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人格的完整，把春丫推向“唯美”與世俗的兩難選擇。不論春丫怎樣期待和構建理念中的“唯美”和真愛，怎樣地拒絕世俗的羈袢，怎樣地抗擊世俗的藩籬，然而，事實上，她的行為一天也沒有疏離世俗的“氤氳”。她雖然厭惡與金非沒有愛的情感疲憊，卻懾於“父道尊嚴”而不得不忍受著同床異夢的折磨；她雖然希望把自己變成一個獨立的、自由的生命主體，甚至在金非第一次對她拳腳相加後出走江城，然而，生存的嚴峻現實使她不得不跟隨金非從渝川到華中油田，又從油田到渝川，過著一種飄蕩的生活；她不像春蘭和曾奇那樣敢愛敢恨，也不像楊楠和沈斌那樣活在現實之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她為了兒子小軍，而不得不拖著事實已經死亡的婚姻破車在人生的道路上苦苦跋涉。這一切，一方麵源於她對傳統道德的堅守，她不願意父母為自己不幸的婚姻而背上精神重負，也不願意傷害小軍那顆幼小的、純潔的心靈；另一方麵，源自於對世俗的顧忌，她很在乎別人對待自己的目光；再一方麵來自於她的女人的善性。她在精神上投入了童思遠的懷抱，但是，女性的柔腸卻使她同薑文一直處於“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若即若離狀態。春丫的心在天上，人在地上；心在夢中，人在現實中；心在“理念”的世界中，人在世俗的塵埃間。這種人性與道德背反、理想與現實分裂的雙重心理架構，是春丫性格的一個重要特征。不管是“無心插柳”。還是“有意栽花”。作家塑造的“春丫”這個形象，對於我們透視在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下，人們的文化生態日益多元、情感觀念日益多元和生存方式日益多樣背景下的女性命運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參照係。
人物的性格特征，是環境影響下人物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反複出現而鑄就的相對恒定模式：人物的形象總是在與她周圍社會關係的參照中的得以呈現和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金非形象刻畫的平麵、遊離和蒼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春丫”的光彩。當讀者透過作家的話語對金非恨不起來，從而也無法做出“與狼同行”的判斷時。就不可能獲得對“春丫”叛逆和抗爭的藝術解讀。這不能不是作品的一個十分明顯的遺憾。
城鄉二元對立中的愛情尷尬—戴吉坤及其《梔子花開》
戴吉坤的《梔子花開》是近期出版的一部長篇新作。作者不到二十歲就走出陝南故鄉的山水，開始了十八年的軍旅生活，1999年轉業進西安，現在，是陝西一家大報的攝影記者，在出色地搞好本職工作之外，他把自己全部的業餘時間獻給了從少年時期就曾經癡愛的文學寫作。這再一次驗證了一條關於文學創作的規律：每個曾經有過美好的文學閱讀體驗的人，都有過一個要把自己純真的童年、可愛的故鄉、可敬的父母告訴世人的作家夢想。每個人的心靈世界，都是一片豐厚的文學土壤，一有合適的機緣，這個夢想就會生根發芽，結出或甜蜜或苦澀的文學之果。這也正是在當今電子傳媒無比發達，大眾娛樂文化無孔不入的時代，仍然有那麼多的人熱愛文學、關注文學的人性根源。
但是，向往和愛是一回事，寫得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在所謂文學發燒友的業餘創作中，固然有天賦超然，一起步就令人刮目以看的人（其實，幾乎所有的大作家，包括陳忠實、賈平凹、路遙等，都是從業餘作者起步的）和作品，但更多的卻是遲遲不能進入文學狀態，辭不達意，筆不稱心的遺憾。而閱讀戴吉坤的長篇小說處女作，不由會深深驚歎於他語言文字的表現力和長篇的結構能力。如果不知道他的寫作經曆，我們甚至會認為這部作品出自一個具有相當小說寫作經驗的作家之手。
一般來說，初學寫作者比較成功的長篇小說，大多或以自己，或以身邊特別熟悉的人為基本原型，戴吉坤的《梔子花開》雖然不可避免地融會了自己全部的城、鄉生活體驗，但就其主要人物高秀山來說，卻是一個高度綜合了的典型化程度比較高的虛構形象。它表現的是當代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青年人在愛情、婚姻、事業等方麵選擇的艱難，和濃得化解不開的鄉愁和心理處境的尷尬，揭示的是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社會現象。雖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路遙就預見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並把“城鄉交叉地帶”作為自己創作的總主題，但自覺抓住在愈來愈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第一代城市人的鄉愁和心理作為自己的描寫對象，並把它作為一個特定時期特殊的社會心理問題來表現，塑造出高秀山這樣一個不無悲劇性的人物形象卻是《梔子花開》的主要文學價值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