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陳忠實的創作進入旺季，連續發表了《立身篇》、《第一刀》、《豬的喜劇》、《尤代表逸事》等19個短篇，彙成第一部小說集《鄉村》正式出版。在這前後，他由公社副書記調任西安市郊區文化館副館長，文化局副局長。1982年，陳忠實成為省作協專業作家，隨後又擔任作協副主席、黨組成員。年屆不惑的他思想逐漸成熟，能夠站在現實與曆史相交合的角度上感受和認識生活。創作時間比過去豐裕了，創作重點由短篇轉向中篇，相繼發表了《初夏》、《康家小院》、《四妹子》、《藍袍先生》等作品，或回顧曆史，或反思“文革”，或著眼於農村改革給農家女子精神麵貌帶來的深刻變化，受到讀者的讚賞和評論界的熱切關注。
1985年，陳忠實在《藍袍先生》發表後，產生了寫長篇的欲望。他對文學的認識由體驗生活進入體驗生命，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命運的思考激發了他生活庫存中未使用過的素材，經過反複思考，定下了寫一部反映二十世紀上半葉關中社會風貌的長篇的決心。為了這一宏大的心願，他躲開城市的喧囂，1986年四月回家鄉蓋起兩間土房住下，安心讀書思考。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國新時期文壇最熱鬧的時候。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文學的觀念逐漸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政治功利型向文化審美型轉移，各種文學流派紛紛出現，一顯身手。在這種大背景下，陳忠實卻回到農村潛心讀書、思考，顯示了一種不被潮流裹脅、不怕被人遺忘，而一心按自己選定的方向前進的寬闊胸襟與氣度。他對當時文壇的種種“熱”不以為然，認為創作是個人對生活、生命的獨特體驗，忙於應酬無法完成。
在農村的土屋裏，陳忠實靜下心來，讀了不少中外長篇名著，學習結構、人物安排布局的經驗。同時，他還查閱了郊區幾縣的縣誌，對關中的曆史有了更加細致深入的認識與思考。經過一年多的充分準備後，他從1988年春開始動筆寫《白鹿原》。最初的計劃是寫三部曲，一百多萬字；但認真考慮後，便產生了懷疑：比他年輕近十歲的路遙，已被長卷創作累壞了身體，他能有耐力和毅力寫完一百多萬字嗎？另外，麵對當時純文學已開始滑落的趨勢，讀者還有耐心讀完這樣長的小說嗎？於是，他下決心把計劃壓縮到五十萬字左右。初稿他用幾個大硬皮筆記本寫，這樣既可以坐在屋裏寫，天氣好時也可以坐到野外田埂、河邊草叢裏寫，既呼吸了新鮮空氣，又有利於開闊思路，真是一舉兩得。寫作過程中，他不急不慌，不開夜車，不過分損耗體力、精力，白天抓緊創作，晚飯後散散步，下下棋，或者與農民們聊聊天，換換腦子。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場漫長的戰鬥，不能像寫短篇那樣靈感來了開夜車突擊，必須珍惜身體，以保證有足夠的時間建起這座藝術大廈。經過四年時間艱辛的勞動，他終於完成了這部扛鼎之作。盡管他寫作中沒有過分拚體力，但幾年殫精竭慮的藝術勞動，仍然難以避免地消耗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書寫罷，人一下蒼老了許多，臉上布滿深深的皺紋。當然，他的艱辛勞動得到了公平的回報。小說先在《當代》上連載，隨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很快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幾年後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世紀末入選北京圖書館等幾家權威文化機構評選的“二十世紀百部優秀文學作品”，以及香港文學界評出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陳忠實也相繼被選為省作協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由於一場大戰役後的休整及行政事務的分心等原因，他在1992年後沒有再寫出什麼大部頭作品，作為一個創作態度嚴肅的作家，他又不願憑名氣粗製濫造蒙讀者、撈銀子。但是他在政務之餘並沒有完全中斷創作，相繼寫出了散文集《走出白鹿塬》、短篇小說《日子》等佳作，並多次在不同的文學會議上闡發自己“文學依然神聖”的觀點，為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有些茫然的文學愛好者們打氣壯膽，為陝西文學的繁榮興盛擂鼓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