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曾經“運動”成風，到“文化大革命”而達於頂點，張愛玲留在大陸，肯定逃不了，完全沒有必要做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為此代她慶幸。但對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不像出於《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作者的手筆，我很代張愛玲惋惜。這並不因為小說的政治傾向。我近年來有一種越來越固執（也許可以說堅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這一類有關信仰的問題，應當彼此尊重，各聽自便，不要強求，也決不能強求，誰如果確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別人反對。
《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無論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於虛假，就必定導致在藝術上繳械。張愛玲在這兩部小說的序跋中，力稱“所寫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煩，屢述“故事的來源”，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舊式店鋪裏掛“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一樣。事實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張愛玲一九五三年就飄然遠行，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杆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裏不存在什麼秘訣，什麼奇跡。
海外有些評論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戀》讚得一朵如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為小說暴露了“鐵幕”後麵的黑暗，如獲至寶。但這種暴露也是膚淺而歪曲的，在大陸讀者看來，隻覺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會諱疾忌醫。大陸不是天堂，卻決非地獄。隻要有點曆史感，榮枯得失，一加對照，明若觀火。“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愛玲隔岸觀火，並不了解她的攻擊對象，而又要加以攻擊，怎麼能打中要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內文藝界正在拋棄“為政治服務”的口號，而從來筆端不沾政治的張愛玲，反而作繭自縛。
三十年駸駸地過去了，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我多麼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鎖記》，新的《傾城之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有完”。
我在北方湛藍的初冬，萬裏外，長城邊，因風寄意，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願，親切的問候。
【作者簡介】
柯靈（1909—2000），劇作家，評論家，原名高季琳，浙江紹興人，生於廣州。小學畢業後靠自修完成學業，1926年在上海《婦女雜誌》發表敘事詩《織布的婦人》而步入文壇。1931年來到上海，先後在天一影片公司和明星影片公司從事宣傳工作，同時從事文學創作和電影評論。1938年創作了第一個電影劇本《武則天》，此後創作或改編了電影劇本《亂世風光》、《末路王孫》，1945年與師陀合作將高爾基的話劇《底層》改編成話劇劇本《夜店》（後改編成電影），產生了廣泛影響。1948年至香港任《文彙報》副總編，創作電影劇本《春城花落》、《海誓》，1949年回到上海，曾任上海《文彙報》副社長兼副總編、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所長、上海電影藝術研究所所長、《大眾電影》主編、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上海影協常務副主席等職，改編或創作電影文學劇本《腐蝕》、《不夜城》、《秋瑾傳》等，著有多部散文集、文藝評論集及《柯靈電影劇本選集》。
張愛玲有關情感的妙語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遲一步，遇上了也隻能輕輕地說一句：“哦，你也在這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