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說那是真人真事。我們逼著問：是誰？是誰？他笑而不答。梁先生講笑話時就是那副真真假假的神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梁先生是否講的真人真事。那簡真就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嘛！
吃喝談笑之中，偶爾也談文壇舊事。我們巴巴地問到徐誌摩、陸小曼、冰心、老舍、沈從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們，那時他們都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我們對那些身為作家的“人”，遠比任何文壇事件有興趣。例如，我們會問：“冰心是什麼樣兒？”梁先生笑笑，想起了他的秋郎時代吧？“長得不錯。”他沒多說。從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輕時清麗的模樣。
梁先生那時還沒從師範大學退休。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對外界的事也似乎沒興趣。我和海音、孟瑤似乎也為他們夫婦倆的生活添了點兒樂趣，每過一陣子，他們就邀我們去玩。隻有文薔一家從美國回去看兩老的時候，他們就不理我們了。那時我覺得梁先生挺寂寞的。
1964年，我由台灣來美國之前，去看梁先生和梁師母。
“你沒有路費吧？”梁先生在談話中突然問我這麼一句話。
“您怎麼知道？”
“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到美國的路費，就是梁先生借給我的。我到美國後申請到一筆研究金，才還給了在西雅圖的文薔。
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雖不多，但一紙短箋，寥寥數語，卻給我這海外遊子無限鼓勵和溫暖，我也對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點認識。
1972年，我和安格爾去西雅圖，正值梁先生和梁師母在文薔那兒。楊牧（那時候他還叫葉珊。在我心目中，他永遠是躺在我愛荷華家中地板上，手指自己鼻尖說：“我，葉珊，二十五。”）已從麻州大學轉到華盛頓大學去教書。他邀我們和梁先生夫婦相聚。我們一起開車去文薔家接兩老去一中國餐館。八年不見，相見特歡。梁先生和安格爾一見如故。我隱約感覺到兩老都有些異國飄零的心情。他們非常鍾愛女兒，也非常享受兒孫的繞膝之樂，但他們似乎不知如何安頓自己。他們說，女兒女婿太忙，忙得他們心疼，要幫忙吧，又插不進手，而且，女兒女婿也不要兩老動手。父母的慈愛，兒女的孝心，在美國全無法表達，宛如交響樂中的鋼琴、小提琴，各自美則美矣，卻無法合奏起來。
從那次見麵以後，就沒再見到梁先生、梁師母了。那已是16年前的事了。我們仍然偶爾彼此寫封短簡，就是我到國外去，也告訴梁先生一聲。1974年春，我和安格爾在亞洲七八個國家旅行了三個月，也到了台灣，梁先生梁師母仍在西雅圖。六月回到愛荷華，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寫給我的惟一一封英文信，為的是要安格爾也立刻看到，不必經我翻譯。他迫不及待地要我們知道他喪妻的悲痛。梁師母在去超級市場途中遭梯子擊倒去世了，那天是4月30日。梁先生的信是5月4日寫的，正是為梁師母悼祭的日子。讀著梁先生的信，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掙紮活下去的梁先生。我非常擔心他如何打發以後的日子，因為我知道他如何依賴梁師母。
幾個月之後，1975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從西雅圖來的信，告訴我他在台灣認識了韓菁清女士，並已結不解之緣。“我的友好幾乎都持反對或懷疑我的態度……”我將信譯給安格爾聽。我倆立刻各自給梁先生寫了信，告訴他我們十分高興他又找到幸福，不必為外間閑言閑語所擾。我們也告訴他，年齡的差別不是幸福的障礙，甚至文化的區別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了解、尊重、體諒、寬容和忠誠。我和安格爾就是我這輩子見到的最和諧的婚姻。
梁先生立刻又來了信，又是迫不及待地，表示“感激涕零”。他忽然成了個戀愛中的慘淡少年，需要支持，需要保證，需要信心。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給人支持、給人保證、給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沒料到他在愛情麵前也會如此脆弱。就因為這點兒“脆弱”，梁先生才更可愛、可敬、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