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針對文壇上關於中國農村、農民題材小說創作，普遍存在的“落難公子型”（如下放、受貶幹部和插隊知青）寫作和後來進城的農民後代寫作的明顯的差異，筆者提出了一個“農裔城籍”作家的概念，將陳忠實、賈平凹、路遙、張煒們，同王安憶、李銳、梁曉生們區別開來，它至今仍是人們觀察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視角。《梔子花開》中“第一代城市人”的敘事角度，同“農裔城籍”作家的研究角度，有著聲息暗通，同工異曲的巧合。
《梔子花開》中的高秀山是陝西東南部，毗鄰鄂、川、豫的一個偏遠山區農民的後代，他有幸成為自己家族、也是鄉鎮的第一名大學生，畢業後分配進省會城市的一家國營工廠，雖然隻是一個與老工人一樣，在車間帶徒弟的掛名技術員，但工作後第一次探親回家卻仍然成為家庭和所在村子的光榮與驕傲，當他花兩萬多元幫助家中蓋起全村第一座小樓後，更成為人們的豔羨對象。正是在這種良好的感覺下，他不無堅決地拒絕了與自己青梅竹馬、又是小學、中學同學，因為差幾分未考上大學的村支書女兒李惠芹，熱戀上父母是幹部的同廠女工閔潔。然而，到了談婚論娶的時候，卻遭遇到了無錢無房的尷尬。在閔潔離他而去以後，隻好與頂替工傷死亡父親當上學徒工，母親又是丈夫死後才進城的女工吳馨戀愛結婚。這是雙方都有著相近的農村經曆的一對令人讚歎的好夫妻，但在工廠被外資買斷，兩個人雙雙下崗，孩子已經有幾歲以後，高秀山還是又一次體會了“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的尷尬，不僅吳馨對他冷若冰霜，就連嶽母、兒子也視他為無能的外人。曾經因城鄉差別、李惠芹土氣而追求城市姑娘的高秀山，一次又一次被城市姑娘所輕視。固然有自身性格懦弱、保守的原因，但其根本的社會根源仍然是城鄉差別，被農村家庭所拖累的第一代城市人的尷尬。
高秀山的另一重尷尬是其心理上濃重的戀鄉情結與其又不得不愈來愈遠離家鄉，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城裏人的矛盾。小說寫了他先後六次還鄉，盡管詳略不同，但“自己已不屬於這一方水土”的心理感覺，卻越來越清晰、自覺。這種心理矛盾，是第一代城裏人獨特而又痛苦的心靈體驗。不僅世居的城裏人不會有這樣的心靈之痛，就是有農村家鄉概念的第二代、第三代城裏人也不會有如此刻骨銘心的鄉土體驗。更為深刻地是，小說還寫出了因為生活環境與生存方式的差異，高秀山與父親、弟弟、妹妹之間越來越大的距離和隔膜，雖然親情和愛仍然是那樣的濃烈，但隨著生命的成長，新的家庭的組成，他們究竟各自挑著別人不可替代的生活重擔，麵對著各自不同的命運挑戰。這裏表現的實際上是愛和親情的相對性。難得的是在作品的情境中，高秀山又是一個把對親人的責任看得很重和對初戀女友李惠芹不能忘卻的人，這就更加突出了他對親人愛莫能助的沮喪、失敗感，甚至將弟弟未能補習上大學，妹妹未能上學，終於外出打工，歸之於自己當初不該為了臉麵在家裏蓋房。這就使他本來就尷尬的處境更加尷尬，本來就濃重的鄉愁更加濃烈。
高秀山的第三重尷尬是當年連他也同情、憐憫的農村人竟然因為走向“市場化”而富裕起來，他念念不忘的初戀女友李惠芹的丈夫魏建鋒成了在省會城市頗有公關影響的企業家，而他和妻子吳馨都成了任他驅使的打工者，雖然待遇優厚，但他內心卻極不平衡。計劃經濟體製培養了高秀山這樣一代人，寧願忍受以國家名義的支配和貧窮，卻不願將自己的服從和勞動交付給某個個人，特別是熟人、朋友。所以當也成了茶山老板的李惠芹，以1.5萬元禮品表示了對他和家人的關心以後，他們卻並不感激。農民在改革開放、市場化中富起來，一些山裏人逆轉了多年的城鄉觀念，這條情節線，和高秀山所在國營大企業的逐步被外資兼並，他們所留戀不已的“鐵飯碗”的不保，使《梔子花開》沒有僅僅成為一部單純的愛情小說和第一代城市人的人生命運小說，而成為一部以愛情為主要線索的社會曆史小說，具有了鮮明的時代內涵，也使“鄉愁”這種為魯迅先生在八十年前所重視的鄉土文學概念，有了新的生命。這些與主人公命運息息相關的時代背景，在小說中，並不是理念的強加，而是與人物經曆命運、情感的有機融合，十分真實自然。這使筆者想起別林斯基的一個重要的觀點：所謂民族性、地域性、時代性等等人們所看重的文學要素，並不能刻意求之，作家隻要現實地而不是虛假地描寫了人物，它們就會自然呈現出來。當然，誰都會知道，如魏建鋒、李惠芹們命運的大轉變，並不是所有農村人都會有的幸運，但誰都應該承認，改革開放確實改變了越來越多的農村人的命運，因此如高秀山一樣的第一代城市人的尷尬和鄉愁就不會是個別的，相反隨著中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勞動人事製度的改變，私人企業的崛起，高秀山的尷尬和鄉愁，就有了更大的社會普遍性和曆史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