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藝術的文本，在小說作品中引進的象征體，不可能獨立於作品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之外。相反，它總是通過作家藝術直覺的從容調度而被故事和人物外化出來。作為一位有著漫長創作經曆的作家，夢萌在這方麵的探索無疑是遊刃有餘的。首先，“鬼城”隱寓著人物的悲劇命運。在作品中，連向北這個人物的生與死是耐人尋味的，作為“鬼城”的集資首倡者和總經理，他一走進“鬼城”，就作為一種文化符號，不斷地傳遞著這一文化“怪胎”悲劇結局的信息，所以，他的死在某種意義上是“鬼城”這一象征體的輻射和延伸。而晶晶、殷小銓的葬身火海，又何嚐沒有從另一個側麵象征著一種“變態”文化的短命呢？對文化生態從根本上說是特定曆史階段經濟形態的反映，建立在泡沫經濟基礎之上的畸形文化必然是沒有生命力的，不是在規範和秩序的過程中被取締，就是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擠出激流。
其次，“鬼城”隱寓著人物的精神衝突。對於費希蒙和殷小銓來說，他們本來都是一群富有良知、堅守道德、才情橫溢的文化人，他們追求著自己的追求，愛著自己的所愛，然而，這一切都因為與“鬼城”的結緣而被生活的變奏所扭曲、所異化；他們的人生軌跡因了一座“鬼城”而改弦易轍，他們執著的文學情結被光怪陸離的世俗和人欲所淹沒而經曆了從沉淪到回歸寧靜的曲折的基線。作家筆下的殷小銓是一個十分豐滿的人物，在他的身上，縱欲的遊戲人生與對純真的愛情向往相並存；正義的善性與流俗的行為相伴隨；價值的堅守與理想的幻滅相交織。他是一個矛盾體，“符號是藝術篇章最基本的元素，符號構成了藝術的表達”，殷小銓性格中的這種矛盾是“鬼城”這一象征體的具像折射。在這部作品中，獨臂啞巴這個人物雖然著墨不多，然而，他的行為最好不過地表現了“鬼城”作為作品象征體的話語範式。他雖然在許多場合保持著沉默，並且因了這種沉默而往往被人忽視，卻始終扮演著一個“幽靈”的角色，從官司的來龍去脈，到許多故事的細枝末節，都與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它的陰暗的心理本身就囊括了許多象征意蘊，他對於引導讀者破解“鬼城”這一象征體的意義遠遠地超出了他本身存在的人物價值。在這裏，多少透露出作家對莊子人生哲學的承繼。莊子曾經感歎人在浩闊的宇宙麵前十分“渺小”，如同“稊米之在太倉。”如果說，在茫茫的宇宙中，“人”的渺小感源於對世界無限性的感知，那麼，在社會領域，人對於命運的無奈則主要地來自於對“人”的尊嚴、人作為人格主體的冷漠。而這些恰恰是殷小銓屢屢或缺又苦苦所求的，所以當他衝入大火並叩響死神門環時，仍念念不忘地要做一個“好魔鬼”，及至因舍身救人而葬身火海，最終圓寂了自己已無法感知的人性的崇偉和人格的尊嚴。透過作家對人物生存狀態的追溯，不難看出，營造一個還人的自尊和人的主體存在的和諧社會，正是作家文化批判的價值所在。
再次，“鬼城”隱寓著作家濃重的人文關注。人性的偉大輝煌，正在於人的主體和人的“為人”的意識，也許正在因為這一認識夤緣，在這裏，“鬼城”與“鬼城官司”已不隻是藝術的客體和具象，而實際成了人性中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的較量和交鋒。圍繞“鬼城”官司而發生的風風雨雨，從南彩萍、花大姐對權力的膜拜到最後不得不借助於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從高撻對上訪群眾的虛與委蛇到馮喜的搜求偽證；從蔡悒被“拚時間論”淘汰出局到丁幹然權力的得而複失，從金銀花對啞巴兒子感情密碼的破譯到獨臂啞巴靈魂的畸變直至縱火行凶……說到底是一種人文現象，是因為一個綿延了數千年的“幽靈”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徘徊，那是一種精神的贅負、一種心理的“鬼城”、一種文化的惰性，是“鬼城”作為文化象征廣延性的藝術拓展。如果我們不能夠清除長期盤踞在靈魂深處的“鬼城”，在文化意義上實現權力、法律、道德向“以人為本”的複歸，就不可能真正確立人在曆史發展進程中的主體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鬼城”的焚毀和主人公殷小銓的死，是一種生命的涅槃，一種精神的更生，一種文化的揚棄，是《悲喜娛樂城》象征藝術創造的最高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