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些人回避政治抒情詩，其實大可不必，任何時代都有政治抒情詩。唐詩中，李白一向被稱為是浪漫詩人，其實他寫的政治題材詩歌並不少，比如他的《古風》五十九首，其中不少是政治題材的詩。杜甫的《三吏》、《三別》更不待說。依我看，白居易的《長恨歌》也可歸入政治抒情詩（有的研究者認為《長恨歌》後半部分是愛情詩）。宋朝，蘇東坡的詞《赤壁懷古》、詩《荔支歎》同樣可歸入政治抒情詩一類，等等。當然，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專家們怎樣分類，我沒有去逐一查對。
家國精神，是中國詩歌傳統的脊梁；憂國憂民，是中國曆代詩人的精神擔當。
五四以來的新詩史，伴隨著中國革命鬥爭曆程，政治抒情詩曾發展成一個大類。極“左”時期的政治抒情詩不好，讓人倒了胃口；但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詩獨領風騷，曆久彌新。《天安門詩抄》作為那個特定時期產生於民間的政治抒情詩，成為新時期詩歌的報曉鍾聲。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局勢經曆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終結、“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目前仍在動蕩之中的北非和中東亂局等等。中國結束了十年“文革”災難，經曆了破除極“左”思潮、衝破改革開放思想阻力的艱難曲折，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起飛和社會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我作為一名當代詩人，親身經曆了這一切，曾經有過長夜難眠的深深憂慮和苦苦思索，也有過歡慶和喜悅，以及麵對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諸多新問題的再度思考，等等。這些，常常促使我有感而發，寫了不少政治抒情詩。雖然這些作品有的過於直白，有的詩意甚少，但它們畢竟真實記錄了我在經曆世界局勢和中國社會劇烈變動時期的所思所想，反映了我的創作傾向。
在我的政治抒情詩中，我自己比較看重的是反映改革開放艱難曲折進程的那些長詩和短詩，因為這場深刻變革關乎祖國的前途命運，我的心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搏動。
我並不主張現在的年輕詩人都去寫政治抒情詩。但是，一個時代的詩歌與同時代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絕，這也不是正常現象。現實生活中永遠存在著矛盾，詩歌永遠要為國家的獨立、統一、強盛歌唱，要為社會生活的公正、公平呼號，要為人民生活的安定、寧靜和幸福吟唱。有頌歌、有讚歌，也必然會有揭露、有批判。詩歌可以有多種流派、各種風格，但就一個時代的詩歌總體麵貌而言，對社會現實生活中的矛盾不能回避，回避隻能使詩歌自身走向衰落，離社會現實生活越來越遠，離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訴求和向往越來越遠。詩歌要追求人類和人性的“終極關懷”，這本身沒有錯，但不能把它當
作規避社會現實生活的“遁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