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條路就是曲線做官。當某個人科舉久久不中，心若死灰，願還從灰裏冒出火花來，他便放棄讀書去經商，經商賺了錢以後，再培養兒子、孫子去讀書、做官，讓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決官位的問題。
天朝體製（二）
明永樂初年人內閣、日後當了首輔的大學士楊士奇曾說道：“天下之大，士之出於學校者，莫盛於江西、兩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
今天，若再去這片明麗的山水間懷抱有大量的明清兩代民居、書院、藏書樓的江浙與贛大地上走走，人們仍會為儒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的深長投影而驚歎——真是琅琅書聲隱隱可聞，文藻辭海處處湧動；蕞爾小縣不乏簪纓世族，功名牌坊密如修林……其二，中國從未引導自己最傑出的人才去搞科學技術，去辦產業，去鑽研學術，而最終引導他們走向政界，涉人了專製時代不可能不危險與肮髒的政治泥淖。
在以理製欲的文化密碼的編程下，中國的文人們幾乎都是正統的儒者，他們都頗富使命感，長著一副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臉，白視甚高，“治大國如烹小鮮”，卻又遠離實踐與生產。倘若他們和匠人在作坊裏十活，或者與需要新技術的工人在一起切磋，他們便失去了其文人的身份。“這種手腦分離，同達·芬奇以下早期歐洲科學界的先驅人物恰成鮮明的對比。歐洲科學界的先驅往往出身於操手工藝的家庭，即使他們成了學者，仍建立自己的實驗室，不受社會上習俗的阻攔。”（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
一般來說，他們都活得很規矩，乃至很刻板。其中，不乏文天祥、史可法這樣的忠臣烈士，也不無賈寶玉所痛罵的“祿蠹”道學。更多的則是隨波逐流的人物，他們的詩、文、字以及銳氣漸漸都被官場磨滅了，他們的人生價值，無論是政治價值還是自身的文化價值都沒有實現，最後變成一個除了做官什麼都不會的庸庸碌碌的官僚。像湯顯祖這樣被餘秋雨稱之為“摯情吟唱”的浪漫主義者，已是不諧之音；而宋應星更是鳳毛麟角——他進入不了官場，走上了一條沒有進入官場的知識分子應該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贛西北一個荒寒的鄉村裏，終身忍受著清貧與寂寞，卻總結了前人的科學研究和生產力創造性的成果，寫下了一部中國17世紀的百科全書。其中《天工開物》一書不知怎的競流傳去了國外，在日本德川時代以後的學術界有著重大影響，當時就有日本學者高度評價道：“作為展望在悠久的曆史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中國技術全貌的書籍，是沒有比它再合適的了。”
這樣便導致了一個嚴重後果，近代中國日愈閉塞保守，官場諂諛成風，民間坐井觀天，天下讀書人緊跟朝廷不落後。中國在明代中後期稍稍活躍起來的思想文化界，到了清朝頓成刀下之羊，龔白珍的名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並不僅僅是為著“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祈求“天公”改變那種“避席畏談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萬馬齊喑的可悲局麵。中國官場曆來等級森嚴，“下官”、“卑職”之聲不絕於耳。人清代尤甚，白王公大臣起，個個在皇帝麵前口口聲聲自稱“奴才”，諂肩脅笑、唾麵白幹的奴性彌漫於朝野上下。
在1662-1796年的康雍乾之世，同在西方，經曆了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成長中的資本主義開始全麵衝擊中世紀的封建統治及其意識形態。各種思想不斷翻陳出新，各種學說競相蟻走蜂忙，歐洲的商船與傳教士不斷叩擊古老的東方帝國的大門。國外發生了許多改變世界麵貌、大大推動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發明；在遙遠的古代有如許重大科學技術發明的中國人，在清一代長達268年中在自然科學技術方麵不僅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使得中國近代化可謂進退維穀，而且全社會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幾乎無知到了零的地步，對洋人的惕懼之心，則可用杯弓蛇影來形容——
過去清朝的大臣們，包括警醒者如林則徐，都認為洋人隻是在海上打仗厲害，在陸地上打仗根本不行——當年英國女皇派馬爾戛尼來中國覲見乾隆皇帝，清宮的禮節要求他下跪給皇帝磕頭，但他堅不下跪，據此大臣們都認為洋人的腿是不能彎曲的。結果雙方一開戰，發現洋人不僅在海上有堅船利炮，陸地作戰也很有一套。仗打敗了，清王朝不得不與洋人談判，坐下來卻發現整個北京城找不到一個會講英語的人，隻能請外國人翻譯。外國人怎麼說，大清官員就怎麼聽。洋務運動一起，恭親王、李鴻章等諸公亡羊補牢，趕緊先辦了同文館，算是外國語學院的雛形。最早隻開設英文，後來又相繼開設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到慈禧聽政時，同文館因為要增加天文學和算學兩門學科，在朝廷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史稱“同文館之爭”。當朝大學士、一個蒙古王爺倭仁，認為學語言還可以，但算學和天文學也要學洋人的，豈不是完全西化了？他堅決反對增設這兩門課。最後，恭親王用茁壯的嘴力總算是說服了慈禧，但因保守派的阻攔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報名的學生很少，哪像現在學外語的人比比皆是，以會外語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