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董子竹：《成功地解剖特定時代的民族心態》，《小說評論》，1987年第6期，23頁。
[5]李星：《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藝術秩序》，《小說評論》，1987年第6期，29頁。
[6]茅盾：《創作的準備》，《茅盾論創作》，4頁。
動亂歲月裏人的扭曲與異化——京夫及其《八裏情仇》
京夫，原名郭景富，1942年1月出生於陝西省商洛地區。1961年從商洛師範學校畢業後，從事小學教育，並開始業餘文學創作，文革初因此受到批判。1977年後，重新開始寫作。短篇小說《手杖》獲得1981年全國優秀小說獎，為文壇矚目。1985年調到省作協成為專業作家，後擔任常務理事、黨組成員。80年代後期他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相繼出版了《文化層》《八裏情仇》《鹿鳴》三部作品，受到讀者和評論界的好評。他在幾十年的小說創作中，共發表作品四百多萬字，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為國家一級作家，陝西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2008年8月3日不幸因病去世。
他的小說除了地域色彩濃以外，最突出的特點是他對曆史的把握和對審美世界的藝術建構。他的作品多是表現在曆史大前提下，小人物的曆史命運和心靈破碎，從而使作品帶有濃厚的平民性和文化性，也充滿了悲劇色彩，容易引起讀者感情上的共鳴，拉進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而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則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具有代表性。《八裏情仇》就是其中的代表。
《八裏情仇》描寫了一個長達三十年，兩家三代人之間極具戲劇性的故事，建構了一個能涵概社會人文意義的根深蒂固、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展示了恩恩怨怨的世態人情，又傳達了作者政治文化批判的理性思考。小說通過漢江岸上幾戶人家之間的恩怨糾葛，反映了解放以後農村的發展狀況，尤其突現出了處於社會政治製度不完善時期農民的苦難。本文從小說的環境、情節和人物描寫入手，尤其是通過對主要人物之一的左青農形象的分析，來揭示作者對曆史、文化的批判意識。
小說中，環境不僅是人物活動的場所，還是矛盾衝突產生、故事情節展開的必要前提和條件。在《八裏情仇》中，作者成功地把處於社會政治、文化過渡時期的特殊環境濃縮到漢江岸邊的一個叫八裏的鎮子，並成功地把具有時代特征的典型人物鑲嵌在這特殊的曆史天幕上，突出了小說的社會文化性，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具體來說，作者分三階段分別論述了戰爭時期、文革前及文革初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八裏大環境的變化。戰爭時期的八裏是前後方的交通要道，水陸交通方便帶動這裏商業的發展，但也相應出現了煙館、修道院、妓院、賭場等副產品，也就有了這些繁榮背後掩藏的醜惡和落後。而文革前及文革初期這一階段，是小說主人公命運大變動的一個時期。這是一個被人們的政治熱情搞得瘋狂的政治化社會，人們的任何活動都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這還是一個從舊文化、舊思想到新文化、新思想的過渡時期。到80年代，及改革開放以後，則是人民物質不斷豐富、生活日益提高、逐漸走出舊文化、舊思想奴役的新時期。
“情節是性格的曆史”[1]，是生活矛盾衝突的集中反映。這部小說中人物苦難的經曆構成了全書的情節。小說從一開始就給我們展示了荷花的苦難：父親坐牢、母親氣病、自己退學回家，日子過的很苦，就連自己昔日的戀人——林生，也提出了分手。因為政治運動的到來，他們家被補劃為富農成分，他不想連累自己心愛的人兒。而送父親進監獄的那個左青農還在計劃著讓她替父贖罪；左青農先樹立了一個假英雄，並把青春可人的荷花捆綁到這位醜陋無比、生活不能自理的王興起身上，接著他有利用自己食堂主任職權之便，讓荷花成為自己手下的一名工人，又使手段非法長期占有荷花。苦不堪言的荷花隻有尋死一條路，卻又被從勞改工地跑出來的林生相救，於是林生來到了荷花家，在興啟的要求及以死相逼之下，與荷花過起了隱蔽的夫妻生活。然而在林生還來不及知道自己要做父親時，就被人給抓走了，後又被送回了勞改工地。在那種苦不堪言的日子壓迫下，林生參加了有理造反兵團。其實，那些不同名號的造反派的本質是一樣的，它們都是極個別人打著政治運動的幌子，為達到個人目的，利用民眾的信任和對政治的狂熱態度而組織在一起的一夥人。所以，革命救不了林生，而且他們就是這些鬥爭的犧牲品。林生就為此付出了十年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