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開始了。錢鍾書夫婦倆也在劫難逃。1966年8月9日，楊絳被“揪”了出來，3天後，錢鍾書也被“揪”了出來。那時候，錢鍾書在文學所，楊絳在外文所，同屬學部，命運也相同。每天上班，他倆各自掛著自己精心製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筆工整地寫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罪名，然後穿上繩子各自掛在胸前，互相鑒賞。一天，錢鍾書在被揪鬥中，頭發給人剃掉縱橫兩道，成了“十”字怪頭，虧得楊絳一向是錢鍾書的“理發師”，趕緊將“學士頭”改為“和尚頭”，抹掉了“十”字。盡管被批鬥，但他們的感情融洽到給人一種“膠著”的親密感。在被批鬥的日子裏，他們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顧，走時肩並肩，手挽手，被學部的人譽為“模範夫妻”。
1969年，錢鍾書被下放到河南幹校，臨走那天，楊絳及女兒、女婿王得一拿著大包小包哭著為他送行。錢鍾書不等車開就催他們回去，免得看見他們難過的樣子。車子開走了，把楊絳的心也帶走了。
1970年，楊絳也下放到河南幹校。下幹校那天，隻有女兒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已於一個月前因軍宣隊批鬥迫害自殺了。車子啟動了，母女二人欲哭無淚地揮手作別。楊絳被安排在菜園班看菜園。她這個菜園離錢鍾書的宿舍不遠，錢鍾書此時改任專職通訊員，每次收取報紙信件都要經過這片菜園，夫婦倆經常可以在菜園相會。兩人坐在水渠邊曬曬太陽、談談話。錢鍾書還經常寫信給她，寫些所見所聞、雜感、笑話和詩詞。魚雁往來，給他們生活增加了慰藉。
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1972年才結束。
“文革”結束後，錢鍾書楊絳獲得了自由，終於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中。浪費了整整10年的光陰，錢鍾書夫婦倆決定整天閉門自守，什麼地方也不去了，終日沉入自己的學問事業中。
錢鍾書與錢基博
錢鍾書之父錢基博是一個儒家學者。錢鍾書從識字開始未脫離過正統儒家教育。錢基博管教極嚴，他不許女兒用舶來品化妝，不許兒子穿西裝，認為這是父親的職責。他常用體罰來管教子弟。據楊絳說，1925年錢基博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寒假沒有回家。鍾書寒假回家沒有嚴父管束，甚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說世界》、《紅玫瑰》、《紫羅蘭》等刊物恣意閱讀。暑假他父親歸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輪船，輾轉回家。父親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鍾書、鍾韓各做一篇文章。鍾韓的一篇頗受誇讚，鍾書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親氣得把他痛打一頓。
這次“痛打一頓”，雖然沒有使錢鍾書“豁然開通”，但激發了他發憤用功。不過一兩年工夫便判若兩人，常為父親捉刀寫文章。楊絳回憶，商務印書館出版錢穆的一本書《國學概論》，上有鍾書父親的序文。據鍾書告訴楊絳，那是他代父親寫的，一字沒有改動。
1929年，錢鍾書考上清華後，錢基博父子開始通信。錢基博將鍾書的信一頁一頁地貼在本子上，而且貼了好幾本。可惜這些書信在“文革”時被紅衛兵一把火燒掉了。
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錢氏父子的來往信劄隻有三封，因曾刊於光華大學半月刊上，所以得以保存下來。錢基博在1931年10月31日寫的信上告誡鍾書，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聲大、地位高更加重要。並說：“子弟中，自以汝與鍾韓為秀出，然鍾韓厚重少文，而為深沉之思，獨汝才辯縱橫，神采飛揚，而沉潛遠不如。勿以才華超絕時賢為喜，而以學養不及古聖賢人為愧。”他又說：“緯、英兩兒中資，不能為大善，亦無力為大惡，獨汝才辯可喜；然才辯而或惡化，則尤可危！吾之所謂惡化，亦非尋常子弟之過。世所稱一般之名流偉人自吾觀之，皆惡化也，皆增進危險於中國也！”做父親的一片拳拳之心，躍然紙上。
錢鍾書作品精選
窗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開了。春天從窗外進來，人在屋子裏坐不住，就從門裏出去。不過屋子外的春天太賤了！到處是陽光，不像射破屋裏陰深的那樣明亮；到處是給太陽曬得懶洋洋的風，不像攪動屋裏沉悶的那樣有生氣。就是鳥語，也似乎瑣碎而單薄，需要屋裏的寂靜來做襯托。我們因此明白，春天是該鑲嵌在窗子裏看的，好比畫配了框子。
同時，我們悟到，門和窗有不同的意義。當然，門是造了讓人出進的。但是，窗子有時也可作為進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說裏私約的情人就喜歡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門的根本分別，決不僅是有沒有人進來出去。若據賞春一事來看，我們不妨這樣說：有了門，我們可以出去；有了窗，我們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風和太陽逗引進來，使屋子裏也關著一部分春天，讓我們安坐了享受，無需再到外麵去找。古代詩人像陶淵明對於窗子的這種精神，頗有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