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傳略
周作人（1885—1967），字星杓，後改名奎綬，自號起孟、啟明（或作豈明）、知堂等。重要筆名有獨應、仲密、藥堂、周遐壽等。祖籍浙江紹興。
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赴日本，先後入東京政法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曾與魯迅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一、二集。1911年返回紹興，先後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和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第五中學英語教員。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文科教授兼國史編譯處纂輯員。
新文學運動發韌時期，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上先後發表《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新文學運動理論建設上的重要文章，產生過廣泛影響。1920年參加新潮社，被推選為該社主任編緝，並負責主持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起草宣言。五四前後除繼續翻譯介紹外國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外，還發表大量白話詩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骨幹之一。
1922年7月起兼任燕京大學新文學係主任。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園地》問世。1924年11月發起組織語絲社，並成為《語絲》的實際主編。這時期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為《雨天的書》、《澤瀉集》、《談虎集》、《談龍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學文學院國文係主任及日本文學係主任。1930年與馮文炳等合辦文藝周刊《駱駝草》，同時大力鼓吹文學的無目的性，創作了大量專注於草木蟲魚的文章和讀書筆記，創作風格愈加走向閑適。此時結集的有《永日集》、《看雲集》、《苦茶隨筆》、《夜讀抄》、《瓜豆集》等。
七七事變後，北大南遷，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及東亞文化協會會長等。淪陷時期著作結集有《藥堂語錄》、《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戰勝利後因漢奸罪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釋出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定居北京，先後寫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裏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知堂回想錄》，還翻譯了一些日本、希臘文學名著。
1967年因患前列腺腫瘤在京去世。
知堂先生
廢名
林語堂先生來信問我可否寫一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誌》，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這個題目於我是親切的，懼則正是陶淵明所雲：“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雲爾。”我想我寫了可以當麵向知堂先生請教，斯又一樂也。這是數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筆。前天往古槐書屋看平伯，我們談了好些話，所談差不多都是對於知堂先生的向往，事後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見完全是一致的，話似乎都說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來沒有把那些談話都記錄下來，那或者比著意寫一篇文章要來得中意一點也未可知。我們的歸結是這麼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知堂先生是一個躬行君子。我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我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的態度。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曆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我們兩人都回答不了。“漸近自然”四個字大約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這裏一點神秘沒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書做參考。中國的聖經聖傳，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這以外大約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唯女子與小孩的問題，又煩惱了不少的風雅之士。我常常從知堂先生的一聲不響之中，不知不覺的想起了這許多事，簡直有點惶恐。我們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們與野蠻的距離有時很難說，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齊家，真是以自然為懷，雖欲讚歎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讀到《人間世》所載《苦茶庵小文·題魏慰晨先生家書後》有雲：“為父或祖者盡瘁以教養子孫而不責其返報，但冀其曆代益以聰強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這個祖宗罪業深重的國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