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靜儀對魏富堂及其青木川的影響，實質上是文化無所不在的滲透與感召。否則，她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哪有這麼大的力量？可惜的是，當她已經從對男人、對愛情婚姻的失望中在青木川找到了獻身教育事業的新的人生寄托和精神支柱時，命運的大手又一次把她推入另一種人生的痛苦和尷尬：可惡的病魔纏上了她。真是天妒紅顏哪！為了克服惡性腫瘤帶來的難忍痛楚，她不得不偷偷吸食鴉片止疼。對於她這麼一個如此高雅的女子來說，用吸毒的方式雖然暫時減輕了肌體的痛苦，但精神上的深深慚愧自責同樣令她痛苦不堪。最終，為了維持自己的尊嚴，她不得不選擇了用鴉片來結束生命的方式，與這個充滿了陰謀和殘殺的世界，與自己充滿了矛盾、痛苦和尷尬的人生告別，了斷。
一個正當盛年的女子，以這樣的方式告別人世，實在令人遺憾和尷尬。所以魏富堂和她的學生們約定，為她固守著這個秘密，隻說她倉促離開了青木川（這又給馮小羽增加了探詢真相的難度）。不過，我們從魏富堂後來投誠被殺的命運，從解放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出身不好的人的悲劇結局來看，謝靜儀在解放前夕的死未嚐不是一件幸事。否則，以她的出身和丈夫的身份，加上她和魏富堂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能有她的好果子吃嗎？
《青木川》中人物命運與感覺的錯位、尷尬，並非隻有魏富堂、馮明和謝靜儀這幾個主人公，老萬、趙大慶、張文鶴、趙氏姐妹等雖然人生曆程、境遇不同，但卻都由於種種原因而越出了正常的軌道。張文鶴、趙大慶這兩個土改中的積極分子，由於種種原因，在解放幾十年後，並沒有過上馮明當年許諾的、他們期望的幸福生活。一個在貧病交加中早早告別了人世，一個直到新世紀初還被債戶封了門。老萬，這個在關鍵時刻不顧藏進他家的匪首的威脅和已成為李樹敏、劉芳人質的老婆的危險，在土匪命他去買藥之際，毫不猶豫地報告了馮明。然而，僅僅因為他在三營即將圍殲土匪時為了救老婆，出於權宜向匪首喊了聲“五少爺，不要殺我們老婆！解放軍不是我領來的，是他們在我後頭跟來的！”結果“文革”中竟因此被定為土匪的“臥底”，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批鬥關押，自殺身亡！當年的“剿匪第一英雄”何以莫名其妙地就變成了“土匪臥底”？但隻要想想五十年代上海的“潘楊冤案”，“文革”中堂堂國家主席竟成了“叛徒內奸工賊”被活活折磨致死，老萬這點冤情、錯位實在也就不算什麼了。至於趙氏姐妹越出常規的人生境遇、莫名奇妙的被殘酷殺害的悲劇結局，其中蘊涵的意義更加複雜，遠非我們這篇短文所能說清的了。總之，在一個動蕩不穩的社會環境裏，政治鬥爭、權力爭奪的嚴酷，偶然性遭遇的增多，必然使每個人把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大為減弱，人生的無奈、尷尬便在所難免。所以，我們今天把建設和諧社會作為治國之本是何等英明正確、大得人心啊！
參考文獻：
葉廣芩《青木川》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西方文論選》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