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文學特別是長篇小說應該堅持把塑造好人物形象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根本任務。以此來看《敢死隊長》，就會發現小說在人物塑造上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為我們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貢獻了幾個麵目一新的生動藝術形象。
小說主人公敢死隊長王範堂，是作者濃墨重彩著力塑造的一個抗日民族英雄形象。作品把他放在舊中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這個風雲際會的時代背景裏，通過他在抵禦外侮、捍衛民族獨立反侵略戰爭中的浴血奮戰，通過他在反對黑暗統治，追求自由、光明人生旅途上的坎坷、磨折，高度概括了那一時期國民黨軍隊中有血性、有良知的正直中國人的基本特征和曆史命運，是一個有著鮮明個性和獨特審美價值的藝術典型。
王範堂形象最顯著的特征，是他正直剛強、嫉惡如仇、誓死抵禦外侮、捍衛民族尊嚴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深明大義、迷途知返、追求光明進步的闊大胸懷。少年時期，他目睹了當時弱肉強食，權勢者及其家族為非作歹的黑暗社會現實，在他那稚嫩的心靈裏埋下了助弱抑強、鏟除人間不平的種子。在縣城小學受到進步知識分子陳雨皋老師的啟發誘導後，他開始逐漸成熟起來，目光更遠大、胸懷更寬闊了。於是，在陳老師鼓勵下，報考了西北軍校，瞞著父母，投筆從戍到了西安，開始了自己漫長曲折的軍旅生涯。
作為個體的人，一旦進入軍營，往往就再難有個人的自由，一切都得挺上級的，所謂“軍令如山倒”嘛！所以，當軍人為國家民族的獨立尊嚴而英勇戰鬥，為打擊邪惡勢力、保衛人民生命安全而流血犧牲的時候，他們是崇高偉大、受人尊敬的“最可愛的人”；然而當軍人身不由己地成為黑暗腐朽勢力扼殺進步光明、鎮壓人民反抗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工具，成為侵略者恃強淩弱、窮兵黷武的犧牲品時，這又是一種多麼卑下的職業，多麼可悲的人啊！在舊中國蔣政權的軍隊中，那些有中國人民族自尊心和作人良知的官兵，就時時處在這種兩難處境的艱難抉擇中。王範堂二十年軍旅生涯的曲折曆程，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他從西北軍校畢業後，在馮玉祥部隊當排長，蔣馮閻大戰中曾多次立功。馮玉祥失敗下野後，餘部被蔣介石收編，派往圍剿蘇區紅軍。這使王範堂麵臨著從軍後的第一次困惑。作為一個正直剛強的中國人，麵對日寇的侵犯，他渴望到抗敵前線去殺敵立功，保家衛國。作為一個軍人，他卻又不得不執行上級的命令。於是，就對“圍剿”采取了消極應付的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慢慢加深了對紅軍的了解；對蔣介石反共打內戰、排擠雜牌軍的作法越來越流露出強烈的不滿。終於在1931年8月，作為骨幹力量參加了著名的寧都起義，投入紅軍隊伍，找到了光明的前途，使自己從一個可悲的角色變成了一個可敬可愛的紅軍戰士。王範堂這一變化過程正是當時國民黨軍隊中一切正直的愛國軍人的一個縮影，它從一個側麵說明了當時國民黨數十萬裝備精良的正規部隊，其所以對付不了人員武器都弱得多的紅軍，不僅是由於紅軍的英勇善戰，而且也與國民黨軍隊中有良知的軍人消極作戰乃至棄暗投明有著密切的關係，小說在這方麵給我們提供的獨特認識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