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以蟄所提出的民眾樂會，無疑是麵向廣大民眾的，不是極少數人的孤芳自賞，不是隻為小眾服務的。他覺得在北京的公園等民眾活動的場所舉辦樂會是能夠及時為北京許多性情上生了贅瘤的群眾、許多性靈滋長的孩童服務的。這些場所是舉行樂會的好場所，是可以促進音樂的普及的。他提到夏天在北京中央公園（即今北京中山公園）、先農壇舉辦樂會，就考慮到了有遊眾的聽眾保證，有古樹古建的環境，這些是音樂的極好背景。有好的背景而不利用，豈不可惜？
在劇院、音樂廳演出音樂，自然需要；到公園等民眾活動的場所演出音樂同樣需要。不能隻想到前者而想不到後者，而且後者更能為民眾提供欣賞的便利，讓音樂與聽眾在日常生活中走得更近些。鄧以蟄呼籲音樂家快快起來，付諸實際的行動。“諸位音樂家！……你們為何不借此快快組織一民眾樂會（Popular Con-cert）呢？”“諸位音樂家！你們的樂班，何不快快起來，提起你們使命的旌旗，趕快首途！”鄧以蟄提請音樂家：“望你們快快吹打起管弦鑼鼓上道！否則不但沒有演奏Stranss，Wagner，Beethoven的希望，就是Handel，Mozart……，恐怕也演不久了！而文姬別國之音，永無音樂表現之機會，屈原《離騷》、《天問》之大曲，（Symphony之譯稱不知何出）更無希望；即蕭友梅先生之別校曲，恐將為最後之成績矣。豈不可惜！豈不可惜！”鄧以蟄這裏第二次提到演奏德國著名作曲家施特勞斯、瓦格納、貝多芬的作品，提及德國著名作曲家韓徳爾、奧地利著名作曲家莫紮特的作品，提及表現中國古代屈原、蔡文姬題材的音樂作品，提及中國現代作曲家蕭友梅創作的作品，可見鄧以蟄對古今中外音樂作品之熟悉。形勢迫人，無論古今中外的音樂作品，能夠演起來才是關鍵。不然音樂家不能有所作為，自己的才能無法獲得施展的機會，聽眾的欣賞能力也無法提高，對交響樂等音樂作品不能欣賞的情況還會繼續存在。故而音樂家應該行動起來，肩負起自己的使命，為社會、為民眾演出音樂作品，來醫治中國人的諸病症。“諸位音樂家！……我想你們的樂班，必定是我們棕葉般又平和，又疏散，又能搖曳生姿的那雙手；又能擔戴得了那條彗星似的光芒銳利的帚子的使命，也就是那柔如綿，溫如玉，動定得宜的手了。”鄧以蟄把樂班比為“棕葉般又平和，又疏散，又能搖曳生姿的那雙手”，“柔如綿，溫如玉，動定得宜的手”，手的比喻貼當親切，形象生動。音樂之手可弄平人們的贅瘤，把灰塵撫去，起到精神心理的安慰、慰藉效能。“我們社會需要你們藝術家，你們藝術家也需要我們社會。我們倆何不快來握手把臂，吻頸壹心，行這個同偕到老的見麵禮呢？”社會需要樂班，樂班也需要社會。社會需要音樂家，音樂家也需要社會。兩者是能夠形成融洽的關係的。
總之，鄧以蟄《對於北京音樂界的請求》一文的音樂美學思想，是立足社會人生的。無非從成人和兒童出發，一方麵是要以音樂的力量從源頭上消除我們成人的許多贅瘤（當然，成人也需要進行美育），另一方麵是從培養孩童的性靈出發進行音樂的美育（當然，孩童也能結成贅瘤）。他充分肯定了音樂藝術的獨立性和重要作用，對醫治中國聽眾需要的音樂的風格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他對聽眾的接受層次及其審美能力作了區分，突出強調了音樂應為大多數群眾服務的宗旨，呼籲音樂家行動起來，與社會進行合作。他此文的音樂美學思想值得我們好好汲取其營養。但他也有誇大音樂的地方，音樂畢竟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消除一切贅瘤、沙礫。
（作者杜寒風係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