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鍾以後，有人敲門。當時我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對此我隻能怪自己了。錯就錯在我們沒有親自去開門，而是讓那個姑娘去開的。我們聽見她說，“媽媽，來了兩位客人，正等著見你。”然後我們聽見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經過過道。福布斯猛地推開門，我們倆先後跑進了後屋也就是廚房，但是那個女人搶先走了進去。她帶著敵意望著我們，後來，突然認出了我，臉上顯得非常詫異。
“怎麼，這不是部裏的費爾普斯先生嗎！”她大聲說。
“喂，喂，你把我們當作誰了？為什麼躲開我們？”我的同伴問道。
“我還以為你們是舊貨商呢，”她說，“我們和一個商人有糾葛。”
“這理由很勉強，”福布斯答道，“我們有根據認為你從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後跑回這裏處理它，你得跟我們一起到蘇格蘭場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議，還進行抵抗，當然是徒勞的。我們叫來了一輛四輪馬車，三個人都坐著這輛馬車回去了。臨走以前，我們還檢查了廚房，尤其是爐火，看看是否她在一個人先趕到這裏的時候把文件扔進了火裏。但是，沒有一點碎屑或灰燼的痕跡。我們一到蘇格蘭場，馬上把她交給了女搜查員。我極度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檢查員送來了報告，但是報告說不見文件的蹤影。
“這時，我才開始意識到我的處境可怕到了極點，直到那個時候，我都是隻顧行動，根本沒有好好動動腦筋思考。我一直深信能夠很快找到那份文件，因此根本沒敢去想如果找不到，後果會怎麼樣。但是，現在既然已經山窮水盡，我才有空來考慮自己的處境。實在太可怕了。華生可能已經告訴你了，我在中學時，是一個膽怯而敏感的孩子。我生性如此。我想到我的舅父和他內閣裏的同僚，想到我給他帶來的恥辱，給我自己和親友帶來的恥辱，我個人作為這樁離奇的意外事件的犧牲品，根本算不得什麼了。更重要的是，外交關係事關重大，絕不能發生任何意外。我算毀了，毫無希望地可恥地毀了。我不知道自己當時做了些什麼。我想一定是當眾大鬧了一場。我隻隱隱約約地記得當時有一些同事圍著我，竭力安慰我。一個同事用馬車把我送到滑鐵盧火車站，送上了沃金的火車。我相信，當時如果我的鄰居費裏爾醫生不是也乘這一趟火車的話，那麼，那位同事會把我一直送到家的。這位醫生把我照顧得十分周到，也確實多虧他這樣照顧，因為我在車站就昏厥過一次，我還沒到家，便幾乎成了一個胡言亂語的瘋子。
“不難想象，當醫生按鈴把我的家人從夢中驚醒，他們出來看到我這副樣子時的情景。可憐的安妮和我母親幾乎心都碎了。費裏爾醫生在車站上聽偵探講過事情的由來，於是他便把事情經過跟我的家人講了一遍，誰都隻能幹瞪眼。他們很清楚，我的病不可能很快治好，所以約瑟夫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搬出了這間心愛的臥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爾摩斯先生，我在這裏麵已經躺了九個多禮拜，人事不省，神經極度混亂，如果不是哈裏森小姐在這裏照顧，還有醫生的關心，我現在還不能和你們講話。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又雇了一位護士晚上守護我，因為在我神經病發作時，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隻是到了最近三天，我的頭腦才逐漸清醒過來，我的記憶力才完全恢複過來。有時我真是希望它不恢複就好。我清醒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負責此案的福布斯先生發了一封電報。他來到這裏，向我說明，雖然想盡了一切辦法，仍沒找到任何線索。他們運用各種手段檢查了看門人和他的妻子，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於是警方又把懷疑對象轉向了年輕的戈羅特，大家一定還記得，戈羅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後在辦公室裏逗留過很長時間的那個人。事實上，他隻有兩點可疑：一是他走得晚，二是他的法國姓名。但是，事實上，他走了以後，我才開始抄那份協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諾派教徒血統，但是他在習慣和感情上，像你我一樣，是英國人。無論怎麼說，也找不出什麼真憑實據把他牽連進去。於是這件案子就此擱了下來。福爾摩斯先生，我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如果連你都沒有辦法，那麼我的榮譽和地位就永遠地斷送了。”
由於談話時間太久，病人感到十分疲乏，便斜靠在墊子上，護士給他倒了一杯興奮劑。福爾摩斯頭向後仰，雙目微閉，坐在那裏沉默不語，在陌生的人看來，那副姿勢似乎是無精打彩的樣子，但是我知道這表示他正在緊張地思考。
“你講得很清楚了，”他終於說話了，“我想問的問題差不多了。但是，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要弄清楚。你告訴過什麼人你要執行這一項特殊任務嗎？”
“誰也沒告訴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