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子
同學們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曆，看完片子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然後有人“我來給你講……”你才知道剛看的是部經典？這就是電影可以成為藝術的原因，它能讓圍觀者變得有文化，而體育比賽永遠是大老粗的最愛。比如籃球，即便剩一秒時不分勝負，但隨著最後一球投出，你用不著是愛因斯坦也能知道誰贏誰輸。
所以，如費裏尼、戈達爾、茂瑙、塔可夫斯基和基耶斯洛夫斯基這樣的大師，你永遠看不到他們穿著籃球背心、跑得滿頭大汗，或者把腳搭在塞著臭襪子的球鞋上的形象。一旦影迷親眼目睹，世界觀會瞬間坍塌。此時，就連伯格曼遠眺大海時的炯炯雙目，也不再是參透斯堪的納維亞古老傳說或者丹麥哲學的象征，而是因為看到了裸泳的碧比·安德森……甚至是帕米拉·安德森。
但這終究是癡人囈語，因為戈達爾一人是玩不成籃球對抗賽的。除非讓他們在夢裏重聚，巧的是，我就做了這麼一個夢。
我入場時，比賽已近尾聲，這是導演隊最後一次進攻。他們落後一球，隻剩十秒。本該是緊張複雜的局麵，因為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塔可夫斯基相互較勁而簡化。他倆決定各看一部對方的作品，看誰能更快將對方催眠。這樣就隻剩下茂瑙、費裏尼和戈達爾三個人，茂瑙發邊線球，傳給了費裏尼。
費裏尼很快因為笨手笨腳的運球而被倆黑大個逼到角落。無奈之下，他踹了防守者一腳，又抱著球跑開。還把臉湊到攝影機前，要求給特寫。於是，他古怪的笑容和一臉濃妝，出現在千家萬戶的電視機上。費裏尼在一次進攻中，把籃球比賽的所有例都給違了，裁判竟然沒吹哨。
一個穿朱麗葉塔·瑪西娜T恤的哥們對我說：“讓我來給你解釋一下，剛才，費裏尼從短暫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控球——刻意的粗糙、焦慮、舉步維艱，會讓你不惜偷走自行車，隻為讓別人收不到外賣——過渡到華麗的‘Felliniesque’式躲閃，巴洛克風格的發帶、存在主義的護膝和裏米尼風情的牙套，以及剛好八步半的帶球過人，像不像上帝本人？”
費裏尼把球傳給了茂瑙，這位生活在籃球未普及時代的大導演，擁有非常花哨的球技。隻有一個小問題——他一直待在場外。裁判卻沒有任何表示。T恤男看出了我疑惑，說道：“德國表現主義你都不知道嗎？”我說：“知道啊……可是他出界了啊。”他說：“但是影子沒出。”
戈達爾在籃下接球時，身邊空無一人，他打算灌籃，不出意料的沒夠到籃板。不過無所謂了，因為費裏尼還處在“新現實主義”階段，時間就已經走完。但職業球員並沒有歡呼，導演也沒有垂頭喪氣，他們跟現場觀眾圍成一圈，開起了座談會。最後一致同意T恤男的說法，判定戈達爾一個漂亮的“跳接”，扔進了壓哨的四分球。隻有擔任替補的特呂弗很不高興，他為了讓戈達爾受傷，把他的鞋換成了兩隻左腳的。
在夢裏，我很疑惑自己為什麼做了這麼一個夢，大衛·林奇遞給我一本喬治·薩杜爾的《世界電影史》，說：“你應該多看點書了。”
為什麼要多看書？為了學習知識。為什麼要學習知識？為了“讓我來給你解釋一下”，為了“這你都不知道啊”，為了“你才應該多看點書呢”，等等，重要的不是幫助別人，而是顯擺。
舉例說，當有人說“盡管《公民凱恩》沒有黑色電影的結構，卻奠定了黑色電影的美學和態度，比《馬耳他之鷹》早了五個月”的時候，你們兩人就置身於約翰·福特的小酒館，而他剛剛把痰吐進你的朗姆酒裏。你可能要跟他決鬥，也可能成為朋友，但首先要做出正確的回應。最錯誤的回應莫過於“我更喜歡黃色電影”。如果你不知道他在說些啥，就讚同好了。最有趣的情況則是聽懂了，並且提出反對意見。
成年人爭論《公民凱恩》與黑色電影，和六年級小學生為誰是最厲害的黃金聖鬥士吵架差不多：一開始都會引經據典，不過一個引的是影評人尼諾·弗蘭克發表在《法國銀幕》上的文章，另一個指出巨蟹座迪斯馬斯克麵對穆先生故意放水的事實；然後發展為深層次的心理分析，否定《公民凱恩》的黑色元素源自對權威盲從的精神自卑，堅持中國童虎最強則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最終都以人身攻擊而告終，小學生會指著對方的鼻子罵“大傻逼”，成年人一邊狂罵“大傻逼”，一邊在對話框裏敲上：“算了，跟你這種人說不明白。”當然了，成年人所討論的話題更具有現實意義，隻有搞清哪部電影是第一部黑色電影，才能在解決看病難的同時平抑菜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