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後，丁俏麗出院了，她捧著一大束象征品質高潔的蘭花和她自己疊的99顆幸運星送給救護組的全體醫護人員，她開心地笑著說：“我一定要努力學習，將來成為一名出色的醫生。”大家也都喜笑顏開地為丁俏麗送別。
隻是，回到辦公室後的周主任、肖主任和鍾所長心情卻有著難以言說的沉重：事實上，丁俏麗由於整個生殖器的嚴重汙染，子宮及卵巢粘連，成年後的丁俏麗生育機會幾乎為零，到時候，她真的有足夠的堅強來麵對這一切嗎？
後記
湖南省兒童醫院普外科主任周小漁接受完筆者的采訪後說：在我們普外科，70%以上的嚴重外傷少兒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我們科自去年10月至今年6月就收入了好幾例恨慘的留守孩子的病例：餘豐，14歲，因“腸扭轉、深度休克”入院，由於爺爺、奶奶延誤送治，喪失手術機會，入院3小時即死亡；謝小娜，13歲，洗澡時煤氣中毒，外婆直至2小時後才發現，送入醫院搶救未果死亡；夏小君，12歲，在家玩火致大麵積燒傷，入院已兩個多月，目前病情依然不敢樂觀；林曉，8歲，和爺爺上街時橫穿馬路，發生車禍，嚴重顱腦外傷，還未及進手術室即死亡。
最後，周小漁主任極其感慨地說：這是多麼令人觸目驚心的一個現實！目前，僅僅一個湖南省，留守兒童及少年已超過百萬之眾，全國留守少兒已然是一個為數驚人的群體！而丁俏麗這例極端的病案難道還不足以令我們反思：留守少兒身心健康的普遍殘缺，責任難道隻應歸罪於孩子的父母嗎？整個社會又該承擔起怎樣的責任？
中外專家聯手拯救
“中國最幸運”女孩
2000年6月23日，湘雅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骨科張湘生教授收到一封寄自意大利的來信。歐洲最負盛名的RIZZOLI骨科研究院專家Zingh教授在信中熱情洋溢地寫道：“我為‘骨痂延長術’治療化膿性骨髓炎導致的骨壞死在中國首獲成功感到由衷的高興。同時，我更為中國醫生為他們的患者所付出的愛心和努力而感動，請替我問候那位中國最幸運的女孩。”
手捧來信的張教授則感慨地對妻子說：“其實，我們最應該感謝的是Zingh教授不收任何報酬的無私的技術轉讓，是他給無數像賀丁才這樣的中國患者帶來了福音。”
賀丁才就是那個被Zingh教授稱為“中國最幸運”的女孩。5歲時，她因患血源性化膿性骨髓炎導致股骨僅餘7cm，其餘溶骨全部壞死。在經過長達10年的6次手術後，她竟奇跡般地長出了33cm的新股骨。在這例中國骨外科奇跡的背後，有一個由中國教授和外國專家共同演繹的愛心故事……
不幸來臨時，親情永不言敗
1982年6月，賀丁才出生在湖南雙峰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家中有姐妹三人，她排行第三。1987年3月，5歲的賀丁才突發高燒，被當地的赤腳醫生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開了一些感冒藥。
然而，賀丁才在家裏服藥治療後，病情卻越來越重。心急如焚的父親賀濟堂趕緊抱著女兒到雙峰縣人民醫院求治。後又輾轉來到婁底地區人民醫院就診。
在婁底地區人民醫院骨科，賀丁才被確診為：血源性化濃性骨髓炎。醫生決定為其施行股骨開窗引流術。手術後，骨髓炎很快得到了控製。但不久，X片卻發現，賀丁才股骨出現了溶骨壞死。而那時，按國內的醫療情況，要想控製病情、挽救賀丁才生命的唯一辦法就是截肢。
一天查房時，醫生對守候在女兒病床旁的賀濟堂說：“等會兒，你來我辦公室一下。”
早熟的賀丁才敏感地意識到醫生一定是有什麼話要回避自己，等父親離去後，她悄悄地拄著拐杖來到醫生辦公室。果然，裏麵傳來了父親語氣沉重的聲音：“醫生，難道除了截肢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醫生歎口氣說：“賀丁才的病情被延誤了，她要早來我們醫院還不至於如此，可現在……”
聽到這兒，6歲的小丁才一把推開房門，情急之下，她摔倒在地，她邊爬邊哽咽著說：“爸爸、醫生，求求你們不要截掉我的腿，我不想一輩子當癱子，我要站起來。”賀濟堂一把抱起女兒，眼淚“忽”地就下來了，他哽著嗓子說：“我們不截肢，我們治，哪怕傾家蕩產，我和你媽也要治好你的腿。”
之後，賀濟堂帶著女兒輾轉湖北、上海等地的許多大醫院求治，賀丁才的病情卻絲毫不見好轉。
1990年，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賀濟堂聽說湘雅二醫院的張湘生教授醫術不錯，便急切地和妻子帶著女兒來長沙找到張教授。
當張教授詳細了解了賀丁才的病情後，對賀濟堂說：“現在唯一可以嚐試的辦法是植骨，就是從別人體內取一截骨頭植進去，當然最好是從有血緣關係的親人體內截取。但手術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請你們認真考慮。”
賀濟堂夫婦卻說：“不用考慮，哪怕隻有萬分之一的希望我們也要試一試。”夫妻倆還爭著要為女兒捐骨。最後，賀妻深情地對丈夫說：“丁才爸，還是用我的骨頭吧，萬一手術失敗，你還得為女兒掙醫療費，可不能有一點閃失呀！”
第二天，賀丁才和母親同時被推入了手術室。賀濟堂站在門外，忐忑不安地搓著手，不由思緒聯翩。兩年來，為了掙錢給女兒治病，他放棄了鄉村教師的職業，和妻子四處奔波，什麼掙錢就做什麼，還不辭辛苦地幹起了長途貨運司機。有幾次，因為疲勞過度，他還差點出了車禍。治好女兒的病，已經成了賀濟堂生活中唯一的信念。現在，女兒再一次被推進了手術室，同時進去的還有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是福是禍？他真的不敢多想。
兩小時後，賀丁才母女被推出了手術室，賀母體內一截長達6cm的髂骨已成功地植入了女兒體內。
然而，盡管張教授和同科室的醫生及護士都竭盡全力，植進賀丁才體內的骨頭還是被吸收溶解掉了，手術失敗了。湘雅二醫院的醫生們都勸賀濟堂：“還是截肢吧。”得知這一消息後，賀濟堂這個堅強的漢子忍不住哭出了聲。但他怎麼也下不了這個決心：女兒實在太懂事了，治療中那些大人都難以忍受的痛苦她始終咬著牙一聲不吭地挺過來了，平時，隻要有時間就拿著課本自學。賀濟堂清楚地知道，女兒那黑亮的眸子裏在希翼著什麼。如果截肢，那麼，她將永遠無法用雙腳踏進朝思暮想的學校，這簡直太殘忍了！
哭過之後，賀濟堂暗下決心：除非到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否則，他寧願花再多的錢用藥維持，也絕不輕言截肢。就這樣，這對堅強的父女，給湘雅二醫院骨科所有的醫護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外專家聯手點燃希望之火
正當賀濟堂一家陷入絕望之時，1992年初，張湘生教授得到了一次前往歐洲最著名的RIZZOLI骨科研究院學習“治療骨腫瘤現代醫學技術”的機會。RIZZOLI骨科研究院是國際著名的研究院之一，那裏的許多骨科技術都處於世界前列。這麼多年來，小丁才和她那善良而堅強的父母一直牽扯著張教授的心，他敏感地意識到這也許是一個好機會。
臨出國前的一天晚上，張教授鄭重地對妻子盧宜俠說：“我始終放心不下賀丁才的病。這孩子確實太聰明太可愛了。真希望這次出國能找到一些治療她的好方法。有機會你轉告他們，如果相信我就一定等著我，千萬別截肢。”
張教授的話又一次點燃了賀濟堂夫婦心中的希望，他們滿懷憧憬地帶著女兒回到了雙峰鄉下。
然而，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長沙那邊卻音信渺茫。每次給盧老師打電話，盧老師都是滿懷歉意地說：“對不起，老張還沒有找到好辦法。”這其間，小丁才的病幾次反複，甚至已徘徊在死亡的邊緣，但最終，小丁才都堅強的挺了過來。她對父親說：“爸爸，我要等著張教授回來給我治病，我將來要上大學，要當醫生。”賀濟堂緊緊地將女兒摟進懷裏，熱淚滾滾。
半年後，他們終於等來了讓他們喜極而泣的消息：張教授找到了治療賀丁才疾病的好方法。
原來張湘生教授到意大利後，就一直在努力尋求治療血源性化膿性骨髓炎導致肢體殘缺的好方法。不久，他發現，許多因波黑戰爭而肢體殘疾的人在RIZZOLI骨科研究院經過骨痂延長術後長出了健康的新股骨。這令他欣喜萬分。可是，他來意大利主要是學習“治療骨腫瘤現代醫學技術”，要再學“骨痂延長術”，時間有限是其次，問題是該技術的所有者Zingh教授肯不肯教，研究院同意不同意？他已經沒有多餘的學費上繳給研究院了。
“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放棄這個機會！”思慮再三，張教授決心試一試。1993年3月的一個晚上，在研究院同事的陪同下，張教授忐忑不安地敲響了Zingh教授的家門。
當Zingh教授聽完張教授講完賀丁才的故事後，他被賀濟堂父女不屈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深深感動了。他豎起大拇指對張教授說：“那是一對了不起的中國父女！如果我的技術能傳到中國，能治好更多中國患者的病，那將是我的榮幸。”張教授緊緊地握住Zingh教授的雙手，激動地說：“我替所有的中國患者感謝您無私的技術轉讓，謝謝您！”
研究院看到Zingh教授的申報後，立即決定無償地為張教授學習“骨痂延長術”提供一切便利。從那以後，張教授在學習“治療骨腫瘤現代醫學技術”之餘，潛心向Zingh教授學習“骨痂延長術”。
Zingh教授首先讓助手將他們多年手術中積累的經驗和教訓在理論上給予張教授指導，同時，他幾乎每一台重要的手術都帶著張教授上台，讓他做自己的助手，隨時針對手術中的關鍵步驟進行詳細講解。
1993年3月6日，張教授隨著Zingh教授同台做完一個11歲患兒的“骨痂延長術”，手術後，感到還有些疑問需要當麵請教，便向他提出了共進晚餐的請求。Zingh教授遲疑了一會兒，爽快地答應了。那天晚餐後，Zingh教授還利用多媒體幫張教授解決了一些有可能在中國治療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直到晚上11時，Zingh教授開車去Skicpe商場買巧克力時，張教授才知道，這天正是Zingh教授和妻子的結婚紀念日。歐洲人是最重視結婚紀念日的，而Zingh教授居然為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中國女孩放棄了和妻子共享的快樂時光。張教授不僅為Zingh教授的博愛情懷而感動，也更堅定了為賀丁才治療的信心。
在RIZZOLI研究院和Zingh教授的積極支持幫助下，一年多以後，張教授學成歸國。
愛心和奉獻創造的生命奇跡
賀濟堂得到張教授回國的消息後，當即決定帶著女兒到長沙定居，他在長沙郊區租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自己白天做鍾點工，晚上開出租車，讓妻子料理家務，照顧賀丁才。兩個大女兒則留在鄉下和奶奶一塊兒生活。
1993年5月，賀丁才再次住進了湘雅二醫院骨科。張教授用了整整一周的時間製定了一個非常嚴謹周密的手術方案。
手術方案擺在桌前，張教授心裏並不平靜，這是他回國後的第一台骨痂延長術，而且，通過幾次手術把原來僅有的7cm的股骨延長至40cm，這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是天方夜譚，手術一旦失敗，後果將難以想象。甚至，還會有人指責他是拿患者做實驗。可是，醫學科學本身就是一門實驗科學，很多東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不斷探索、不斷實踐的過程中肯定會有挫折和失敗。但作為醫生，必須有強烈的責任心去麵對這一切。張教授想到這裏，提起筆在手術通知書上毅然寫下了賀丁才的手術日期：“星期一”。
星期一上午，抱著成功信念的張教授，在大家充滿希望的目光注視下推著賀丁才再次走進了手術室。
這次手術非常成功，不到一周的時間，1cm的新股骨便完全愈合。張教授高興地把這一消息告訴了遠在意大利的Zingh教授。教授很快回信了，他建議張教授緊接著為賀丁才施行第二次手術，並將手術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在信中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於是，兩周後，張教授再次為賀丁才施行手術，這一次手術延長了她10cm的股骨。
術後，賀丁才由於營養不良出現了貧血。這時，湘雅二醫院骨科的全科醫護人員給予了賀丁才最真摯的關懷，有的為她捐錢，有的為她捐物；同病室的病友們則將親友送來的營養品全都轉送給了她，省煤炭廳的王麗華女士還讓出了自己的白蛋白；張湘生教授的妻子盧宜俠老師更是對小丁才關懷備至，一次次熬好雞湯、排骨湯給她送去。很快，賀丁才的血色素便恢複了正常。
但由於賀丁才同時還患有乙肝，體質較差，所以，這一次新股骨愈合很慢。張教授心裏十分著急，每天他不管多忙都親自趕到病房探視賀丁才。偏偏這時，張教授又不慎扭傷了腳。然而，每天黃昏時分，他依然會在妻子的攙扶下，準時踏進賀丁才的病房。
1993年6月2日，是賀丁才11歲的生日，那天，醫護人員、病友圍坐一堂，給她過了一個記憶中最熱鬧最快樂的生日，在大家的掌聲中，她微閉雙眼，吹熄了蠟燭。媽媽問她：“三兒，你許的什麼願？”賀丁才淚眼盈盈地說：“我祝願每一個關心我愛護我的人都幸福安康！”站在一旁的張教授和盧老師互相對視著，心裏充滿了安慰。
1個月後，賀丁才出院了，這次手術一次性成功地將賀丁才的股骨延長了10cm。這無疑是我國骨外科史上的奇跡。
跨越國際的愛心源遠流長
半年後，賀丁才終於拄著拐杖踏進了學校的大門。站在校門口，看著那些背著書包蹦蹦跳跳的同齡孩子，賀丁才淚流滿麵地對母親說：“媽，我覺得我好幸運，我還以為我這一輩子都不可能踏進學校的大門了。”
賀丁才一入校便就讀於四年級，她用超人的毅力克服著學習中的一切困難。期末考試，她的總成績名列全年級第一名。在賀丁才幼小的心靈中，這是她對張教授夫婦、對Zingh教授及所有關愛她的人們表達感激的唯一方式。
1995年7月，賀丁才利用暑假來到湘雅二醫院骨科，接受第三次手術，這一次她的股骨又延長了14cm。
1999年10月，賀丁才再次接受手術，股骨又延長了8cm，同時，還糾正了左下肢旋轉問題。從僅7cm的股骨延長到了40cm，在國內還是首例。2000年5月，賀丁才終於可以不用拐杖下地走路了。
盡管由於治療一再耽誤上學，賀丁才卻一直保持著全年級第一名，甚至全區第一名的好成績。為此，湖南衛視還專門對賀丁才的事跡進行了報道。
而這幾年，張教授則將“骨痂延長術”廣泛應用於“血源性化膿性骨髓炎”導致的殘疾、車禍引起的外傷性殘疾，無一例失敗。
2000年6月，當Zingh教授獲悉賀丁才治愈的消息後，興奮地表示將前往中國看望這個“中國最幸運女孩”。然而，正當張教授和賀丁才兩家人熱切地期待著Zingh教授的到來時，卻得到Zingh教授意外去世的不幸消息。
聞此噩耗，賀丁才拿著自己的成績單和獎狀放聲痛哭，那是她準備送給Zingh教授的禮物。張教授輕輕地撫摸著賀丁才的頭，說：“三兒，你的病能治好是奇跡。但你要記住一點，這個奇跡是無數人的愛心創造的。無論今後你的生活麵臨怎樣的不幸，你都要像Zingh教授和所有關心你的人們一樣，有一顆無私的愛心。”賀丁才含淚懂事地點點頭，說：“我懂，愛心就是奉獻。”
是的，這個世界上，隻有最真誠的愛心和最無私的奉獻才能創造奇跡。願這個奇跡源遠流長！
愛有多深，有淚長流不言悔
——一個比《渴望》更動人的真實故事
1990年，湖南常德市工商局21歲的未婚女青年何媛媛因收養一名棄嬰，而成為各大新聞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何媛媛因此被譽為湖南的“劉慧芳”。
然而，在表麵的榮耀背後，何媛媛卻經曆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婚姻更是屢遭挫折，生活也陷入孤苦而艱難的困境。盡管如此，在淒風冷雨中，她卻依然選擇了堅強和愛。
1999年10月，筆者兩次遠赴常德，采訪了何媛媛。麵對筆者執著而坦誠的提問，何媛媛終於第一次向外界吐露心聲……
因為愛心，我告別了初戀
回想起1990年的那一幕，一切恍若夢中。那一年，我剛剛21歲，在常德市工商局工作，年輕貌美，且擁有一份令人稱羨的好工作和一段剛剛萌芽的甜蜜愛情。
那年的8月24日下午3點30分，那一刻，我永生難忘：我和幾個同事路經湘運常德汽車北站門外時，無意中發現大門口放著一個包裹。我走近一看，驚奇地發現包裹裏竟包著一個女嬰，“嚶嚶”的哭聲仿佛奄奄一息的小貓的啼叫。在她的衣服下麵藏著一張紅色的紙條，上麵寫著：“孩子於1990年8月23日午夜12點出生，盼大慈大悲的好人撫養。”女嬰的臍帶處已化膿流血。
我趕緊抱著她就往醫院跑。經過幾個小時的搶救，孩子終於脫離了危險，但身體依然十分虛弱。醫生歎息著說：“唉，這小東西可憐啊。若有好心人精心帶著她，恐怕還有救；若沒有，她還是完了。”
不知怎的，我一陣心酸。抱她出醫院大門時，我毫不猶豫地邁上了回家的路。
那時，我還是一個21歲的大姑娘啊，根本沒有育兒經驗。多虧了我的爸爸、媽媽，他們沒有責備我一句，就毅然承擔起了照顧女嬰的責任。也許是由於身體太弱的原因，這女嬰很不好帶，經常在夜間啼哭，年過半百的父母就一遍遍起床替她喂牛奶，沒幾天就熬得兩眼發紅，形容憔悴。心懷歉疚的我便也開始嚐試著夜間起床照顧她。有意思的是，隻要女嬰一到我的手裏，就會很快安靜下來。後來，連母親都對我說：“我看這孩子，還真和你有緣。”
其實，當初，我並沒有打算抱養這個孩子，我隻是想替孩子治好病後，就為她找一對沒有生育能力的好心夫婦收養。在孩子滿月的時候，一對在常德做生意的河南夫婦找到我，要求領養孩子，並提出給我8000元的撫養費。我當時很生氣，憤憤地說道：“孩子又不是商品，我不會賣的；你們若真心想收養，讓我考慮幾天吧。”那對夫婦訕訕地走了。
為了慎重起見，我專門托人了解了這對夫婦的情況。熟人告訴我，這對夫婦是專門買賣孩子的。我當時就嚇出了一身冷汗，以後再也不敢讓人收養她了。
我也動過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的念頭，可每回鼓足勇氣打點好一切，臨出門時一瞧見孩子越長越可愛的小臉，心就軟了，忍不住又想：“下回吧，下回我一定送去。”
孩子越長越大了，非常依戀我。每天我一回到家，她那雙清澈的眼睛就追隨著我的身影；有時孩子哭，任誰哄都沒用，隻要一挨近我，還沒把她抱進懷裏，她立馬就破涕為笑……這種感覺真的太奇妙了，年輕未婚的我似乎真正找到了做母親的感覺。時間長了，我就越狠不下心把孩子送走。於是，在取得家人的理解和讚同後，我決定收養這名女嬰，我給她取名叫愛心，隨自己姓何。
那時，電視連續劇《渴望》正在全國熱播。伴隨著《渴望》熱的不斷升溫，我收養棄嬰的事情也被新聞媒體發現了，並很快成為電視、電台、報刊競相報道的熱點，我也被他們稱為湖南的劉慧芳。
然而，一些世俗的流言蜚語也接踵而至了。每次抱著小愛心上街，我身後總會有人指指點點，說什麼的都有。有人說我肯定是身體有問題，不能生育，不然，怎麼漂漂亮亮的大姑娘還未結婚就抱養個孩子；也有人說我是為了出名才領養了孩子；更有甚者，幹脆說這孩子是我的私生子……
我簡直有口難辯。我收養愛心時想法非常單純，根本沒想到會給自己帶來榮譽，更沒想到還會惹來這麼多的煩惱。那段時間，我思想壓力很大，整天呆在家裏不敢出門，隻要一看見一堆人圍在一起就敏感地以為別人在議論我……這樣的日子可真難熬啊！
後來，我想通了，我是在做好事啊，做好事又何必這樣躲躲閃閃呢？
在我剛開始收養愛心時，我的初戀男友鄧軍對我非常支持，經常幫著我給愛心喂奶、洗尿布。可時間一長，特別是那些流言蜚語紛至遝來時，他開始變了，先是吞吞吐吐地欲言又止，後來索性好久不露麵。
再後來，鄧軍委托他媽媽找我談話，希望我把小愛心送走。
鄧軍母親離開後，我心裏掙紮極了。我和鄧軍相戀多年，彼此情投意合，我曾無數次設計過我們未來美好的生活，難道為了小愛心，自己真的要和傾心相愛的人分手嗎？這時，我多麼希望能得到男友的理解和支持啊。可是，鄧軍卻避而不見，甚至連我的電話都不敢接，我徹底絕望了。
我獨自來到我們經常約會的公園，找到一個僻靜的角落，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場。
就這樣，我告別了我的初戀。
丈夫離去後，我的情感世界淚雨滂沱
這以後，又有不少熱心人為我介紹對象，但終因我不肯放棄對小愛心的撫養而和他們失之交臂。
一連串的情感挫折簡直使我心灰意冷。愛心是這麼可愛的一個小女孩，為什麼會有人不喜歡她呢？
1991年年底，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做個體服裝生意的小夥子王建。介紹人很坦白，她告訴我，王建曾因打架鬥毆而被判刑過，但他本質不壞，現在不僅是常德市工商個體協會委員，而且還是納稅先進戶。
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我發現王建雖然性格內向，不善表達，但的確是個心地非常善良的小夥子，對愛心尤其好。有時，我工作忙，沒時間照顧小愛心，王建就主動抱小愛心上街，逛公園。小愛心很喜歡他。我有一個87歲的老祖母癱瘓在床，大、小便失禁，每次王建來家玩，總是搶著洗老祖母換下的髒衣服。經曆過一次次情感挫折後，我對感情問題特別實際，對小愛心好幾乎成了我首要的擇偶條件。王建的真誠、善良深深感動了我。
1992年11月，我和王建舉行了婚禮。宴席上，朋友們都開玩笑說：“小王，你真不簡單，一下子又有老婆又有女兒了。”王建也一臉幸福，微笑著說：“這是我的福氣。”那一刻，我幸福得幾乎暈眩了，慶幸苦盡甘來的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依托的大樹。
婚後，我們商定：為了小愛心，3年以後再要孩子。小家庭平添了許多歡樂，可調皮的小愛心也常常弄出些小麻煩，搞得我們心驚膽戰。
1993年初的一天，不滿3歲的愛心趁大人不注意，一個人跑到外麵玩，不下心掉進常德市朗州北路一個工地兩米多深的下水道裏去了。那裏很偏僻，直到天黑透了，才有一名路經此地的修路民工把她救了起來。
在小愛心失蹤的這七、八個小時裏，我和王建都快急瘋了，全家人幾乎跑遍了全市的大家小巷，還到派出所報了案，到電視台刊登了尋人啟事。
當好心的民工把小愛心送回來時，我不禁喜極而泣。愛心懂事地用手抹掉我臉頰的淚水，悄悄地說：“媽媽，那裏麵的水好髒，我一口都沒有喝。”
有了這次經曆後，我對小愛心更不敢大意了，晚上幾乎不敢出門，到哪兒都帶著她。偶爾和王建到電影院看場電影，也心緒不寧地老怕她出事。有一次，王建不滿地說：“我們好像從來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兩人世界。”當時，對他的抱怨，我並沒有在意。
1995年7月，我和王建終於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個健康漂亮的小女兒，我們給她取了一個很美的名字——伊琳。
兩個女兒幾乎占據了我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我根本無暇關注王建在忙什麼，想什麼？
就在伊琳出生不久，有朋友吞吞吐吐地告訴我，王建好像在外麵有人了。我根本不相信，可說的人多了，漸漸地我也有些疑惑。
一天晚上，我冷靜地找王建談了話。我說：“在我最痛苦最需要人理解的時候，你來到了我身邊，我很珍惜這段感情，也希望你能好好珍惜我們這個家。”王建當時就矢口否認，但他承認他確實對我有過不滿，認為我太不關心他了。那天，我們聊了很久。
從那以後，我盡可能地多抽時間陪在王建身邊，可王建太內向了，很多時候我根本弄不清他在想什麼，隻好一味地表現出溫柔體貼的一麵，做他愛吃的菜，陪他上街看電影，到朋友家玩……可每次把孩子扔在一邊時，我總感到心裏空落落的，做什麼都心不在焉，我真的有些無可奈何。
1996年6月的一個周末的下午，王建早早地回了家，有氣無力地對我說：“我今天肚子痛得厲害，又腹瀉，可能是中午吃壞了肚子。”我忙打開藥盒一看，家中沒有了止腹瀉的藥，便匆忙地出去買。回來時在半路上遇上一個熟人，她一見我就大聲喊道：“你家愛心扭傷了腳，你還不快去！”我心裏“咯噔”一下，慌忙同她趕到離家不遠的一條小路上，愛心正坐在那裏傷心地哭泣著，右腳踝已經紅腫了起來。我又著急又心疼，抱著她就往醫院跑。
等到一切檢查完畢，已是晚上8點多鍾了。還好，小愛心隻是韌帶扭傷，並無大礙。長舒一口氣的我這才突然想起躺在床上的丈夫。
當我滿懷歉疚地趕回家時，母親告訴我：“王建病得不輕呢。我剛出去買了藥給他吃了。”我輕手輕腳地走進臥室，王建斜躺在枕邊，臉上十分憔悴。我內疚地問他想吃點兒什麼，他閉著眼睛搖了搖頭。
也許是這件事大大傷了王建的心。從那以後，他開始沒理由地外出。
我一直沒有勇氣正視事情的真相，可真相就那麼猝不及防地擺在了我的麵前。
1996年7月16日下午，我因有事到服裝店去找王建。他剛好不在，我就在店中等著。不一會兒，就聽見外麵有個女人在找王建，並說是事先約好的。我出來一看，正是那個人們說的和王建相好的女人。她一見我，立即擺出一副挑釁的神情。我忍不住上前質問她，她不僅不回避，還理直氣壯地曆數了王建如何體貼她，他們如何相好，反倒威脅我“識相點兒”。我呆立在那裏，屈辱的淚水一個勁地往外湧。
那天晚上，我傷心地乞求丈夫：“你能不能和那個女人斷掉？”王建沉默著，始終不肯點頭，那一刻，我簡直覺得自己要崩潰了。
1996年8月19日，我和王建曾經用心維係的婚姻關係破裂了。我什麼也沒要，就要了兩個女兒。王建走了，望著空蕩蕩的房間，我真不知道今後的路該怎麼走下去。
麵對困境我仍然選擇堅強
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光。幸好我的父母和長兄給了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體貼，他們沒有責怪我一句，而是默默地分擔著我肩上的重擔。我的兩個女兒也很乖，尤其是小愛心，才6歲大的孩子已經懂得為母親分憂，我忙時，她會主動幫我看護小妹妹，那乖巧可人的模樣讓我再苦再累也無怨無悔。
正當我生活開始步入正軌時，不幸又接踵而至。1997年3月，我哥哥突然因意外事故而離開了人世，留下了傷心欲絕的嫂子和比小愛心還小9個月的侄子。
從小，哥哥就是我的保護神；在我離婚後，哥哥更成了我最堅強的支撐和全家的頂梁柱。他的辭別人世簡直把我家打入了悲痛的深淵。
那時，我母親因單位效益不好，已有一年多未發工資了。一家7口人，兩個老人，3個孩子，隻靠父親微薄的退休金和兩個單身女人並不豐厚的收入度日，生活簡直是舉步維艱。
1998年3月，更大的不幸又降臨了。我原本多病的母親突然被確診為鼻咽癌，並且已經到了晚期。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簡直把我震暈了。在悲痛之餘，我更多了層深深的內疚。母親身體一直不好，長期患有偏頭痛和類風濕性關節炎等病，可由於經濟拮據，她一直沒有好好治過。在我收養小愛心後，她又主動承擔起了照顧她的責任……母親是累病的，肯定是累病的！
我把孩子交給父親照看，帶著一種贖罪心理日夜守候在母親的病床前，我要挽救母親的生命！不顧母親的攔阻，我向親朋好友借了4萬元錢，告訴醫生給我母親用最好的藥打最好的針！然而，一切都太遲了，3個月後，母親撒手人寰。
母親臨去的那一刻，一直不肯閉眼，直直地用一雙擔憂的眼睛留戀地望著我，那眼神中似乎包含著千言萬語。我一下子撲在母親的身上，失聲痛哭道：“媽媽，您去吧，您放心地去吧！我會好起來的，一定會好起來的！”可母親最終還是沒合上眼。
母親走後，年邁的父親在遭受接二連三的打擊後，身體每況愈下，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常常獨自坐在屋裏發呆。我一麵要獨立支撐起這個搖搖欲墜的家，一麵還要背負起沉重的債務，巨大的壓力讓我寢食難安，精神幾近崩潰。無數個夜深人靜的黑夜裏，我獨坐在床頭任淚水長流，那時，我多麼希望能有一個男人的肩膀靠一靠，我何媛媛也是一個要人憐愛要人疼的弱女子啊！
1998年5月的一天，孤苦無助的我差點就走上了絕路。那天下午，我感到頭暈，渾身軟弱無力，下班後就一步一歇地往家走。半路上，我碰到了一個借錢給我的朋友，朋友拉著我，焦急地說：“我正要找你呢，我下個月買房急需用錢，你看你能不能先還點兒錢給我？”
朋友走了，我仍呆呆地站了好久，不知該怎麼辦？我到哪裏去弄錢來還她啊！
恍恍惚惚回到家裏，四周照例是一片狼藉。廚房裏冷鍋冷灶，水池中塞滿了沒洗的碗筷……我頹然地倒在床上，覺得自己再也撐不下去了，一下子萬念俱灰起來。這時，我想到了死，也許這是我唯一的解脫方式吧。
看見我生病躺在床上，放學回來的小愛心懂事地安排妹妹伊琳守在我身邊，自己端著飯盒出去買飯菜。一家人的飯菜，她分兩次買回。吃完飯，還把碗碟洗得幹幹淨淨。然後，又來到我的床頭，像模像樣地擰一條熱毛巾給我敷在額頭上，再找出感冒藥給我吃下。
半夜裏，睡意朦朧的我隻覺得口幹舌燥，下意識地舔了舔雙唇。過了一會兒，一股溫熱的水就流進了口中。我睜眼一看，小愛心正輕手輕腳地給我喂水。這孩子竟然一夜沒睡，一直守候在我的床前。我一把摟過愛心，淚水流了下來。有這麼乖巧懂事的女兒，我又怎麼舍得離去呢？
從那以後，無論再苦再難，我再也沒想過放棄。因為我的兩個女兒愛心和伊琳，她們永遠是我最堅強的依靠，我們三位一體。
孩子一天天長大了，開銷也越來越大。伊琳的性格像她父親，十分內向，為了讓她多和小朋友接觸，我咬咬牙每月花350元把她送進了全托幼兒園。愛心從小活潑愛動，去年她先是提出要學遊泳，我就花錢送她上遊泳班；今年她又迷上了舞蹈，我照樣滿足了她的要求。看著孩子缺乏定力，我又利用暑假花錢送她去上書法課。
這些開銷對於一個普通家庭也許不算什麼，可對於我這個每月工資僅有幾百元的單身母親而言，無疑是一個大數目。可是，不管怎麼拮據，我都沒吝嗇過，我要讓我的女兒和別的孩子一樣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看著我每天省吃儉用，常年隻穿一件工作服，顯得很是寒酸，朋友們不禁又心疼又責備地說：“你看你，年輕的時候不懂事領養孩子，現在知道吃苦頭了吧？你還不到30歲，還是多替自己的將來打算吧，你對她這麼好，誰曉得將來她認不認你？現在的孩子……”
可我不這樣想。人生的苦難是無法回避的。而正是因為有了愛心，有了伊琳，我才感到生活有了與眾不同的樂趣和意義。我也沒有想過以後，因為我已經得到了回報，我有兩個漂亮而懂事的女兒，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母親！
我隻希望有一天，愛心和所有的孩子一樣，成為這個社會的有用之才！
（文中，鄧軍、王建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