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人五言詩看，所謂西漢蘇武、李陵的五言詩係偽托之作。現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詩是東漢班固枟詠史枠和應亨枟贈四王冠詩枠，但“質木無文”（鍾嶸枟詩品序枠語）。東漢末年的枟古詩十九首枠，才標誌文人五言詩的完全成熟。
以上所述，實際上隻說明五言詩開始於西漢民間五言詩，而不是文人五言詩。它沒有真正說明五言詩形式的起源。要說明一種事物的起源，需要說明它的源泉是什麼，以及怎樣在這個源泉的基礎上產生和形成。對五言詩的起源也應作如是論說。所以，我們的考察還得從五言詩形式的源泉著手。
古代有認為五言詩形式源於枟詩經枠的，如明代許學夷枟詩源辨體枠卷三曰：“漢魏五言，源於枟國風枠。”有認為源於上古歌謠和枟楚辭枠的，如梁代鍾嶸枟詩品序枠曰，“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餘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前說嫌大而化之，我們不知它具體指枟國風枠中的什麼形式。如果指枟國風枠中主要的四言詩形式，則我們還須知道怎樣從四言詩形式變化為五言詩形式；如果指枟國風枠中現存的五言詩形式，則不妥當，因為枟國風枠中最集中的五言詩句莫過於枟召南· 行露枠中的“誰謂雀無角”等幾句，未成篇章，而枟魏風· 十畝之間枠要算上每句末尾的“兮”字才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詩。總之，枟詩經枠中的五言詩句很少，大約隻是在不便用四言詩句表達時才出現，並非歌者有意識的創造。枟詩經枠中有的五言句子的節奏形式，如“或／燕燕／居息”等，也並不是後世五言詩句子的節奏形式。後說舉例說明，例子具體，但不科學：“夏歌”現存於偽古文枟尚書· 五子之歌枠，為後世贗作，所以與五言詩來源的問題無關；枟楚辭枠中“名餘曰正則”一句後麵還有一個“兮”字，本不是五言句子，況且那樣的五言句子在枟楚辭枠中很少。更重要的是，事物的源泉並不等同那事物本身，那事物的產生和形成，是要在其源泉的基礎加以若幹變化的。就五言詩作為一種新詩體來說，是需要對它的源泉加工、改造才能產生和形成。所以，枟詩經枠和枟楚辭枠中斷章零句的五言詩句，並不是五言詩形式的源泉。
五言詩形式的源泉是什麼呢？我們也隻能假定是枟詩經枠或枟楚辭枠的形式。枟詩經枠和枟楚辭枠在五言詩形成前流傳了數百年，並且漢初它們仍然是文人創作的主要形式，不可能不對漢代五言詩形式的產生和形成發生影響。或者反過來說，五言詩形式不可能憑空產生，必然是通過對前代枟詩經枠和枟楚辭枠形式加以繼承和革新而產生的。不過由於上述原因，我們不是設定枟詩經枠和枟楚辭枠中現存的五言句式，而是其他某種或者某些句式來作為五言詩形式的源泉。
在枟詩經枠和枟楚辭枠這兩種可能的源泉中，我們容易首先考慮到枟詩經枠，而不是枟楚辭枠。枟楚辭枠最接近五言詩形式的是九歌體句式（1）“一二（一）二”，它省去半中的兮字後即為“一二二”的五言形式，但這種形式是不大可能改造為五言詩的“二二一”形式的。由於類似道理，離騷體句式也不容易改造為五言詩句式。（上章曾指出它是漢代賦的形式的來源。）而枟詩經枠的主要形式是“二二”，我們很容易想到：在它的後麵加上一個單音頓，豈不就是五言詩的“二二一”句式了？但問題並不如此簡單。五言詩句的“二二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格律形式化了的。這裏，我們應該首先考察五言詩句基本的意義節奏形式與作為其源泉的枟詩經枠四言句式的意義節奏形式的關係。因為漢語詩歌的節奏是音頓節奏，它最終決定於相應的意義節奏形式。隻有詩句的意義節奏形式發生了規律性的變化，其外在的格律節奏形式才發生相應的變化，從而產生新的節奏形式。
枟詩經枠四言詩句的意義節奏形式一般是“二二”，所以它的格律節奏形式也是“二二”。五言詩句的意義節奏形式一般是什麼呢？從上文枟戚夫人歌枠一詩的四句看，有“一四”、“三二”和“二三”等形式；枟李夫人歌枠一詩則一律為“二三”；枟邪徑枠一詩也一律為“二三”。漢樂府中成熟的五言民歌的意義節奏形式都可以大致劃分為“二三”。如較早的枟長歌行枠：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複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