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我離開老家，離開大舅，至今半個世紀有餘。少年時期跟著媽媽“轉戰”山東各地：樂陵、淄博、青島、濟南……，可以說逐媽媽工作之地而居、而學。成人之後，落腳在北京，筆耕近四十年矣。半個多世紀以來，時時想起大舅，但隻見過三次。
一次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在博山上中學，寒假回去探親。大舅還是那麼樂和，隻是臉上已經添了一些皺紋，見了我，一個勁兒拍：長高了，長高了。晚上一家人湊在姥姥炕上，大舅、二舅，還有二姨、三姨、四姨，圍著姥姥，說不完的話兒。忽然，大舅嚴肅起來：小瀛兒呀（大舅叫著我的乳名），這幾年最解氣的事兒，莫過於政府把害你姥爺的漢奸查出來，正法了。就這一句話，全家沉寂下來，隻聽見火爐子上燒開水的鐵皮壺噝噝噝響。我知道，誰也不願再說起那個痛得撕心裂肺的慘劇。小時候，大舅也從未對我說過，大概怕我幼小的心靈承受不住；上中學時填表，涉及家庭成員、社會關係，要填爸爸，姥爺……，媽媽才告訴我：那是1942年冬天，漢奸領著日本鬼子來抓抗日幹部家屬。因為我爸爸杜子甫是中共魯北地委書記，兼八路軍某部政委，雖然已經於1942年6月10日在著名的柳林慘案中壯烈犧牲，但敵人仍然要斬草除根，禍及親屬，我姥爺首當其衝。媽媽說，日本鬼子在漢奸指認下抓到我姥爺之後，把鄉親們趕到村東場垣上，用大刀把我姥爺的頭砍下來……媽媽泣不成聲。
一次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在不少地方餓死人的那年春節，我作為大學生，餓回老家去了。姥姥和舅們、姨們，從牙縫裏省出可吃的，送到我嘴裏。那年，姥姥的頭發全白了，而大舅，好像臉變長了，個兒也顯得更高了，大概是因為瘦的緣故吧。為了一家老小生計，大舅早已沒有心思和閑情養鴿子，做籠子，喂鳥兒……，正經事兒還做不完呢。大舅是種地的好手，在生產隊裏，扶耬、揚場、簸簸檱……這些傳統的高技術活兒，非他沒屬；而在農活之餘或農閑時候，他則起早貪黑，到周圍趕集，為人補自行車帶。他不止補車內胎，而且用熱補的方法，補車外帶，這在方圓數十裏，是他的絕活兒。那年春節期間特別冷，雪下得挺大，老化不了，西北風吹到人臉上，象刀子似的。快到年根兒底下了，大舅還去趕集，天黑前回來躺在炕上，我給他捶腰。他說，小瀛兒，你是個大學生了，你給我說說，你們一家一輩子跟著共產黨毛主席革命，革到這會兒，怎麼有的地方還會餓死人？我答不上來。春節過後回學校時，大舅把我叫到一邊，塞給我三十塊錢：餓了，買點吃的。那時候，農村一個工分兒是七分錢，一個壯勞力一年最多能掙兩千來個工分；我一個月的飯費是十塊錢。
一次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媽媽離休住在北京，讓大舅來這裏玩些天。大舅年逾古稀，可身板兒硬朗，腰不彎，背不駝，臉上雖然添了許多刀刻似的皺紋，但是又讓我看到了小時候看到的那種樂和勁兒，而且還是象當年喜歡我那樣喜歡我的兩個孩子。白天，媽媽帶著他看長城、香山、頤和園、故宮、天壇、北海……，晚上圍在一起看那台12吋的黑白電視，懷裏攬著孩子。大舅嘴裏不斷嘖嘖感歎：這玩意兒怎麼那麼奇呢，怎麼那麼奇呢！不念書，沒文化，造不出來。一定叫孩子多念書，能念多高念多高。
這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大舅，隻是從信裏，後來從電話裏，知道大舅八十多歲還能騎自行車到三十裏開外的縣城。
2002年12月25日，大舅無疾而終，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