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起家的左宗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是一個可與曾國藩、李鴻章齊名的人物，一生功過相隨。無可置疑的是，他在陝甘的十年，以“先剿後撫”的鐵血政策屠殺了無數的回漢百姓，但在新疆卻因平定了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的叛亂，收複了烏魯木齊，粉碎了俄、英帝國主義對新疆的侵略，而有功於國家民族。《東望長安》集中於他在陝甘的軍事、政治行為，一方麵寫出了他的儒將本色，雄才大略，另一方麵又寫出了他對回漢造反百姓的仇視，對部下悍將種族滅絕行為的縱容、鼓勵和支持，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他的情感世界。但比起對土生土長的回漢民族英雄的血肉豐滿的表現，左宗棠、多隆阿等統治陣營人物的描寫還是幹巴了些，尤其對左宗棠過多引用了當時的奏折廷寄尺牘往來，有藝術消化不夠的缺陷。對劉鬆山、劉錦棠、梅錦堂等人物的刻畫，也有臉譜化之弊。另外，從全書看，與上卷“六村堡”、中卷“董誌塬”從容自信、有條不紊的敘事姿態相比，下卷“金積堡”卻給人以事件過程交代過多、倉促成篇的感覺。這些都影響了該書的可能達到的史詩效果。因為文學中的“史詩”，不隻是敘事規模的宏大，更是一個審美的高度，無藝術性或藝術高度不足的敘事，無論多麼宏大，都隻是量的放大，而不是藝術的質的高度。與小說濃厚的家園情懷、濃鬱的關中風情和西部風光相一致，《東望長安》的另一值得稱道之處，是其對陝西方言特別是關中方言的成功運用，賦予小說獨特的地域文化內涵。首先，是將陝西方言融入敘述描寫中。如：
“……窮人家的旱地是連下種都沒法，甭想收成。去年大旱，今年又是個倒春寒，麥苗受了症，旱地裏稀稀拉拉，小腿高的稈稈，挑著個秕秕蠅子頭”……簡潔明快，鏗鏘有力，秦人幹脆、粗獷、紮實的形象躍然紙上。其次，是人物語言，特別是對話語言的方言化，如：
白彥虎與崔偉在楊生華家門外告別，從崔口中知道馬玉蓮一家平安逃離，白彥虎說：“這太好咧！”“這我們就放心咧！大哥，回去捎個話，就說我們白彥虎今生今世都記著他們哩！”
“沒麻達（問題）！兄弟，你這腿？”
“還沒好利落，腿腳利落了，我們來鳳翔找你們。”（白彥虎）
“那感情好。”（崔偉）
這時大皂角樹下有人喊：“崔三，上路咧！”崔三告辭道：“彥虎兄弟，東家先生叫上路哩，咱告辭了，多保重，好咧到崔家崖來找，好咧！後會有期！”讓人仿佛親耳聽到、親眼看到村邊大道上兩個惺惺相惜、初次相識的友人的告別，具有很強的現場感。
再如：在喀什噶爾，為了掩護白彥虎與回族同胞撤退，鳳翔人麻騰受傷被俘，劉錦棠問他：“白彥虎現在何處？”麻騰嘲諷地罵道：“羞你劉錦棠的先人！你跟著白彥虎的尻子轉了十幾年，連個屁都沒聞著，還有臉來問我們，我們看你還是拔根求毛吊死去！”當劉錦棠以死威脅時，他又回罵：“……你得手咧！娃子，爺爺告訴你，回回家是殺不絕的，哪怕留下最後一條根，也是你清家的對子！”如此個性化、地域化的語言，嬉笑怒罵，淋漓酣暢，充分表現出秦地回人視死如歸、吃鐵咬鋼的心性和氣慨。
今天的人，以為城市社交界的陝西腔就是陝西方言，其實，它已經被以普通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麵語言所改造過了，不僅“甭”這些古老的漢語詞彙已很少見了，就連“外”（指示代詞）、“咧”（語氣詞）也消失殆盡。鄭征先生的《東望長安》卻保留了最久遠、最原始的關中方言。方言是民族曆史文化的活化三生。鄭征也不是為方言而方言，而是為了更真實地表現百年前陝西回人的性格心理以及他們與故土難以切割的文化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