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西部車幫》想要告訴人們的不僅僅是這些，這些也不是人活著的全部。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小說的精神是複雜性的精神。每部小說都對讀者說——事情比你想的要複雜。”人事的代謝，伴隨著新的曆史人物的登場，“改朝換代”的儀式在人類曆史上進行了多種轉換，一股巨大的、讓人不知所措的、似有冥冥之中的曆史慣性，將各色人等擺上了“台麵”，昔日的被壓抑的車戶侯三，用“一把大鍘刀”，“朝張富財的脖子上砍去”，在那清脆的“哢嚓一聲”中，侯三將他大半生的“新仇舊恨”進行了一次清理；因為有著“三家莊最窮”的這張“王牌”，侯三堂而皇之地當上了貧協主席，爾後，又名正言順地“成了三家莊的村支書”；因為“三家莊的車戶們不把村支書叫支書，按照傳統的習慣叫大腦兮”，從此，三家莊多了個侯大腦兮，一個因“改朝換代”而“坐收漁翁之利”的好色之徒，一個背靠著並不完善的“製度”大樹下乘涼的“畸形人”。
作家透過對侯三斑斑劣跡的陳述，借吳老大兒子七斤之口，向人們揭示著這樣的事實：“盡管社會、口號、旗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統治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基因已經滲透到了我們血液中，還在左右著我們的社會和社會成員……要是這個社會不發生根本的改變，就是把侯三槍斃了，還會出現第二個侯三。”我們的社會滋生了侯三們，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存在，如果我們對人性的醜惡沒有喪失“改造”的信心，那麼達成對人性的底線意識，是這個社會發生改變的一個重要前提，而這個前提是否可以這樣認同：“人與生俱來即有作惡的潛在心理因素或動機，惡潛在於一切人的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過程中；文明是人類向著真、善、美的攀登過程，同時也是克製自身惡使之不露形跡的過程”（黎鳴：《問人性》）。
生命個體的特殊經曆，使杜光輝在《西部車幫》的選材上，得了“地利”之助，在當代長篇小說的“森林”之中，還沒有發現同類題材的寫作。這並不是說“題材”可以出奇製勝。重要的是，作家通過“敘事編織出另一種時間和空間，給個人的生命被遺棄的長夜帶來光亮，造出玻璃般的言語世界將恐怖隔離開”（劉小楓語）。在穿躍了杜光輝用文字“風霜雪雨”編織的“古道傳奇”後，作家所留下的諸多懸念依然在吸引著我們。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說：“信息技術必然導致信息文化的出現，信息文化必然是山洞文化，河域文化，海洋文化的展延。而決定這些演變的主要因素就是交通。”可以認為，《西部車幫》為世界的“交通與人”提供了“獨此一家”的話語空間，杜光輝在這一領域的探索是具有填補空白之功的。
百年車幫，百年滄桑，三家莊的車戶們經曆了萬花筒般的世事變幻。當“一個黑綠黑綠的龐然大物拖著一溜黃塵”，“一邊跑一邊叫”地呼嘯著闖入他們眼中、心裏時，車戶們本能的第一反應是，這“驢日的汽車”的聲音格外刺耳。當西方人為自己的汽車文明高唱讚歌之時，留給東方中國車戶們最初的疑慮和感想是：“要是汽車多，誰還能叫咱們馬車幫拉東西呢？”如果是設身處地，那麼“吳老大突然感到一陣沮喪和惆悵湧上心頭”的滋味，是不難領會的，吳老大對汽車背影的“狠罵”也屬常情。可耐人尋味的是，沒過多久，在麵對著“強不過的世事”格局中，吳老大和他們車戶們被逼著選擇了“順著世事”。在這無奈的情勢之中，吳老大重又升起了他的“雄心壯誌”：
“這世事興起了汽車，咱們也日弄汽車。咱三家莊幾十家車戶合著夥買輛汽車，攢下錢咧再買汽車，重新置家當，用不了十年，咱三家莊就又成了西北五省最大的汽車幫。咱們照樣震著西北五省！”（《西部車幫》第3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