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十八娃的母親寧花，早年失身為妓，淪為男性的玩物，幸得老販挑收留，告別了鬼魅的妓院會館，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完成了由“鬼”向“人”的轉變。做了母親、妻子，寧花這個美人秧子卻難逃土匪南山罩的欺淩，老連長的求助，使得她暫時維持了現有的生活秩序。後來。十八娃的丈夫承禮黑夜被人砍了頭，老販挑也被孫家誤傷身亡，寧花又被南山罩虜去，做了紅崖寺的教頭，專門往省城販賣女子，由“人”搖身一變成為“匪”。
《山匪》中描寫的山匪是獨特的，他們剽悍粗俗，野性十足，神出鬼沒，做完匪事有時還留下一些傻乎乎的可愛說道；他們的來頭都捉摸不定，大王旗變幻不斷，有時還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和欺騙性，讓老大百姓敲鑼打鼓把“好人”迎進來又瞪大兩眼慘遭蹂躪。（陳彥語）我們注意到他們的前身大多是樸素的山民，曾經被人侮辱，反過來又瘋狂地欺壓自己的同類，因為他們手中掌握著暴力，在當時那個暴力是世界唯一“硬通貨”的前提下，他們當然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必顧忌任何後果，承擔任何責任。在那個秩序被顛覆的時代，他們的行為已經沒有任何道德的規則可因循，不斷上演的是老實的山民向粗野的山匪蛻變的故事。在小說的最後，富有深刻意味的是，孫家唯一幸存的兒子老三，善良忠厚的钁頭決意要上山當土匪了。在那樣異化的非正常的環境裏，是做人還是做匪，不是運用道德價值規則去衡量，正義與良心顯得如此蒼白，唯一的選擇邏輯便是：生存。在“要麼別人當土匪殺我們，要麼我們做土匪殺我們”的唯一選擇中，所有的道德和人性規範之塔迅速坍塌，對生存渴望遠遠的超過對秩序的遵守……當自己的生命的延續必須以欺淩別人為前提時，人們完全置於荒誕和尷尬之中，生存的困境對人們是多大的挑戰和嘲弄！然而問題的實質是：無論選擇做人還是做匪，隻要籠罩在他們頭頂的軍閥混戰、兵戈凶險的巨大陰影還在，生活將永無寧日。
“在文學世界中，不僅在呈現人的生存困境，更重要的是表現人在生存困境裏所進行的突圍。”③《山匪》不僅對特殊時代背景下秦嶺山裏普通勞動大眾的生存困境做了曆史性的紀錄，而且著意展示了他們擺脫這一困境，實現突圍所作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在作者的描寫中，小說中的人物利用儒、道、釋、暴力種種模式，從不同的方向進行突圍，希望走出生存的困境。麵最具代表性的是孫老者所秉持的儒家文化模式。
小說敘述的故事發生在二三十年代東秦嶺地域，它處在陝豫鄂“亂世”的旋渦中心。那時候軍閥割據，社會精英都在大城市搞各種“革命”和“主義”，基層政權處於真空狀態，又有各種幫匪橫行鄉裏，在那種嚴酷的生存環境裏，名義上是“老連長”的兵權在維係社會，而實際上村社文化從民間內部產生的恒定力量在穩定和支撐著底層社會。這裏“村社文化的根基是孔孟之道，對故事的發生地東秦嶺而言，這裏的村社文化中也夾雜著佛、道、基督甚至民間神社等諸多文化因素，所以這裏的村社文化是雜色的、多元的，但其中的主要成分是儒家的耕讀傳家、天地君親師、三從四德、孝悌仁義禮智信。”[京夫語]
孫老者作為維係苦膽灣底層社會的核心力量，同時也是儒家文化堅守者，一生忍辱負重寬厚待人，尤其服膺詩書禮儀，處處以這教導子孫後輩。陳八卦雖是孫家世交，孫老者卻對其怪力亂神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孫老者四個兒子的小名都以農具為名，而其大名又內涵著儒學仁義崇禮理念。就連孫家幾個兒媳之名也浸潤著傳統文化的色彩，十八娃、饒、忍、琴、珍珠。妯娌之間相處是美好而理想化的。作者“充分利用一切小說元素，來強調孫老者的人物精神”，有意將孫老者塑造為紛亂時世中儒家文化精神的體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