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
表叔自己記性非常好，但談論現代科學所引用的數字明顯地不準確。盡管是在聊天，孩子們卻很認真，說爺爺今天講的數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時發覺了也會好笑起來：“怎麼我今天講的全是‘七’字（七十輛車皮，七萬件文物，七百名幹部調來搞文物，七個省市……）”
“文化大革命”時，那些“管”他的人員要他背《毛主席語錄》，他也是一籌莫展。
我說他的非凡的記憶力，所有和他接觸過的年輕朋友是無有不佩服的。他曾為我開過一個學術研究的100多個書目，注明了出處和卷數以及大約頁數。
他給中央美院講過古代絲綢錦緞課，除了隨帶的珍貴古絲綢錦緞原件之外，幾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講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斷代信口講出來。
他那麼熱衷於文物，我知道，那就離開他曾經朝夕相處近40年的小說生涯越來越遠了。解放後出版的一本《沈從文小說選集》序言中有一句話：
我和我的讀者都行將老去
聽起來真令人傷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訴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筆蠅頭行草的長信，他給我三點自己的經驗：
一、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趕快爬起來往前走，莫欣賞摔倒的地方耽誤事，莫停下來哀歎；三、永遠地、永遠地擁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這幾十年來，我都嚐試著這麼做。
有時候，他也講俏皮話——
“有些人真奇怪，一輩子寫小說，寫得好是應該的，不奇怪；寫得不好倒真叫人奇怪。”
寫小說，他真是太認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文字音節上，用法上，一而再的變換寫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
【作者簡介】
黃永玉，1924年出於湖南省鳳凰縣，土家族人，受過小學和不完整初級中學教育。十六歲開始以繪聲繪色畫及木刻謀生。曾任瓷場小工、小學教員、中學教員、家眾教育館員、劇團見習美術隊員、報社編輯、電影編劇及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
自學美術、文學，為一代“鬼才”。他設計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裝家喻戶曉。其人博學多識，詩書畫俱佳，亦是詩、雜文、散文、小說、劇本的大家，出版《永玉六記》、《吳世茫論壇》、《老婆呀，不要哭》、《這些憂鬱的碎屑》、《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太陽下的風景》、《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等書。畫過《阿詩瑪》、毛主席紀念堂山水畫等。在澳大利亞、德國、意大利開過畫展，在海內外享譽甚高。
沈從文與巴金
巴金在《懷念從文》中寫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人隻有你，至少你是第一個。這是真話。”這句質樸無華、發自心底的話，反映出巴金與沈從文五十多年的真摯友誼和無限情深。
巴金與沈從文相識於1932年的冬天。當時正在青島大學教書的沈從文，收到張允和、張兆和姐妹發來的電報，告訴他有關婚事已獲父母的應允。她們的父母當時住在上海，想見一見這個未來的乘龍快婿，於是沈從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間，沈從文遇見了在南京主編《創作月刊》的陳曼鐸。陳曼鐸是來上海找巴金約稿的，他就約巴金和沈從文一起，到一家俄國人開的西餐館聚餐。素昧生平的巴金和沈從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讀過對方的作品，因此一見如故。交談中巴金得知沈從文有本短篇小說集，想找個出版社出版。飯後，巴金帶著沈從文到閘北的新中國書局，將沈從文的小說集交給這個書局的老板，並且預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間，巴金還幫助沈從文挑選了拜見未來的嶽父母的禮物。沈從文想買幾套外文書作為見麵禮，可是又擔心自己買不好，就請巴金幫忙。巴金不負所望，帶著沈從文到書店精心挑選了幾套俄羅斯的文學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訶夫小說集》，印製精美，又是權威譯本，沈從文的未婚妻張兆和非常喜歡，這對成全沈從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園水榭舉行了一次宴會，宣布他們結婚。前來赴宴的除了張家姐妹外，就是沈從文的文學界的朋友們。巴金得知他們結婚的消息，馬上給他們發了賀電，祝福他們“幸福無量”。不久，巴金來到北平時，住在達子營沈從文家裏。盡管沈從文新婚燕爾剛剛一個多月，但他們夫婦對巴金這個好朋友卻是相敬如賓。他倆都在醞釀著新的作品，舍不得花時間閑聊，就分頭搞起了創作。北方的秋天氣候宜人，沈從文將書房讓給巴金創作《霧·雨·電》中的插曲《雷》，而自己卻在院子裏的樹陰下寫自己的《邊城》。不久。沈從文的大姐前來看望他們新婚夫婦，巴金才搬離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