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視角的豐富意蘊——李佩今及其《敢死隊長》
李佩今，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1938年2月出生於安康漢陰縣，1957年從安師畢業後，長期從事中、小學教學，後調石泉縣方誌辦工作。1980年在《西安晚報》發表短篇小說《紅花還得綠葉配》後，一直堅持業餘文學創作，先後在報刊發表中短篇小說、故事40餘篇，編著史誌等書籍十餘部。20世紀80年代在編寫縣誌的過程中，發現了王範堂這個具有傳奇彩色的人物，遂廣泛收集資料，走訪調查。在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利用業餘時間奮力筆耕，終於寫出長篇紀實小說《敢死隊長》。1990年9月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反響，《安康日報》、《漢江文藝》、《小說評論》等報刊發表了評論文章，並先後獲地區優秀作品獎，中國近現代史料學會首屆優秀學術成果獎。1995年、2006年又相繼出版了長篇小說《司馬遷夫人》、《鬼穀子大傳》。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的三十年，是一段最為斑駁陸離、風雲變幻的曆史時期。圍繞著光明與黑暗、前進與倒退、民主與獨裁、侵略與反侵略、革命與反革命這一係列決定中國人民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各派政治力量之間展開了錯綜複雜的反複較量。國共兩黨、中日兩國的鬥爭則是這諸多矛盾中的兩根主線。在20世紀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葉，中日兩國的民族矛盾與國共兩黨的階級矛盾則又互相交織、犬牙交錯，呈現出一種更為複雜的鬥爭態勢。一個民族的這樣一段血與火交織的曆史，自然成為後世文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
解放後，以“三紅”為代表的革命曆史題材小說，無論是寫國內革命戰爭還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無論是正麵描寫雄壯宏闊的兩軍對陣還是側麵反映驚心動魄的地下鬥爭，都真實生動地表現了我們黨領導革命武裝和廣大人民進行的一場場悲壯雄偉的偉大鬥爭，歌頌了革命先輩為革命前赴後繼、英勇獻身的崇高精神境界，揭露了敵人凶狠殘暴、黑暗腐朽的反動本質。其價值和意義在當時、今天乃至以後都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是，當我們把問題放到通過一個時代的文學從總體上了解、認識一段社會曆史，即通過當代文學四十年間所有反映前三十年鬥爭生活的作品，來了解、認識那一時期諸多社會矛盾與武裝衝突，從而全麵認識那段社會生活麵貌的大文化背景上來看時，我們就會不無遺憾地感到某種缺陷和不足：作為社會生活的一麵鏡子，這批作品照見的不是整個中國現代戰爭史的全貌。在描寫中日兩國之間長達十四年的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時，隻注意表現我們黨領導下抗日軍民的英勇曆戰，而忽視了對國民黨軍隊中有民族愛國精神的抗日誌士們的應有反映。在描寫國共兩黨、兩軍的生死搏鬥時，隻注意表現敵人反動、腐朽的一麵，而忽視了對蔣軍隊伍中部分官兵反對內戰，傾向和平進步、向往光明進步的一麵。造成這種偏頗的原因一方麵是我們在對這一段曆史的認識上，沒有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獨裁統治者和死硬分子與其陣營中那些富有民族愛國精神的正直人士區別開來，或雖然認識到了這一點但出於某種原因未能在文學中表現出來。另一方麵則是我們的文學長期來過份看重政治教化功能，而一定程度地忽視認識價值。因此，在藝術再現那一段錯綜複雜的社會生活麵貌時，國民黨陣營中部分愛國將士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抵抗，解放戰爭中的棄暗投明這兩個生活層麵，就成了一個幾乎無人涉足的禁區。李佩今作為一個縣誌編輯和業餘愛好者，在編纂史書的過程中，發現了王範堂這個從秦巴山中投軍入伍，在那段風雲際會的現代戰爭史上，輾轉大半個中國的抗日民族英雄，台兒莊大戰中的敢死隊長、國民黨少將副師長的不平凡經曆。作者立即以藝術家的敏銳和膽識，緊緊追蹤，通過查閱大量史料及與當事人的詳細交談，掌握了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利用業餘時間勤奮筆耕數載。終於向我們捧出了這部選材新穎、立意不凡的長篇紀實小說。他以王範堂半生曲折坎坷的命運為紐帶，著重描寫了蔣軍隊伍中一支受排擠的雜牌部隊中那些有民族正義感和愛國心的軍人們在抗日前線與侵略者展開的生死搏鬥，在黎明前國共兩黨兩軍的最後較量中，認清形勢、棄暗投明，衝破重重阻力，投入人民懷抱的鬥爭曆程，刻畫了王範堂、黃樵鬆、陳雨皋等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因而在我們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