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春平的筆下，古長書是作為一個智慧型的執政者來塑造的，這種執政的智慧，不是陰謀手腕，而是工作謀略。不僅表現在建設性的工作上，也表現在對天不怕、唐山，唐浩及何無疾等人的這些破壞性因素的消減上，在這些事件的處理中，古長書不是一味地靠決心，真誠和自身的廉潔剛正，而是靠自己的智慧，充分顯示了為政者的能力。多年來，我們在對為政者的關注上，更多地注重了人格和政治素質，而忽略了執政者的核心是智慧和能力，隻有依靠智慧和能力，執政才能達到藝術的高度，才能開展創造性的工作。
李春平在古長書身上傾注了巨大的熱情，也傾注了作者個人所企盼的政治理想，但作者沒有過分抬高他，而是把他放到人的現實處境中。古長書知識豐富，對權力有著由衷的熱愛和熱切的向往，甚至陶醉於權力行使時的快樂中，他重友誼，也看重物質，更尊敬父親，當然也不排除甚至有貪財戀色的本性，由此也決定了這個文學人物的真實性和可信性。他是個現實的立體的人，他努力想把自己做成一朵花，讓人人喜愛。他用他的聰明才智贏得了他所需要的東西，這是符合官場的正規法則的，也是符合時代精神的。李春平第一次給我們塑造了一個出色的正麵的充分展示領導者的執政智慧與藝術的人物形象，給中國當代官場文學增添了亮麗的一筆。
“鬼城”的象征意蘊——夢萌及其《悲喜娛樂城》
夢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長篇小說《愛河》、《悲喜娛樂城》等2部，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報告文學集等10部，作品逾300萬字；獲省市部級文學獎項10多次，有的作品被介紹到國外，有的作品被多家報刊轉載，有的作品被編入20多種書籍和中小學輔導教材，先後有50多位專家學者撰文推介，給於很高評價。夢萌一生淡泊名利，孤傲癡絕，長期生活社會在底層，和人民群眾保持著天然聯係，近年來又深入各個領域和遊曆了大半個中國，除完成三部長篇小說外，還創作了大量散文和遊記，在報刊和網絡上廣為傳播，是陝西作家群中頗具社會責任感和創作實力的作家之一。
《悲喜娛樂城》在作家夢萌的創作生涯中，無疑是帶有開拓性的嚐試和探索。這種探索不僅僅表現在對他多年來堅守的文學話語的重塑和變革，更重要的是他以一種與時俱進的創作姿態，通過對象征體的智性設定和從容調度，從而完成了他對當代中國經濟與文化深層矛盾的感性書寫和文學釋讀。
象征藝術在長篇小說創作中的創造性運用，是上世紀90年代後期文壇上一道引人關注的風景線，是小說結構風格的一種前沿嬗變。從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發端，中經賈平凹《廢都》到陳忠實的《白鹿原》，形成了象征藝術創作的基本基線。毫無疑問，《悲喜娛樂城》是這條藤蔓上清香馥鬱、清枝綠葉的新果。如果說，《廢都》的作者借助於“塤”這一古老的樂器宣泄了一種彌漫在當時文化人群中蒼白和無奈的“世紀末”情緒，那麼，當我們伴隨著“鬼城”案件的潮漲潮落、人事走馬走近作品主人公亦悲亦喜、亦莊亦諧的命運曆程時，便不難發現，“鬼城”在作家的審美視野中，決不僅僅是為人物營構的“典型環境”，也不僅僅是穿綴故事鏈條的“緡繩”和環節，而被作家從哲學的角度詮釋為一種畸形的人物理想與現實相背離、生存與環境相衝突、靈魂與肉體相裂變的價值象征，這標誌著夢萌對傳統文學理念的超越和對自身創作經驗的質的飛躍。
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懷特說：“象征是所有人類行為和文明的基本單位”，而西方另一位文藝理論家勞·坡林說：“象征的意義可以粗略地說成是某種東西的含義大於其本身。”在《悲喜娛樂城》中，“鬼城”這一象征體的設定背後藏著作家凝重的文化目光。當中國人忽然在一個早晨打開門戶，迎接著色彩斑斕的歐風亞雨的時候，當生命主體在計劃經濟的體製下蹣跚了的三分之一世紀而被卷入市場經濟大潮的漩渦時，當國人賴以支撐的傳統理念遭遇到五彩繽紛的經濟行為的衝擊時，曆史的變遷並不像曆史學家所描述的那樣呈射線的延伸向度。對新生活心理準備的不足，使得中國人心靈的大陸在史無前例的波峰浪穀中發生了多元的傾斜。泡沫經濟、虛假繁榮讓胥州市的市民們眼花繚亂、亢奮迷茫。它所釀造的喧囂而又紛亂的文化氛圍、浮躁而又幼稚的文化心理、多彩而又雜蕪的文化生態鬼使神差地主宰著從費希蒙到殷小銓，從連向北到南采萍們的情感世界和道德行為。胥州市的市民們趨之若騖地集資修建作為文化娛樂項目的“鬼城”，正是這種畸形的經濟和文化所孕育的“怪胎”，作為作品中承負人物命運的載體，它是具像的。一座“鬼城”，鋪陳著胥州市民從渴望富裕到上當受騙的滄桑步履；交織著以費希蒙和殷小銓為首的一批文化人從價值追求到理想幻滅的悲喜人生；夤演著南彩萍、花大姐這些曾經分享過權力榮耀的女人們在權與法的較量中苦苦追尋的心路曆程。然而，我們關注的是，作為一種文化象征，它在作品中存在和消亡的意義已經遠遠地超越了它分娩的故事和人物本身，而被注入了精神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豐富內涵。“鬼城”其興也勃，其去也忽，在大火中結束了它轟轟烈烈短暫的生命的意象描述，把作家的藝術境界提升到哲學的層麵，是當代中國在市場經濟原始積累中曆史成本和文化代價的縮影，“所有的在某種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麵揭示出意義的一切現象符號，尤其在當知覺作為某些事物的再現形式或作為意義的體現，並對意義做出揭示時，更是如此”，他的凝重的含量遠比作家所精心營構的故事傳奇更具震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