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的描寫中，處在社會底層的山民們為了“活命”這個最簡單最基本的生命需求而奔波、操勞、掙紮，在他們看來，以什麼方式存在不重要，以什麼方式謀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生活就可以了。他們無形中不僅被剝奪了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活著變得很艱難；同時被剝奪了死的權力，死變得很痛苦、恐怖。孫老者一生忍辱負重寬厚待人，但卻終為造化所愚，落得家破人亡、身遭橫死的結局；孫校長致力桑梓教育，盡力盡責，而最終慘遭殺害，身首異處；孫團長屢建戰功，最終倒在自己表親的槍子下；南溝三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老連長一句話便橫屍村野；固士珍的隊伍強搶年貨時，多數賣年貨的人不敢說個不字，隻有二十三個敢於伸手要錢，結果呢，這二十三個人是“紅血噴向白雪，人頭滾滿山坡”，成了海魚兒大刀下的冤魂。在那個奸雄混戰的年代，《山匪》中的許多人物連最基本的人生需要也得不到滿足與保障，生命時常無端地被肢解、毀滅，他們身不由已地陷入人生的生存困境中。
在那個民不聊生的動亂年代，老百姓的生存困境之二，是選擇當山民還是做土匪？小說以《山匪》命名，真實地展示了一幅民國年間亂世紛爭的群匪圖。逛山耍大了，就成了土匪；土匪人多了，就成了司令；有槍便是草頭王，好一個匪患如毛的亂世。這部書與所有經典大異其趣：“這裏描述的，不是一群幫匪、盜匪、惡匪，而是一群人匪，儒匪、情匪”；這裏的匪曾經是民，民曾經是匪。《山匪》與其說是寫匪，不如說是寫山民，寫山民做匪的無奈，亦寫老實當山民的不能。作者將人物推置到兩難的生存困境中：是當山民還是做土匪？
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模式是，民、匪之間存在涇渭分明的鴻溝。匪則是盜。“匪盜”、“匪徒”“匪幫”等等都是具有明顯貶義指向的詞語，民一旦蛻化為匪，不論因為什麼原因，總會招來當時社會主流文化的攻擊與詆毀。對於在這種文化意識熏陶中的老百姓來講，當良民幾乎是不需要什麼理由的，而做土匪，成為秩序化生活的異端往往是做民不成，無路可走的無奈選擇。
對於生活在那個特定背景下的山民們來說，土匪逛山，意味著燒搶掠，他們從心理上恐懼、仇恨土匪，一聽到土匪到來，便不顧一切地上山躲匪。他們的潛意識認為：做匪即意味著與傳統行為準則的反叛，是為人們所鄙視和不齒的行為。“土匪滿門一盆血”這是孫老者經常說的一句話，潛台詞是：做土匪的難有好下場。他不遺餘力勸說外甥唐靖兒拾起手藝，重歸正途。然而具有反諷意義的是：苦膽灣人將平安的希望寄托在一個不斷騷擾自己的兵匪老連長身上；孫老者為了保一家人的安危，不僅經常通過陳八卦屈辱地求助於老連長，甚至幹脆送老四孫文謙到老連長手下當兵。孫老者苦心挽救的唐靖兒不僅當上了土匪司令，而且親手將孫老者的兒子孫團長送上了生命的祭壇。
一定程度上說，是那個“十八王子亂當家”的無政府年代和“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形形色色土匪，導致了孫家及苦膽灣人的悲劇命運，而那些土匪們的生死存亡與起落沉伏，又是受著誰的操持呢？他們曾經也是民，也想做人，而又是什麼力量將他們蛻變為匪呢？
唐靖兒，他是孫老者的親外甥，一把好手藝的釘羅匠。而“年景混背了”便抽煙耍賭最後索性玩槍杆子當“司令”，成為稱霸一方的有名的土匪。他殺人如麻，可行走背著母親的牌位，是孝是惡，誰也說不清楚。背著“母親大人神主”牌位造反當匪的唐靖兒是獨特的。紛亂時局中，想作“孝子”不成，幹脆做個“孝匪”。海魚兒，一個老實巴交的長工，辛勤勞作的山民，接連不斷的兵禍，突如其來的天災，孫家的一係列重大變故，重重刺激著海魚兒，人命如草芥，“蓋房娶媳婦”在現實中變得遙遠無期。他識破了倫理道德的底線，私通主家的老四媳婦琴，被趕出孫家之後，投奔固士珍，最後恩將仇報派人殺了孫校長。善與惡，民與匪原本就是一念間，海魚兒因情而蛻變為匪，一次連殺二十三人，從此世間少了一個老實的山民，多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