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許久以來，略知我家世的好多朋友總對我說：你應該寫一寫你的爸爸。他們從各種渠道知道我爸爸杜子孚（有時也寫為子甫）是位抗日烈士，曾做過地委書記，犧牲在戰場上，很悲壯。特別是二零零二年爸爸犧牲六十周年的時候，我有一種衝動：要寫點什麼紀念他，在自己心中，在家人心中，為爸爸建一座碑。
可是，我屢屢提筆，又屢屢放下。
唉！我有一種無從言說和無以言說的悲哀和無奈。
現在上小學或上中學的孩子們，假如老師給他出一道作文題“我的爸爸”，一般情況下他總有些鮮活影像可寫，因為他從小生活在爸爸身邊，爸爸嘴裏呼出來的氣都能感受到，爸爸長得高矮胖瘦，甚至某顆黑痣長在臉的某個部位，說話時好用些什麼口頭語，喜歡京劇還是愛看球賽……，他都清楚。而我呢，爸爸音容笑貌一概不知。我尚未出生，爸爸就已經離家打日本鬼子去了；我不到四歲，爸爸戰死沙場。我腦子裏基本沒有，也可以說很難搜索出關於爸爸的感性印象。
或者兒時曾經有過，但我不記得了。
聽媽媽說，我不到一歲時，爸爸帶隊伍路過，匆匆回家，看到我胖胖的小臉，喜歡得不得了，抱著又是親又是咬，胡子茬紮得我哇哇直哭。我的哭聲還沒停，他又匆匆跟隊伍走了。——這，我哪能記得呢。
媽媽還說，形勢稍好一點的時候，她也曾帶著我和哥哥去看過爸爸一次，那時我大概三歲。噢，媽媽一說，倒勾起我模模糊糊的些許記憶：我曾經在某個大門外空地上拿著一塊苞米餅子吃，一隻大紅公雞大搖大擺靠近我，用它硬硬的嘴來啄我手裏的餅子，它似乎長得比我還高，我嚇得哭喊。好像是爸爸跑出來把我抱進屋去，屋裏開會的人一陣歡笑。你若問我當時看到的爸爸什麼樣？我說，記不得了。一個三歲的孩子淚眼看爸爸，能看清什麼呢？我當時獲得的大概隻是一種得到爸爸保護的安全感和舒適感。可惜，現在想來這種感受對我來說太少了。至於關於爸爸的其他印象，我卻想不起什麼。他大概成天開會，商量打鬼子吧，哪有時間陪孩子玩兒，同孩子親熱？也許偶爾有時間陪我，我也不記得了。
再以後，沒有機會了，永遠。
我從小就羨慕那些能夠時時生活在爸爸身邊、坐在爸爸腿上、偎在爸爸胸前的孩子。
爸爸幾乎沒有留下什麼遺物，除了一張畢業文憑，一支畫畫用的毛筆，一棵他親手栽種的長在房後的槐樹。
畢業文憑和毛筆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修房時，從老牆的夾縫裏發現的。伯父說，那是抗戰時期爺爺藏的，他不想讓爸爸的任何一點東西落入敵人之手。文憑上寫的時間是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爸爸在天津中學畢業。二十多年後我看到它時，紙已變黃、變脆。但它是我們家的寶物。因為最可貴的，是上麵有一張爸爸的相片，雖然右下方有學校鋼印的痕跡，但麵部清楚。這是爸爸留下的唯一一張相片。初得到這張相片時，我的手激動得發抖，眼碰到它時，心怦怦直跳——我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二十來年，第一次這麼真切地看到自己爸爸的臉龐：眉毛濃濃的黑黑的，斜插上去。眼睛裏有一股子英氣。留著分頭，頭發不長，但顯然很硬，一種不馴服的樣子。嘴唇稍厚而微微上翹，令人感到男兒的剛毅。
伯父說，看你現在，就想起你爸爸當年的樣子。
相片上的爸爸，不到二十歲。伯父說，我們家世代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幾輩隻出了爸爸一個讀書人，爺爺靠種梨樹供他念書，在天津。臨畢業前半年，快放寒假了，全家人等爸爸回來，一等再等不見人影兒，著急。後來知道是“一二.九”鬧學潮，爸爸還是學生裏麵的頭兒，和北京的學生聯絡，上街遊行，反對日本侵略，向政府請願，聽說差一點去了南京。後來，反動政府要抓他，他又聯絡幾個同學回到家鄉來宣傳。正好快過春節了，趕集的人多，他們搬個凳子站上去，人圍得裏三層外三層，爸爸穿件大棉袍子，講得嘴角出白沫，頭上直冒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