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貨幣(1 / 3)

二、古代貨幣

貝幣

貨幣是在長期商品交換中自發產生的。在商品交換中,必須選出一種商品充當衡量其他商品價值的尺度,人們把這種能充當一般等價物作用的特殊商品,稱之為貨幣。遠古時代,生產水平低,自食其力,毋需交換。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出現了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換。約在5000年前的原始公社晚期,生產與交換均有所發展,這就需要有公認的充當交換媒介的一般等價物,進行間接交換。初以糧食、牲畜、皮毛、農具、漁獵工具等充當交換媒介。但這些物品在充當交換媒介時有許多不便,交換中逐漸用一種海貝來充當一般等價物。因為海貝的形狀大小比較穩定,色彩美觀,計數、攜帶、儲存均較方便,頗受歡迎。後又發展用珠玉、龜甲、蚌殼、金銀和銅鐵塊作中介物,隨後又出現金屬鑄幣。銅貝

中華貨幣的起源和發展也不例外。在我國古文獻中,有許多關於貨幣起源的傳說。例如:《漢書·食貨誌》說:“神農之世”就有“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利通有無者也”。《史記·平準書》說:高辛氏以前(約前24世紀)就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初學記》說黃帝時(約公元前26世紀)“采首山之銅,始鑄為刀”。《古今治平略》載:“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以為棘幣……而錢幣自此始矣……神農氏列於國以聚貨帛……黃帝氏作立貨幣安藏環錢以製國用……陶唐氏謂之泉……禹於是采曆山之金鑄幣……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還有《通誌》、《通典》、《竹書紀年》、《管子》等眾多古史典籍中都有使用貨幣的記述。正如太史公所說,這些傳說年代久遠,有待考證。近年來漢靈帝的四出五銖錢,通過大量的考古發掘,出土不少公元前2l世紀的海貝,還有許多石貝、蚌貝等仿製貝。出土文物與史料相互印證,就揭示出中華貨幣起源的曆史麵貌。公元前16至11世紀的商代,商品交換發展迅速,大量使用輕巧鋒利的金屬工具,生產水平提高,社會分工日趨專業化,交換突破地域限製,對貨幣的需要隨之更為擴大。殷商時代的青銅器冶煉頗負盛名,例如1946年安陽出土的司母戊鼎,重1370斤,極為精美,表現出高超的製作技術。殷墟以及河南、山西各地的大量出土文物,都有力地說明殷商的工商業十分發達,需要更多地使用貨幣。當時貝的貨幣單位是“朋”,一朋十貝。當作貨幣的貝叫齒貝、貨貝,它是用大貝、紫貝等為原料,背麵磨平鑽孔而成。還有許多仿製貝,已發現的有洮貝、陶貝、石貝、骨貝、銅貝和包金銅貝,到殷商後期逐漸產生金屬貨幣。周元通寶

西周初期,太公薑尚為周朝製定的貨幣管理辦法——“九府圜法”,明文規定三種貨幣的規格要求:“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管子》書中提到周代“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又說禹湯均開山取金鑄幣。周之泉布,即今之錢也。“自其出之有源言之曰泉,自其布散不滯言之則曰布”,“源於泉,布於布,化於貨,製於刀。……刀者言其製而用之以為利。貨者以其化而通之以為利”。史籍中還載有單穆公諫周景王勿鑄大錢,說了一番鑄大錢的弊病,提出一整套“子母相權”的貨幣理論,對後世影響很大,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貨幣理論。由以上這些史料可以看出當時貨幣發展的情況。

布錢體係

布錢流行於兩周、三晉、鄭衛等農業區域,即今黃河中遊的河南、山西、河北地區。布錢原意為流布久遠。布,源出於鋤草農具“鑄”,簡寫為專,音轉借為布。錢,源於古代“”轉音,即鏟地的鏟。布錢的發展,又經曆了四個階段:原始布

約在殷商後期及西周初期已經存在。又名大鏟布,形如農具鏟,是我國最早的實物貨幣之一,也是金屬鑄幣的雛形。它尚未脫離錢鋪農具原狀,體大銎短,厚重粗糙。此布有多種,主要有無字布,益字原始布,廬氏原始布,有紋飾,較美觀。梁充當(百布)

空首布

西周晚期開始出現,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其形體比原始布大為縮小,輕薄整齊,製作精良,也稱鏟布。此布銎長,空可納柄。幣身有多種形狀。平(方)肩弧足或足麵稍向內凹者,如方肩空首布。錢身近正方形,正背有三道直紋及文字,如安臧布。尖肩尖足空首布,正背也有三道直紋,如甘丹布。斜肩空首布,晚期出,最大的為三川折布,最小的為東周布。這些布錢多附有文字,記幹支、數字、地名、天象、事物等內容,一字二字不等。其貨幣單位為“祈”,春秋時重35克,戰國早期12—17克,晚期輕至10克左右。

平首布

又叫實首布,形秦半兩體比空首布更小而薄,相當精美平整,基本上已脫離農具的原形,如銎和三條背直紋均消失。春秋末期始見,盛行於戰國中晚期。平首布種類很多,乾元重寶大元通寶均布首扁平無銎,布背素麵,布麵有各種文字,記地名和貨幣單位祈、尋等。布的重量也從30克至五六克不等,變成一種有一首兩肩兩足的扁平光亮的小銅片。又可按重量分成大小幾種,有以銘文表示二祈、一祈、半祈的,寓有子母相權之意。形製上有平肩、聳肩、圓肩、方足、圓足、尖足等等。戰國中期盛行的平首布有晉陽、梁、安邑等祈字布,各分為半祈、一祈、二祈三種,重量不等,如“安邑一祈”重17克,“梁一祈”重10—16克。另一種叫爰字布,魏國大梁鑄,文字多,有兩套;一是“梁正尚金當爰”和“梁半尚二金當爰”;二是“梁充祈金當愛”和“梁充祈五、二十當爰”。形同第二套的還有“山陽布”,分大、中、小三種。晚期平首布更輕小精致,重約五克,錢麵多記地名,有三種類型:方肩方足平首布,多鑄三晉地名,背有表示貨幣單位的一半、半等字;尖肩尖足平首布;圓肩圓足平首布。

三孔布

係圓足布的一種。布首和兩足各有一孔,備穿紮。錢背有數字表示幣值,大布為“一兩”,小布為“十二朱”。這是銖兩幣的先導,秦半兩錢實源於此。

同期還有些異形布,如分布,涅金,陳布當祈,垂字布,忻字布等,製作比較規整,字數一般較多,上有地名,重量名稱或價值單位,重約15~30克。

刀幣體係

刀幣主要由齊、燕、趙三國鑄造發行,流通於今山東、河北、內蒙古、東北及山西北部,即當時的東方漁獵和手工業發達地區。刀在這些地區是普遍有用的漁獵工具,在一個較長齊刀幣陶範時間內被用作交換媒介,逐漸形成一般等價物,最後采取貨幣形式。計有四種類型:洪武通寶

一是齊刀。俗稱大刀,體型較大,有重達53克的,一般重在40克左右。它是齊國鑄造發行的,流通於該國和鄰近地區。西周成康之際已經流行,故有人推想是薑太公封於齊並製訂九府圜法後在其封疆內推行的。一般列為古刀貨。其著名的有:六字刀,按其麵文又名“齊建(造)邦張。(就)法化”,簡稱“建邦刀”或“造邦刀”,約重42克;四字刀,麵文“齊之法化”,文字秀麗;三字刀,麵文為“”,即“齊法化”或“齊之化”,製作粗糙,鑄於晚期。上述刀幣前二種製作較好,出土稀少,後一種數量較多。此外,從幣麵所乾隆通寶太平天國小平錢正麵鑄地名分,計有:“即墨刀”,有大小兩種,大者麵文“節墨阝之法化”“節墨阝邑之化”,重56克以上。小者麵文“節墨阝化”,重在40克以下,幣麵有開邦、安邦等字;“安陽刀”,麵文“安易之化”,約重48克;“譚刀”或“簟邦刀”,因隻發現半片,又叫斷頭刀。這些刀幣的形體有大小,弧背凹刃,麵背均有文字,背上端另有三道斜紋。刀末有環,刀柄扁平,上有二縱紋。後三種均係齊國地名,係齊國采用山東地區原有古國的貨幣形式鑄造的。

二是燕刀。係燕國鑄造發行,流通於北方。按刀麵文字,又叫“明刀”“易刀”。這是刀幣中出土數量最多的,朝鮮日本均有發現。形製上有方折和圓折兩種。方折刀因其弧度較驟,呈磬折形,叫折背,又名“磬折刀”。圓折刀有在博山出土的,又叫“博山刀”。明字刀按其明字書法的不同,即明字作“”,前二種弧背,後者折背,分為三個類型。

三是尖首刀。為燕國所鑄行,形製比較大。尖首是這類刀幣的特殊標誌,全體很薄,刀柄較細,刀環小而扁。錢文多在刀背,或無文,多數僅一字,記數目或幹支,均無紋飾,重約16克。又有刀尖細長刀身短薄的針首刀,因在匈奴故地出土,又名“匈奴刀”,多無文字。北宋交子或錢引

四是直刀。又叫圓首刀、鈍首刀,刀身平直,圓首,體型薄小,重約10克,趙國所鑄。

近年來,在北方幾省大量出土燕刀,還在燕下都遺址還出土錢範,可見當時刀幣盛行情況。

圜錢體係

圜錢又稱為環錢,來源於紡輪。中國舊、新石器時代有石珠石環。古史典籍如《爾雅》《說文》等多有記載。在河南仰韶村附近發現許多土製或石製紡輪,中間穿孔,與早期圜錢相似,故有此說。有說源於古代珠玉,環貝出於飾品。《管子》說古時以珠玉為上幣,指玉璧,呈環狀,對圜錢的產生有一定影響。西周已有圜錢,以後滲入刀布錢區。戰國後期,除楚國外,其餘諸國大都鑄行圜錢,已有取代刀布諸錢之勢。適應當時商品交換發展的需要,在北方各國流通中的貨幣趨向統一,這是符合貨幣發展規律的。它是以後在中國流行了2000多年方孔圓錢的先驅,也是承上啟下的貨幣形態。大清元兌換券

園錢的基本形製是扁平圓形,中央有穿孔,有肉(錢身)有好(穿孔)。演變規律表現為穿孔先圓後方,錢邊緣先無郭後有郭。錢麵有錢文表示地名、幣值、重量及其他。錢背多是光背,少數有些符號。圜錢有大小各種,不同地區的環錢各有不同特征以及行用時的各種不同習慣,可分為三個類型:

一是布錢區圜錢。沿用此區貨幣單位忻,記地名,圓錢圓穿,從周緣無郭而有郭,由圓孔逐步演變為方孔。錢文有多種,書地名,如垣、共、藺、離石、東周、周化、虞忻等。其中以垣、共二種銘文的圜錢出土最多。此錢分大小兩等,中央銀行伍元一般重10克左右。主要在周、韓、魏等地區使用。垣、共二錢是圜錢中最早的。

二是刀幣區圜錢或刀布並行區圜錢。此區圜錢的基本形製是圓形方孔,貨幣單位仍沿用刀幣的“化”。計有“一化圜錢”,麵文“”,輕小,質劣,麵有郭;“貝益圜錢”,又分四種,即賬化“”,貝益二化,貝益四化,貝益六化;“明字圜錢”,有明化“”,明四“”兩種。賬化錢麵有郭,明字圜錢周緣無郭。此錢多在齊、燕,趙等地區行用,又統稱東方係圜錢。

三是秦圜錢。與布錢區圜錢統稱西方係圜錢,受布錢區圜錢的影響較大而有所發展。圓形圓孔,無郭,貨幣單位改為記重銖兩。秦錢的“半襞”就是半個貨幣單位的圜錢。錢文“重十二銖”的秦圜錢是秦半兩錢的先驅。

楚幣體係

楚國所鑄行貨幣自成獨立體係,總稱楚幣。它包括三個部分。

一是爰金。又稱楚金鈑、印子金、金鈑,俗稱金餅、餅金。爰金銘文最多的是“郢爰”。郢乃楚都,先在湖北江陵,幾次遷都,最後遷壽春(今安徽壽縣),均以郢為都名。也是國名,與楚同用。爰是重量名稱。爰金是楚國法定通貨,屬稱量貨幣性質,鑄成扁平塊狀,塊上有若幹鈐印,多為方形,也有圓形印。銘文中有再,即稱,權衡輕重之意。如郢再。《說文解字》“鍰,鋝也。一鋝重十一銖二十五又十三分之一也。”鈐印為“郢爰”,另有“陳爰”、“爰”,“鬲阝爰”,“眇或(潁或蔡)”等。爰金是由許多小塊連在一起鑄造。1982年江蘇盱眙出土一塊郢爰大金飯,內有54個鈐印和六個半印,共60印,是迄今最大的郢爰金鈑,呈長方形,重610克。另一塊郢爰有35個鈐印和11個半印。一般郢爰金鈑隻有20個鈐印左右。每個鈐印的重量也不同,最重的達28875克,最輕的4125克,每印以14—17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貳角者較多。例外的有塊特大鈐印為73135克。爰金成色均高,含金量九成以上。1978年8月,安徽壽縣還出土一種銘文為“盧〔lú盧〕金”的金鈑,鈐印上銘文為“”,共有四塊,近方形,內有16—21個圓形鈐印,重25015—26605克不等。同時出土的還有郢爰、無字金鈑和金葉屑粒等,共有51875克。當時除楚國有完備的金幣製度外,北方諸國也曾使用各種餅金、金鈑、馬蹄金等黃金貨幣。

二是楚銅貝,通稱“蟻鼻錢”。它是一種青銅仿製貝,形似背麵磨平的貝殼。錢麵有多種文字,出土數量最多的是“”,有釋為古文“”字(即貝字)的變形,看似人的麵貌,形狀古怪,故稱“鬼臉錢”、“鬼頭錢”。又一種麵文“”,讀“各六朱”,像一隻螞蟻,加上鬼臉上的高鼻子,故名“蟻鼻錢”。其餘麵文有(君)、全(金)、(行)、(忻)等。這些錢屢次在原楚國疆域內發現,每枚重量早期約重5—56克,晚期減至25克左右;有輕至05克者。戰國晚期各國經濟往來頻繁,相互影響日多,貨幣交流更甚,大都趨向圓形化,輕小便利,銘文也演變為記重幣值,如秦半兩等。大江銀行拾元東北銀行五百元

三是楚布。楚國晚期受北方影響還鑄行一種異形布幣。幣身狹長,幣麵銘文“殊布當忻”,或釋為大布當祈或旆錢當祈。另一麵有“十貨”二字,釋為一個大布當蟻鼻錢十個。另一種“四布當祈”布,大布一當小布四,小布二枚連在一起,一正一倒,四足相連,又稱連布。

這一時期貨幣發展有以下特點:第一,由貨幣分散發行流通趨向相對統一。布錢、刀幣、圜錢分別反映農業、漁獵、手工業等不同社會經濟活動情況。經過500多年的不斷競爭,不斷兼並,秦國勢力向東擴張,使圜錢隨之深入布刀區域,而成為北方諸國的主要貨幣形製。到戰國晚期,北方貨幣滲人南方,與南方的楚幣相互影響,為秦漢的貨幣統一準備了條件。第二,貨幣形製漸趨規範化、圓形化,由原始工具形狀,逐步發展為圓體幣型;由笨重粗大,變為輕便小型,最後環錢更由無孔到有孔,再到方孔。錢麵並鑄有文字,標明錢名和幣值。半兩錢的出現及其迅速擴展有劃時代的意義。第三,貨幣思想和貨幣理論各家體係林立,諸子百家各具特色,碩果累累。管仲、商鞅、韓非等人更把貨幣政策作為富國強兵、安民生民的重要手段,都留下大量豐富多彩的曆史文獻,對後來的中華貨幣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秦統一貨幣

戰國後期,各種布錢刀幣形製逐步趨向統一,圜錢廣泛流通,滲入當時經濟尚屬落後的秦國,衝擊秦國社會經濟。秦國為了對付和控製這種局麵,滿足向東擴張的需要,采取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統一本國貨幣,增強國力。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決定集中貨幣發行,統一貨幣價值標準,鑄行秦圜錢,以兩為單位,在錢麵上刻印秦王朝的標記。實施“貨幣王室專鑄,鹽鐵王室專營”的政策。這樣把秦國的貨幣先從形製上統一起來,由王室控製貨幣鑄造發行權,再統一為秦半兩錢,為以後統一全國幣製打下基礎。戰國錢幣

秦在統一六國以前,打了幾十年的仗,財政經濟消耗很大。又築長城,治馳道,修宮殿,巡遊各地,鎮壓反抗,財政負擔更重,社會經濟很不穩定。加上秦國貨幣無力覆蓋全國,各國原有貨幣仍然繼續流通,直到統一之後十一年(前210),即始皇帝三十七年,才頒布中國最早的貨幣立法,改革貨幣,規定“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幣同天下之幣”;黃金為上幣,單位為鎰,每鎰20兩;半兩錢為下幣,重如其文。兩者均為法定通貨,由朝廷統一掌握鑄造發行權,銀、錫、珠、玉、龜、貝等不得再充當貨幣。規定歸規定,實際上很難做到統一鑄造和發行。據近來出土文物看,秦半兩形狀輕重懸殊,有的重達27克以上,輕的僅有五六克。秦二世打算進一步加強貨幣統一鑄造發行權,但已是天下大亂,難以做到。

秦統一貨幣對中華貨幣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曆史意義。首先,統一貨幣是鞏固封建統治的重要環節,有利於消除長期分裂割據造成的積弊和地區差別,防止東方諸侯殘餘死灰複燃。其次,統一貨幣有利於封建經濟的發展。最後,統一貨幣對今後幣製發展有深遠影響,既體現“天圓地方”的古代宇宙觀,又方便使用,“孔方兄”形態定型下來,普遍受到歡迎,曆代恪守不變。

半兩

秦及漢初銅幣名。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廢止戰國時各國形製輕重不同的貨幣,實行幣製統一,改幣製為二等:黃金為上幣,以鎰(有十六兩、二十兩、二十四兩三說)為單位,供巨額支付,如帝王賞賜、貴族間饋贈等之用;圓形方孔的銅幣為下幣,承統一前秦的幣製,文曰“半兩”(重十二銖),供日常交易用,禁民私鑄。秦漢一兩合今約十六克,半兩約八克。但傳世秦半兩錢輕重差異很大,輕的六克多,重的在二十克以上,介乎其中的則重十幾克,成色也很不一律。司馬遷說秦“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秦始皇統一並簡化幣製,不僅有利於統一國家、人民的經濟生活,而且半兩錢的圓形方孔的形式也成了此後曆代封建王朝錢幣的定製。

漢初因襲秦的半兩錢製,但幣製很亂。漢高祖劉邦聽民私鑄錢,所造錢既小且劣,有輕到一銖以下的。因為錢的方孔太大,周邊像四片榆莢合成,被稱為“莢錢(或“榆莢錢”)。由於貨幣減重,物資缺乏和商人囤積居奇,以至物價高昂,米一石且貴至萬錢。呂後二年(前186)決定加重貨幣來提高幣值,由政府鑄八銖錢。六年,由於與南越及匈奴作戰,軍費開支大增,又重新實行貨幣減重,行五分錢(即半兩的1/5),民間也稱為莢錢。高帝末年和呂後時曾禁民私鑄錢。文帝五年(前175)改鑄四銖錢,除盜鑄之令。但由於新鑄的錢和過去的錢,錢文都為半兩,同在市場上流通,大小、輕重、優劣不一,用輕錢時需再加若幹,交易很不方便,再加上渚王、達官、豪富大量私鑄牟利,更增加了幣製的混亂,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生產和交換,也不利於國家的統一。漢武帝劉徹即位後,再圖改革幣製。元狩五年(前118)鑄五銖錢後,半兩錢遂正式廢罷。

五銖錢

漢武帝時開始鑄造的一種標準銅幣。因其實際重量和幣麵重量一致,都是五銖(約333克),故名。

漢初,幣製混亂,所鑄的各種銅幣承襲秦製,文雖仍稱半兩,但實際重量遠較半兩為輕。各種銅幣大小、輕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另一方麵,民間私鑄者多,錢質惡劣,更增加了幣製的混亂,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生產和交換,也不利於國家的統一。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禁私人鑄錢。武帝即位後,財政支出增加,政府大量鑄錢,民間也私自鑄錢。因盜鑄有重利可圖,致罪者雖多,卻無法禁絕。私鑄者還往往磨取官錢的銅屑以盜鑄錢,官錢也因此逐漸減輕,同私鑄的劣幣一樣。“錢益多而輕”,物價高漲,幣值低落。

武帝元狩、元鼎年間(前122~前111),政府企圖借鑄錢之利以彌補巨額的財政虧空;也企圖用更換新幣的辦法限製豪商巨賈居奇取利,操縱貨幣;再加上關東地區遭受水災,亟需巨款賑貸。因此,決定進行幣製改革。元狩四年(前119)初,在張湯主持下,造白金(銀錫合金)幣及皮幣(未廣泛流通)。與此同時,銷毀了文帝時的半兩錢(四花錢銖錢),另鑄“文如其重”的三銖錢,以廣流通。法令雖嚴禁私人鑄錢,但白金幣定值過高,三銖錢輕,易作奸詐,盜鑄仍然盛行。五年春,罷三銖錢,改行五銖錢。這時錢由郡國鑄造,各地從中取利,錢多輕,私人盜鑄者亦多。五年間,漢因盜鑄金、錢遇赦免死的有幾十萬人,自首赦罪的有一百多萬人。元鼎二年(前115),始集中鑄錢,由京師錢官鑄赤仄錢。以精銅精工製成,一枚當郡國所鑄的五銖錢五枚使用,規定賦稅、官用必需用赤仄錢。未久,白金終廢不行,赤仄錢因與五銖錢比價不合理,私鑄更多,使用不便,幣製混亂,依然如故。

元鼎四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漢政府決定克服過去鑄幣權不統一,貨幣名義價值與實際重量不一致這兩大弊端,進行徹底的幣製改革,取消郡國鑄錢權,專令水衡都尉所屬的設在上林苑的鍾官、技巧令(一說為均輸)、辨銅令三官負責鑄造新的五銖錢。鍾官直接掌管鑄造,技巧主刻範,辨銅負責原料供應及檢驗銅的成色。這種新幣名為“三官錢”(又稱“上林三官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舊幣一律廢罷,並責令各郡國將以前所鑄的錢一律銷毀,所得銅料輸給三官。新幣選料嚴格,以銅範為母範翻鑄之錢大小、式樣一致,真正做到重如其文。新的五銖錢不惜工本,私人鑄造很難,無利可圖,禁令又很嚴格,所以盜鑄之風一時衰息。貨幣混亂的問題終於獲致解決,幣值得以長期保持穩定。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把鑄幣權統一收歸中央,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不可能做到這一點。貨幣統一以後,封建國家的經濟力量得到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也進一步獲得了經濟上的保證。

五銖錢大小、輕重適中,製作精整,有外廓可保護錢幣不被盜磨,利於流通和長久使用。從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間約一百二十年中,共成錢二百八十億餘。王莽統治期間,屢易貨幣,並禁用五銖錢,造成極大混亂,但民間仍私用五銖錢。東漢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重鑄五銖錢,改由太仆屬官考工令主管,郡國也可鑄造。東漢五銖錢製作輕薄,由傳世的大量東漢五銖錢可見。靈帝中平三年(186)所鑄四出五銖,背麵有四道斜文由穿孔的四角直達外廓,亦稱“角錢”。漢末董卓於獻帝初平初年壞五銖錢更鑄小錢,這是漢政權最後一次鑄錢,結果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一度錢貨不行。東漢以後各朝,仍繼續沿用五銖。五銖錢從漢武帝鑄造一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廢罷,流行了七百多年。

兩漢幣製

漢王朝建立後,仍沿襲秦幣製,同時使用黃金和半兩錢,以後改用五銖錢,民間還習用糧食、布帛等實物貨幣。故在漢朝近400年中是實行黃金、穀帛和銅錢並行的幣製。

漢承秦製,仍以黃金為上幣。西漢交易中盛用黃金,凡是價值大的和收支數額大的均以黃金計算,關係重大的種種活動,如賞賜、進貢、助祭、平賈、算賦、買賣官爵、對外往來、窖藏等等,也多用黃金。賞賜用金數額很大,多次賜給功臣武將,少則上百斤,多則上千斤,最高者一次就賜金5000斤。武帝時賞賜對匈奴作戰有功將士的黃金有30萬斤。《漢書》記載的賜金共計90萬斤。《資治通鑒》漢紀部分記載用金93次,其中萬金以上大額用金有四次,例如梁孝王府藏黃金40餘萬斤。為了加強朝廷權力,削弱地方勢力,漢朝實行“酎金”製,令各地諸侯每年向京師祭祀祖宗時獻金助祭,不合規格者嚴懲,武帝時就用此法奪去106人爵位。為了流通方便,漢朝曾鑄過“麟趾”,即麟趾金、馬蹄金。公元前119年,武帝因對匈奴作戰,財政困難,又發行類似紙幣的“白鹿皮幣”,強迫使用。同時又發行銀錫合金的“白金三品”,即圓形龍幣,又名白選、白饌,重八兩,值三千;方形馬幣,重六兩,值五百;橢圓形龜幣,重四兩,值三百。因作價過高,私鑄泛濫,不到兩年即取消。僅就上述幾例,可看出西漢廣泛使用金銀幣的情況。王莽也實行黃金國有政策,其貨幣中有“金錯刀”,並屢次改變幣製,借以搜括民間藏金。新莽“寶貨製”中就有金貨一品銀貨二品。他敗歿後,在他的宮中搜出庫存黃金60餘萬斤。東漢用金大為減少。如賜金隻有21740斤,為西漢賜金總數的2%。對外貿易中大量使用黃金。西漢中期以後,金銀器飾盛行,《西京雜記》等書有大量記載,如趙飛燕的金步搖,韓嫣的金彈丸等。光武帝時富商郭況就雇用400多工匠製造金器。曹植詩:“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钅義”,可見當時金銀器飾的流行。明帝以後,佛教道教盛行,廟宇道觀裝飾及神佛像多用黃金。和帝以後各代,奢侈無度,外戚宦官爭權,又連年對外用兵,公私匱乏,黃金價貴,官民競藏黃金保值。如董卓敗歿後,其郡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最早銀幣仿貝幣,於1974年在原戰國時中山國遺址發現四枚。同年8月,河南扶溝縣古城村出土銀空首布一枚,銀平首布17枚。60年代中期,江陵楚墓中出土包金銀箔的圓餅形鉛餅貨幣。這些出土貨幣說明,早在距今2800多年以前,中國已經使用金銀鑄幣。

糧食布帛自古就被用作一般等價物而起貨幣作用。秦漢時財政收支中有一部分習用穀帛。漢朝的官俸,西漢是以糧食計算,東漢則錢糧搭配,約各半數,如“二千石”、“六百石”、“四百石”,分別表示官爵的高低。史書常見“秩比幹石”,“秩比四百石”,即指相當於某一等級的官職;縑帛也常被用作貨幣,如《漢書》載武帝出巡各地,賞賜地方官吏大量縑帛錢財。為此,西漢有許多人主張廢黃金錢幣,代以穀帛,認為珠五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應貴五穀而賤金玉。王莽幣製總崩潰時,民間就以布帛穀粟為幣。東漢時,穀帛與五銖錢並行,有人稱之為錢帛平行本位。桓靈兩代擴大賣官鬻爵規模,錢帛均當貨幣計價。不過,金銀穀帛兩類貨幣的使用,在兩漢時各有一定時間、一定範圍、一定對象的限製,隻有方孔圓錢才是不限階層、地域、對象和範圍的通用貨幣。

從半兩錢向五銖錢的轉化

西漢前期的94年中,政局不穩,再加對外用兵,負擔沉重,貨幣狀況也是起伏不定,經過十次變化,半兩錢逐漸轉變成五銖錢體製。

公元前206年,劉邦初建漢朝時,曆經楚漢相爭戰亂,經濟尚未恢複,物資匱乏,因秦錢重不便使用,允許民間自由鑄造半兩錢,於是地方勢力和豪紳富商趁機大肆濫鑄惡錢,稱為“莢錢”,即“榆莢半兩”。錢身輕小粗劣,肉薄,廣穿,形同榆莢。初重三銖,旋即重二銖,約二克,後僅重一銖左右。奸商囤積居奇,物價飛漲,米每石高達萬錢,馬一匹值百金,造成漢朝第一次通貨膨脹。

高後二年(前186),朝廷壟斷鑄幣權,禁民私鑄。官鑄“八銖八兩”,錢文半兩,鑄幣質量改進,文字扁平,大樣薄肉。這是漢王朝首次整頓幣製。

高後六年(前182),自呂後當政,劉呂兩家爭權,鬥爭激烈。呂氏三王專權,再次搞錢幣減重,改鑄“五分錢”,錢文半兩,重二銖四累,為半兩錢(秦)的1/5,減重為類似榆莢錢的輕小惡錢。文帝初年,貨幣又一次貶值,出現第二次通貨膨脹。五銖錢

文帝五年(前175),為穩定局勢而取消五分錢,改鑄“四銖半兩”,文曰半兩,重四銖,平背,極少數有外郭,準民間自鑄,也準大臣諸侯鑄錢,如吳王濞和寵臣鄧通均各自大量鑄錢,形成吳鄧錢遍天下。同時還注意讓民休整,發展生產,緊縮通貨,一直持續到景帝時,促成漢王朝第一次通貨穩定。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對內對外年年用兵,征調頻繁,國庫枯竭,再次求助於鑄幣減重,改鑄錢文為三銖的“三銖錢”,重如其文,私鑄更多,錢愈輕而物愈貴。自此以後20餘年間,斷斷續續,時輕時重,處於貨幣貶值狀態,造成漢初第三次嚴重的通貨膨脹。

建元五年(前136),因三銖錢過輕,武帝不得不取消這種貨幣,又鑄行四銖半兩錢。錢文半兩,實重四銖,又叫“三分錢”。

行三分錢不久,為了財政需要,朝廷仍恢複三銖錢,造成私鑄泛濫,錢更多更輕薄而錢價更賤,物價更高。

元狩五年(前118),武帝再次取消三銖錢,令郡國(相當於地方政府)鑄五銖錢,通稱“郡國五銖”。錢文“五銖”,重如其文,正麵僅有外郭,背麵有內外郭,形製不規整。後郡國競相雜鑄輕小薄錢,形製重量不一,錢製又亂。如1982年西安灞橋出土的郡國五銖,僅重08克,即一銖,徑15厘米,銖字五金旁,是五銖錢標準重量的1/5,秦半兩錢的1/12。

武帝於元鼎二年(前115),收回郡國鑄幣權,改由專司鑄造發行錢幣的機關“鍾官”專鑄“赤仄五銖”,又稱“赤仄錢”、“赤側錢”、“孑紺錢”,麵背邊郭製作規整。規定此錢一當郡國五銖五枚,稅賦官用隻準用赤仄錢,行了兩年廢止。

元鼎四年(前113),漢武帝嚴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造發行標準五銖錢。廢除以前各種錢幣,通令收回銷毀。此後,隻準發行流通官鑄“上林三官五銖錢”。這種由中央集中統一鑄造發行的標準官爐錢,重約四克,製作精整,郭紋細致,文字古樸遒勁,輕重適中,頗受歡迎。從此五銖錢製定型,一直沿用了2000年。武帝以後的昭、宣、元、成、哀、平六帝均繼續鑄行上林三官五銖錢,總體形製不變,在錢文書法和穿孔等方麵稍有變化。如“宣帝五銖”的五字相交兩劃向內收縮,外郭稍寬,穿上加橫畫。西漢五銖錢從元狩五銖到平帝時為止,共鑄有280餘億枚。

五銖錢的誕生及上林三官五銖錢的定型定製,對中華貨幣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首先,肯定了封建王朝必須實施貨幣鑄造發行的中央集中統一,明確了貨幣穩定與否對國家社會都有重大關係。其次,為中國古代貨幣開創了新的貨幣體製,確定了方孔圓形、肉好精整、有內外郭、輕重大小體型適度、以銅為主的金屬貨幣。

西漢後期貨幣穩定原因

西漢後期,從武帝元鼎年間(前116~前111)到平帝初年的100多年中,出現了中華貨幣文化史上第一次全局性貨幣穩定。表現為政清人和,社會安寧,文化發達,經濟逐步上升,物資比較豐富,財政年年有餘,人民安居樂業,物價相對平穩。怎樣會出現這種美好景象?究其原因:金五銖

其一,政局穩定。漢初,從高祖到武帝六代,中央政權與地方封建割據勢力之爭,亦即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爭,幾經反複,變化曲折,終於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平亂後,朝廷采取多種辦法鞏固與加強中央權力,削弱地方權力。漢王朝一再強調休養生息,重農抑商,抑製豪強,力求政清人和,國泰民安。到文帝時,已經出現初步穩定局麵,所鑄四銖半兩,平穩流通了近40年。當時形勢迫使文帝不得不實行一些讓步政策,如允許民間和諸侯鑄錢等等。經過景帝和武帝的努力,加強中央權力,推行種種利國利民政策措施,收到實效,從而穩定了政局。武帝以後的昭、宣等帝也這樣做,竭力保持政局穩定。

其二,經濟穩定發展。漢初經過百年實踐,深知政局穩定的重要性。如何穩定政局?關鍵在於國泰民安。而國泰的關鍵又在於力求民安,民眾安居樂業,便是問題的核心所在。為此,政府力求穩定發展經濟。農業漸漸恢複並有所發展,糧食布帛日豐,政府取之有度,藏富於民。手工業生產發展更快,其中冶鐵、煮鹽、鑄錢三項已成為舉足輕重的大行業,並成為諸侯、豪紳和富商等地方封建勢力據以同中央對抗的經濟手段。朝廷采用賈誼、桑弘羊等製訂的策略,推行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一整套強有力措施,經過多次的激烈鬥爭,終於把三大項的權益收歸中央,使國庫充裕而又不增加民眾負擔。《鹽鐵論》中桑弘羊與文學賢良的爭論,就反映了這種情況。昭帝以後,繼續推行節用愛民政策,保持輕徭薄賦,三十稅一,大力扶植農業,使民眾豐衣足食,社會安寧。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為貨幣穩定提供了可靠的經濟基礎。

其三,對匈奴戰爭勝利結束,形成“漠南無王庭”,也就是把匈奴的主力趕跑了,再無力南犯,從而大量減輕朝廷軍費負擔。財政負擔輕了,而數十萬身強力壯的兵卒投入生產,又增加了社會財富,也增加了財政收入,對穩定貨幣大有好處。

第四,在貨幣發行流通方麵也推行了許多有效措施,完成了貨幣鑄造發行權的中央集中統一,貨幣政策以堅持穩定為中心,不斷完善按此要求實施的貨幣製度措施,特別是始終保持五銖錢的貨幣質量和幣值穩定,使民眾信任五銖錢。終西漢之世,五銖錢的形製和質量不斷改進提高,很少削弱。西漢貨幣穩定的經驗,對後世很有借鑒意義。陶範與銅錢

新莽和東漢晚期的貨幣

王莽從居攝二年(7)到天鳳元年(14)的八年中,標榜“複古,好名,好貨”,四次修改幣製,以削弱劉漢統治勢力。搜括天下財富,以應付繁重的軍政開支。

居攝二年王莽始行第一次修改幣製。同時推行四種貨幣:五銖錢;“大錢五十”,重12銖,值五銖錢五十;“金錯刀”,錢文“一刀平五千”,值五銖錢五千;“契刀”,首有大環,身形如刀,錢文“契刀五百”,值五銖錢五百。後三種都是虛增錢值倍數,即官定的鑄幣減重,造成嚴重的通貨貶值。

始建國元年(9),王莽第二次幣改,宣布廢除兩種刀錢和五銖錢,保留“大錢五十”,另鑄“小錢直一”錢,重一銖,毀12枚小錢可鑄成一枚大錢,私鑄大盛,加劇幣製混亂。

始建國二年(10),王莽實行“寶貨製”,計有五物(金、銀、銅、龜、貝)、六名二十八品,即錢貨六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也就是有六大類28個品種貨幣同時流通,無主輔幣關係,各幣種間比價關係也不明確,均平行流通。這是一種龐雜繁瑣、稀奇古怪、荒謬絕倫的幣製,違背了貨幣流通規律的基本要求,雖嚴刑竣法也行不通。幣製混亂,民怨沸騰,社會騷動。這已經不是什麼通貨膨脹大小的問題,而是中國貨幣史上一次極其嚴重的貨幣與政治經濟大混亂。後因寶貨製徹底垮台,複行大小錢。

天鳳元年(14),王莽廢大小錢,改行“貨布”與“貨泉”兩錢。貨布重25銖,值25;貨泉重5銖,值一。兩錢書法纖秀,為垂針篆。民不樂用,複準大錢五十與貨泉並行。此外尚有“國寶金匱值萬”及“布泉”“布錢”垂針篆圓錢。

總之,王莽更改幣製,對人民造成慘重的災難,每改變一次,民眾就大破產一次。所行幣改措施,有的盡量仿照史籍所載名目,憑空臆想,不顧當前實際;有的根本忽視作為貨幣的起碼要求,形同兒戲;而且朝令夕改,叫人無所適從。造成錢法一團糟,四民失業,怨聲載道,揭竿而起,新莽政權迅即崩潰,留下深刻的曆史教訓。此後民間雜用穀帛、金及五銖錢。有些地方自鑄錢幣,如淮陽王的“更始五銖”,公孫述的“鑄鐵五銖”,均為時不久。

建武十六年(40),光武帝采納馬援建議,複鑄行五銖錢,以後各代照辦。東漢晚期政治混亂,財政困窘。桓帝打算鑄大錢未成。靈帝鑄“四出五銖錢”,錢背有四道斜紋由穿孔四角直達邊郭,又叫角錢。民間傳言此錢象征天子四麵下堂而去,乃將亡之兆。此時漢室腐敗至極,宮廷荒虐,官吏貪殘,民不聊生,黃巾蜂起,諸鎮紛爭,天下大亂。獻帝初平元年(190),董卓搜括長安洛陽銅人銅器和五銖錢,改鑄小錢,輕小粗惡,大五分,無文字。因物價飛漲,米每石高達五六萬至數十萬錢,此種惡錢旋即作廢。

三國兩晉貨幣

漢末,群雄紛爭,經濟衰退,幣製崩潰,民間以穀帛為交易媒介。魏文帝黃初二年(221)複用五銖錢,隻行了七個月,不成,隻好廢錢仍用穀帛。由於民間“競濕穀以要利,大泉五百作薄絹以為市”,明帝時又恢複鑄行五銖錢。因曹魏地廣、人眾、物博,曹操在許昌屯田的經濟效果好,故其經濟狀況比吳蜀好,幣製也相對穩定。

蜀漢和孫吳的幣製卻不穩定,均鑄行大錢,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官民交困。劉備初取巴蜀,因軍用不足,用劉巴建議,先鑄“直百五銖”,後鑄“犍為五銖”,錢背有一“為”字。它是記地名最早的方孔圓錢。初重八克以上,旋即減重至約二克的小錢,通稱“蜀五銖”。蜀漢還先後鑄行許多形同五銖的錢,如傳形五銖,鐵直五百金,直百錢,小直百,直一錢,定平百錢等等。這些貨幣變化之多,反映蜀漢經濟力弱和財政困難情況。孫吳雖處長江中下遊和閩廣地區,經濟情況相對較好。但年年用兵,君臣奢侈無度,為彌補財政的捉襟見肘,就借助於鑄大錢。從公元232年起,先後鑄大泉五百、大泉當千、當二千、當五千,都用紅銅,強製推行十餘年,因迭遭民眾反對和拒用,於赤烏九年(246)收回。

司馬氏統一三國,建立西晉王朝,繼續行用魏五銖錢。由於晉朝君臣奢靡腐化,“太康之治”曇花一現,旋即爆發了長達16年的“八王之亂”。這場皇室內部爭權奪位的大混戰,又引起了五胡十六國大動亂和更大規模的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大混戰,使北方各地遭到一場浩劫,城市化為廢墟,生產徹底破壞,田園荒蕪,商貨蕭條,赤地千裏,生靈塗炭。民間多裂帛為段以供市易,鑄幣退出市場。但在少數地區尚鑄行錢幣。前涼張軌在涼州鑄行“張軌五銖”,以糾正用布交易之弊。後趙石勒曾令所轄中原地區鑄行“豐貨錢”,因民不樂用未成。成(漢)李壽在成都地區鑄行“漢興錢”,有直橫、漢興兩種,均重一克,是我國最早的年號錢。1983年陝西曾出土張軌的“涼造新泉”,形同小五銖,重15克。所以,這段時期或者不用錢,或者行小錢,多數地區恢複實物交換。

東晉王朝偏安江左,經濟文化中心南移,且有所發展。幸有淝水一戰,保存半壁江山。但朝野崇尚浮華奢靡,清高自傲,清談成風,隻顧目前享樂,以有限的生產焉能應付無限的消耗,財力枯萎,補救無方;在這種情況下,不思糾正弊端,反而粉飾太平,歸罪貨幣。權臣貴族多人主張廢除錢幣,爭論激烈。而收縮通貨,多用小錢,並行穀帛。東晉沿用孫吳舊錢,有大錢“比輪”,中錢“四文”,和沈充所鑄小五銖,時稱“沈郎錢”,僅重一克,薄小如榆莢。東晉在貨幣政策上,不得不實行通貨緊縮,不敢放鑄大錢加劇通貨膨脹。如魯褒和成公綏二人所著兩篇《錢神論》,就批評貨幣拜物教,主張限製貨幣的權力。東晉所行的通貨緊縮政策到南朝時有所發展,這是在長期貨幣混亂中被迫引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