諾因《紅星照耀中國》一躍成為“我們這一世紀中做出最偉大個人貢獻的新聞記者”；漢密爾頓則說，“在中國問題成為頭條新聞的時代，這本書和賽珍珠的《大地》一樣是最佳、最令人神往的作品”。
從藝術形式層麵切人作品不失為有待大力開掘甚或頗為時髦的研究視角，但《紅星照耀中國》撲麵而來的強烈的生命意念、超拔的民族意識和崇高的人類意味，作為其首選價值目標，顯然應被重新認識和優先考慮。誠如斯諾本人所言：“這一本書出版之後，居然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於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由於這一本書的內容罷。”
強烈的生命窻念―對個體生命形式的熱切關注
對以人為本的個體生命形式的密切關注和熱情肯定，是《紅星照耀中國》的基本人類學蘊涵。斯諾懂得，“通過生命哲學的導入，可以掃除暴力的意圖，同時我們周圍的形勢也會發生徹底
的變化，我們應嚴肅地接受我們所承擔的恢複各個人與世界之間的平衡與和諧的義務。”
一、對鮮活的自然生命情調的謳歜
作者以誠摯、善良的關切之心和富有色彩的亮麗筆調，敏銳地感應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紅軍和中國人民動人的人性光輝，著力表現革命者對自然的熱愛、對生命的珍重和對人間美德的追求，於率真、鮮活的基調中透視出健康的生命傾向和積極的生命味。
斯諾認為，中共領袖毛澤東的生平曆史是整整一代人“一個豐富的橫斷麵”，其生命情態具有極高的代表性。因此，他異常關注毛澤東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從中捕捉人性的閃光。他注意到，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八個人住一間小屋，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毛澤東翻身，得先同兩邊的人打招呼。可就在這種窘迫的境況中，毛澤東依然保持著樂觀的生活情緒和對屋外自由天地的強烈渴望。毛澤東告訴他：“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庭院裏，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真可謂雖苦猶樂，詩意人生。到了1936年的保安窯洞，毛澤東這種求真求美的品格更臻成熟，其人格魅力更具張力。一天深夜，毛澤東正接受斯諾的采訪，突然一隻飛蛾向蠟燭撲去，毛澤東夫婦高興得叫起來。“這的確是一隻可愛的小東西，翅膀是淡淡的蘋果綠，邊上有一條橘黃色和玫瑰色的彩紋。毛澤東打開一本書，把這片彩色的薄紗般的羽翼夾了進去。”此情此景，幽雅生動，意趣盎然，將偉人的豪邁和常人的情致剪影般粘合了起來。斯諾禁不住思忖：“這樣的人會是真的在考慮戰爭嗎？”
年輕的紅軍戰士同樣給斯諾留下深刻印象。“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這意味著對於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他親眼看到，紅軍一路歌聲一路情。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耿，能唱的歌無窮無盡。……隻要有個人什麼時候勁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就都跟著唱。”走過一叢野杏樹時，這些紅軍戰士“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袋”，但是，經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裏麵的果子"。到了徐海東的駐地，適遇部隊奉命轉移參加戰鬥，斯諾短距離隨行。他發現，隊伍中跟著30幾頭甘肅獵狗，“它們高興地狂吠著，東嗅西聞，蹦蹦跳跳，顯然很樂意到戰場上去。很多戰士帶著他們喂養的動物一起走。有的繩子拴著小猴子，有一個戰士肩上停著一隻藍灰色的鴿子，有的帶著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帶著兔子。這是一支軍隊嗎？從戰士的年輕和長長的隊伍中傳來的歌聲來看，這倒更像是中學生的假期遠足。”
記者出身的斯諾一向惜墨如金，但《紅星照耀中國》卻用大段大段的文字來寫戰士的年輕和歌聲，寫行軍中的猴鴿狗兔，將如火如荼的革命事業渲染得如詩如畫。這樣做，會不會衝淡作品主題呢？我們認為，上述飽含生活激情、充滿生命活力的描述，不僅不會削弱作品的主流傾向，反而從生命哲學的髙度強化了革命運動的正當性和必勝信念，標示出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色事業因完全符合高尚的人性、人情、人道主義而必然擁有的現實希望和光明前景。
二、對民主、平等及個人尊嚴的禮讚
共產黨領導的紅色中國力倡民主、平等，尊重個人價值與尊嚴，充分發揮每個革命者的能動性與創造性，呈現出人格平等，政治開明，民主祥和的新局麵。
保安紅軍劇社的演出給斯諾以強烈的心靈震撼。演出“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他說：“我看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幹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注意他們了。”0斯諾由衷地讚歎：“很難想象有比這更加民主的場合了。
他認為，不僅觀眾平等，演員們也具有可貴的奉獻精神，他們的工作能夠真正滿足社會的需要，這種滿足感是他們最高的報酬和最大的快樂。
通過廣泛考察，斯諾確認，民主、平等作為人際關係形態和基本道德規範普遍存在於蘇區各個生活側麵。蘇區實行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工人工資髙於紅軍指揮員和政府人員，膳宿由國家供給。工人可以免費醫療，公傷可以得到補償。女工懷孕生產期間有四個月假期，不扣工資，還為子女設立了簡陋的托兒所。政府捐助相當於工資總額209的款項用作文娛費用，基金由工會和工廠委員會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8小時。斯諾指出，“蘇區為求生存還忙不過來，居然能實現這種情況，這一點是的確令人感到興趣的。”尤其是工人們甘於清貧、樂於奉獻的精神令斯諾感佩之至一“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餘地。”
紅軍官愛兵，兵愛官，官兵平等，斯諾對此體觸良深。在戰場上，紅軍軍官習慣說：“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說：“弟兄們，向前衝！”在斯諾眼中，紅軍從高級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穿都一樣。“他們自由地往來，不拘形式”。斯諾尤以崇敬之情談及彭德懷的住所：“司令部一一當時指揮3萬多軍隊一不過是一間簡單屋子，內設一張桌子和一條板凳，兩隻鐵製的文件箱，紅軍自繪的地圖，一台野戰電話，一條毛巾，一隻臉盆和鋪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樣，隻有兩套製服……。他有一件個人衣服，孩子氣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長征途中擊下敵機後用降落傘做的背心。”0在解釋革命動力時，彭總告訴斯諾，他是在讀了《共產黨宣言》後，“開始懷著社會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的。斯諾認為，這種懷有明確而執著的信念並且官兵同心同德的軍隊是無法打敗的，他們堅韌卓絕，任勞任怨，堪稱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
紅軍真正的基礎在人民群眾之中。這是斯諾得出的又一結論。與國民黨軍隊不同，紅軍以親切和愛護的態度對待勞苦大眾，包括農村婦女，因而，農民封紅軍有著很好的道德評價。這是紅軍的優良傳統，也是革命戰無不勝的法寶。
作者還以尊重的心態理解中國革命者的求美意識和神聖的尊嚴感。在百家坪，他用“喂”稱呼少先隊員，結果遭到冷遇，直到稱那孩子為“同誌”才得到接待。在保安，李克農的通訊員向季邦引起了他的高度關注。在斯諾看來，向季邦“無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齊的士兵。毛澤東在他旁邊也顯得像一個江湖流浪漢”。但別人戲稱他向“雞巴”，這使他頗感羞辱。有一天，他找到斯諾，帶著一貫的莊重神色，說他的名字不是“雞巴”而是“季邦”，並當場寫下自己的姓名，嚴肅地告訴斯諾：“你替外國報紙寫到我時，可不能寫錯我的名字。要是外國同誌以為有一個士兵名叫雞巴’，那是會給他們留下一個壞印象的！”由此看出，中國革命者的價值觀已由個人尊嚴升華為國家、民族、集體感情。
三、對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信仰的推崇
《紅星照耀中國》的生命意念不獨體現在對自然生命情調和民主、平等及個人尊嚴的謳歌上，還表現為超越小“我”之後對於大“我”的價值認同一對更髙層次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信
仰的推崇。
斯諾調查後認為，共產黨沒有髙薪和貪汙的官員、將軍；蘇區沒有人比發財、比闊氣、比享受，大家比艱苦、比革命、比奉獻。共產黨和紅軍已深入人心，就連十幾歲的孩子特別是“紅小鬼”們對黨和紅軍普遍抱有簡單卻又堅定、清晰的看法，諸如“共產黨抗日”、“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等等。一位15歲的“共青團頭頭”回答：“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們吃什麼、睡在哪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01這話很有代表性。“紅小鬼”們是革命的希望，中國的未來。隻要他們得到解放，得到發展，得到啟發，就可以創造新世界。斯諾看清了這一點，進而指出，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戰爭年代，看到他們，“就往往會忘掉自己的悲觀情緒，想到自己正是為這些少年的將來而戰鬥，就會感到鼓舞”；“看到他們，就會使你感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就會感到任何國家有了青少年就不會沒有希望。在少年先鋒隊員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將來”；“看到這些英勇的年輕人，沒有人能不感到中國人並不是生來腐敗的，而是在品格上有著無限的發展前途”。
斯諾認為，“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生活中，個人的存在是在社會整體，即群眾之中的滄海一粟。”0他“一再發現，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出青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參加紅軍以後，他就把自己給忘掉在什麼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問他，就不會聽到更多關於自己的事情，你所聽到的隻是關於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一這些名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大寫的”？
因此，在夜複一夜地采訪毛澤東的過程中，斯諾越來越感到，“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曆史’的範疇，有點不著痕跡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於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0這充分表明，共產黨已經開始拋棄個人主義、帝王思想等封建糟粕，使個體心理、性格與由之而來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融為一體。這種純潔而高尚的生命意念，最終縮短了不同種族、不同國度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增強了理解，培育了信任，廣交了朋友，促進了革命事業更快更好地發展。斯諾就獲得了這種故鄉、同胞、親人般的認同感。告別紅色中國時，他戀戀不舍，覺得不是“回家”，而是“離家”。這種深層生命體驗，在他於1958年出版的《複始之旅》中得到了更趨理性的廓定：“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曆。我在那裏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和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
超拔的民族意識——對中華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
由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大“我”生命意念生發而來，便自然凝聚、升華為以對中華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關懷為彈射點的超拔的民族意識。愛潑斯坦說得好，斯諾的“步伐是跟隨著中國人民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為了取得國際上的平等地位而進行的鬥爭一同前進的”。
一、雙重壓迫一中華民族的嚴峻現實
“斯諾感到他和中國的特殊接觸帶給他特殊的責任。”這種責任促使他深人思考中華民族巨大現實苦難的根源。
他認為，中國的苦難乃是雙重壓迫所致。一是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二是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這也是變革現實最深刻的出發點。他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必須“盡快實現兩項任務：一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實現民族獨立（那就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二是推翻地主豪紳勢力，實現民主〖那就是把群眾從半封建，中解放出來〉”。
(一）國內以國民黨為禍首的反動暴政截止到1936年，斯諾已在中國生活了8年。耳濡目染，“苛捐雜稅，腐敗的穀物交租製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稱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關係的整個傳統製度，弄得無地的農民經常負債累累，沒有糧食儲備，完全無力應付旱災、饑餓、洪水這樣的危機。”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憶及1929年的西北之行時，沉痛地說：“我在綏遠度過的那一段疆夢般的時間裏，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餓死。”斯諾看到，辛勤勞動的人一個多月沒吃飯了，掛在身上的快要死去的皮肉打著皺褶；20歲的青年走起來像個老太婆；兒童們骨骼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像生了腫瘤一樣……。他強調，“我並不想要危言聳聽。這些現象都是我親眼看到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
國民黨的稅收可謂多如牛毛。僅1943年《寧夏公報》就開列了馬鴻逵所收主要稅種總計達31種之多：銷售稅、家畜稅、駱駝稅、運鹽稅、用鹽稅、養羊稅、養鴿稅、糧食稅、特別糧食稅、土地稅、附加土地稅、磨石稅、磨麵稅、煙稅、酒稅、婚稅……。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繁重的稅收，把本已困苦不堪的人民推人水深火熱之中。
國民黨不僅推行沉重的捐稅剝削，還瘋狂進行反人民的內戰，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作者了解到國民黨軍隊一係列駭人聽聞的殘暴行徑。《紅星照耀中國》記載，國民黨在第五次“圍剿”中，將蘇區人消滅殆盡或遷移一空，“成千上萬的兒童被抓了起來，送到漢和其他城市，賣去做學徒’。成千上萬的年輕姑娘和婦女被帶到工廠裏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長得漂亮點的被軍官留下做小老婆；在湖北黃岡縣一個小鎮，“隻見17具年輕婦女的屍體，赤條條地在陽光下躺在那裏。她們是在遭到強奸後被殺死的”；在黃岡歐公集一座山下，堆著400多具屍體，有些被害者尚未完全死去，一些地方流有幾寸厚的血，“有些婦女屍體旁邊還有緊緊抱著她們的孩子”在麻城一個運動場，淺淺地埋著幾位同誌的屍體，“他們身上的皮給剝掉了，眼珠被挖了出來，耳朵鼻子都給割掉”了。國民黨及其反動軍隊的反人性及慘無人道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