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這樣說：“……然而愛情，不是對費爾巴哈的‘人’的愛，不是對摩萊肖特的‘物質的交換’的愛，不是對無產階級的愛，而是對親愛的即對你的愛，使一個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3）。鄒誌安之所以未能在他的作品中建立起理想的人格形態，關鍵還在於他自己困鎖的心靈。他一直在困惑：何為人的真正權利？何為人的自由？愛情所包含的內在因素究竟是什麼？社會主義家庭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才是最合乎道德的？顯然，“善”並不是愛情的本質涵義，“快樂原則”也不是。如何在“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之間找到文明發展的途徑呢？特別是如何辨析封建主義的毒素和資產階級道德觀的明顯缺陷？這已經不僅僅是鄒誌安的困惑，而應該說是我們整個民族的困惑。在馬克思看來，愛情是隻有完全意義上的人才能完全具有的感情，而真正的人的愛情才是道德的，高尚的。一夫一妻製是整個過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現代的個人性愛，但它並不注定帶來愛情，也並不一定維護愛情，最初它就是私有財產的產物。“文明發展的唯一途徑就是破壞性快樂原則與實現原則之間的前曆史的統一”（4），所謂真正的文化不該是壓抑性的升華，而應是愛欲的自由的自我發展。隻有站在這個高度上，愛情心理的探索才會有真正突破性的進展。由這個立場出發，我們認為鄒誌安未能賦予他的人物（如何文玉的通奸，楊蓮蓮、劉忠的忠誠，高乃雲的理性勝利以及劉強的崇高等）以理想道德的審視和評判。雖然劉八的“外婚”、劉義的“離婚”都已經表現出作者嶄新的精神境界，但這還僅僅是一個初露的端倪，並不是鄒誌安思想風貌的本質體現。
鄒誌安的貢獻在於：真實地寫出了人類在現階段異化的愛情和婚姻中所麵臨的全部複雜性和深層困惑。他所描繪的一卷卷生活圖景，正反映了我們的社會還不能提供充足的、完全合理的滿足人的精神道德的一切必要條件，所以，他筆下人物的悲劇命運在一定意義上又是曆史必然性的產物。我們所理解的無產階級關於戀愛、婚姻的道德理想的最終實現，還是要依靠社會的全麵進步和全麵解放。而這個社會進化的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需要人類在各個領域內進行不懈的努力和奮鬥，這努力就包括有“揭出病根，引起療救的注意”，這奮鬥則是新的文化理想的不斷建立。鄒誌安的創作正是順應了這一偉大的曆史洪流，他的“探索”推動著人類認識自己，完善自己，他的“困惑”則激勵著人們去尋找發展自己的精神途徑。“困惑”並不意味著作家理性精神的萎鈍，在無比複雜的世界麵前，“困惑”裏正包容著鄒誌安咀嚼現實痛苦的無畏勇氣和強健深邃的思考實力，同時也流溢著他對人生理想的執著追求。世界越是無法理解，就越是喚起人的一種悲劇性努力。他看到人類永遠趨向完美又不得完美，他悲觀；而看到人類不得完美又永遠趨向完美，他又樂觀起來。他開始明白：藝術應該是人類走向“自由”的先兆，為此，他正在積聚著“心靈反抗”的力量。
歌德曾說過：藝術的形式“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秘密”（5），而席勒則講：“人僅僅關心愜意的東西，善良的東西，完滿的東西，但他消遣的卻是美”（6）。是的，任何藝術家，包括作家，首先提供給讀者的是美的藝術形式，隻有在升華了的審美形式中，才會出現升華了的審美內容，而審美應該說是對感性的“愉悅原則”的服從，所以有人講，愉悅的刺激本身就是一種美的評價。鄒誌安創造的“第二自然”就是一個令人“愉悅”的審美客體，他的小說絕不是純思辨的產物，而是由活生生的感性意象序列構成的一個雅俗共賞的藝術空間，表現出強烈的可讀性。鄒誌安並不刻意追求“通俗”，在他那激情如瀉的文字河流中，流淌著生活本身散發出的灼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