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對女兒說，《圍城》裏有個醜孩子，就是她。阿圓信以為真，卻也並不計較。
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裏，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鍾書告訴阿圓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圓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鍾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遊戲。後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裏去了。
鍾書的“癡氣”也怪別致的。他很認真地跟我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圓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麼對得起阿圓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隻生一個。
解放後，我們在清華養過一隻很聰明的貓。小貓初次上樹，不敢下來，鍾書設法把它救下。小貓下來後，用爪子輕輕軟軟地在鍾書腕上一搭，表示感謝。我們常愛引用西方諺語：“地獄裏盡是不知感激的人。”小貓知感，鍾書說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鍾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裏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緊鄰林徽因女士的寶貝貓，她稱為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
我常怕鍾書為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麵，那麼，打貓要看主婦麵了！”（《貓》的第一句），他笑說：“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製定的。”
錢家人常說鍾書“癡人有癡福”。他作為書癡，倒真是有點癡福。供他閱讀的書，好比富人“命中的祿食”那樣豐足，會從各方麵源源供應（除了下放期間，他隻好“反芻”似的讀讀自己的筆記，和攜帶的字典）。新書總會從意外的途徑到他手裏。他隻要有書可讀，別無營求。這又是家人所謂“癡氣”的另一表現。
鍾書和我父親詩文上有同好，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鍾書常和我父親說些精致典雅的淘氣話，相與笑樂。一次我父親問我：“鍾書常那麼高興嗎？”“高興”也正是錢家所謂“癡氣”的表現。
我認為《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鍾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鍾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癡氣”旺盛的鍾書。我們倆日常相處，他常愛說些癡話，說些傻話，然後再加上創造，加上聯想，加上誇張，我常能從中體味到《圍城》的筆法。我覺得《圍城》裏的人物和情節，都憑他那股子癡氣，嗬成了真人實事。可是他畢竟不是個不知世事的癡人，也畢竟不是對社會現象漠不關心，所以小說裏各個細節雖然令人捧腹大笑，全書的氣氛，正如小說結尾所說：“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傷感，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腸蕩氣。
鍾書寫完了《圍城》，“癡氣”依然旺盛，但是沒有體現為第二部小說。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詩選注》剛脫稿，因父病到湖北省親，路上寫了《赴鄂道中》五首絕句，現在引錄三首：“晨書瞑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碧海掣鯨閑此手，祗教疏鑿別清渾。”“奕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應褪淨，夜來無夢過邯鄲。”“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蹍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後兩首寄寓他對當時情形的感受，前一首專指《宋詩選注》而說，點化杜甫和元好問的名句（“或看悲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據我了解，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隻能從事研究或評論工作，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念了。《圍城》重印後，我問他想不想再寫小說。他說：“興致也許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隻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隻有後悔了。遺恨裏還有哄騙自己的餘地，後悔是你所學的西班牙語裏所謂‘麵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寧恨毋悔。”這幾句話也許可作《圍城》《重印前記》的箋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