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南彧自己所認識到的，他是一個生性高度敏感和高度脆弱的人，又是一個感性和理性都高度發達的人，還是一個對個人對社會都有著過高要求的人。以這樣的個性，麵臨這樣多的社會和人生難題，這就注定了他會活得很累、很苦、很不自然。然而南彧的痛苦不隻在於他與世俗觀念和主流文化的對應，還在於他雖有先知者（相對於他的環境）的聰穎和敏感，覺悟到了現存文化所包涵的內在矛盾，卻不能解決自身所存在的嚴重的文化傾向的悖逆。正是這種悖逆，導致了他人格和靈魂的多重和分裂。在小說的第三十章，針對藍桂桂對他的指責，南彧說道理是道理，生活是生活。如果道理就是生活，那人世間就成為至樂至美的天堂了。生活和理想之間永遠有一個差距……所以說要把生活想得簡單些，愈簡單愈好。藍桂桂說：“我知道一個最簡單的辦法，那就是：我和你離婚，葉小曇和田大光離婚；我和田大光另找對象，你和葉小曇破鏡重圓，不就一切問題解決了！”但南彧卻說，“你知道我不會狠下心和你離婚，所以才這樣說。”既知自己已經不愛藍桂桂，既知婚姻、家庭使自己成為仆役，為什麼又不能“狠下心”離婚，使家庭解體？既然知道越簡單越好，為什麼不能按簡單辦法來？難道隻是因為母親不同意，妗子阻攔？而母親、妗子又是什麼？她們難道有權利讓“我”過“奴仆”的生活？因此，歸根結蒂，南彧還是不能忘卻對家庭、對婚姻、對母親、對兒子的責任，不能不顧及榮譽、成就、未來、尊嚴，而這些榮譽、尊嚴、成就說穿了不就是世俗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藍桂桂說南彧色重膽虛。膽虛不是膽小，也不是虛偽，而是指“你是馬，命運是車。你已經套在命運的車轅裏。你開始當然覺得不習慣，但你最後總是要認命的。”這個為南彧所終生擺不脫的命運之車，就是環境，就是世俗的價值標準，就是他企圖否定的主流文化。駕轅馬也有不安份的騷動，但最終還得拉著車跑；南彧也是如此，他思考過，懷疑過，反抗過，但最終還是過不了通向“死門”的五關；既然死不了，就還得回到現實。這不是宿命，而是既定的曆史階段的社會文化的製約。當然，人是有文化選擇的自由的，他有權超越固有文化，選擇另一種文化，如魯迅、胡適，如毛澤東、陳獨秀。然而這種選擇的主動一是要借助於曆史所提供的機遇，二是要靠個人天賦和非凡的意誌。曆史的機遇對南彧來說，不能說一概沒有，但特別突出的是他還缺乏意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是個語言和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其實，知行脫節，理智和感情分離，躑躅徘徊於曆史主義和道德主義之間，靈魂和人格常常分裂，這何嚐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共相？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獨善其身的最後辦法是歸隱於奧妙無窮、卻又寂默不語的大自然。從始至終，南彧也表現出強烈地與自然的親合傾向，他不僅對大自然的美具有著新鮮奇特的感受，而且有以自然為自己的最終精神家園的感情意向。自然，對他來說，就是合諧，就是完滿，就是歸宿；自然，對他來說，是精神的母親，也是一種宗教信仰。不僅他的好友葉凱，他的崇拜偶像挑水女子，最終都以鬧市隱士為精神的歸宿，就是他與幾個詩歌愛好者的交往，也讓人想到隱逸和“陸沉”。
第88章（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