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場經濟
鹽法
國家對食鹽征稅和專賣榷禁的各種製度。中國鹽法，代有變遷，由簡而繁，由疏而密，日趨完備。唐玄宗開元以前為食鹽征稅和專賣製度建立時期，開元以後為食鹽專賣製度日益完善的時期。
先秦夏、商、周三代，鹽與其他土產一樣，大都是在產地征稅，或作為土貢上繳國家，聽民自由開采運銷販賣，實無專門鹽法可言。迄至春秋時期，管仲相齊桓公，興鹽鐵之利，國家對食鹽的生產、銷售和買賣加以管理，開中國鹽法之始。其法以官製食鹽為輔、民製食鹽為主，官收宮運官銷，寓租稅於宮府專賣鹽價之中，以增加國家收入，齊國由是富強，稱霸諸侯。然春秋戰國時期，除齊國對食鹽實行專賣之外，其他諸侯國仍隻對食鹽征稅，惟稅率逐漸加重。史載秦自商鞅變法(見商鞅)後，賦鹽之利二十倍於古，鹽價昂貴，鹽商富累巨萬，人食貴鹽，小民貧困，至秦亡而未改。
漢漢初開關梁山澤之禁，允許私人經營鹽業，國家征稅，稅入歸主管皇室財產的少府，屬皇帝宮廷所有。諸侯王國亦得經營鹽業以自富，收入不歸中央。西漢中期，漢武帝劉徹內修法度，外開邊疆，頻年用兵，財用不足，於元狩年間(前122～前117)始將鹽業歸入中央的大司農，納入國家財政，實行官營。在產區和主要中轉地設置隸屬大司農的鹽宮，主管鹽的生產、分配及大規模的轉運。西漢末年，設置鹽官的郡國和縣共三十七處，分布於二十七個郡國(見秦漢鹽官)。其官營辦法為募民製鹽、官收官運官銷。私自煮鹽受鈦(套在腳上的鐵器)左趾的刑罰，工具和產品沒官。鹽的銷售，或設肆售賣，或通過特許商人分銷。鹽的官營，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但鹽價逐漸昂貴，致有強迫抑配買鹽，私人鹽販乘機牟利，導致官鹽滯銷，鹽利所入不敷其費。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領大閑農，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往各縣，平均調配，調節鹽價，濟以平準之法，弊始少革，國用乃贍(見兩漢平準)。漢宣帝時，賢良文學曾大力攻擊鹽鐵官營，致有鹽鐵之議。但事關財政收入，官營仍舊。東漢時，漢光武帝劉秀廢除食鹽專賣之法，罷私煮之禁，聽民製鹽，自由販運。於產鹽較多地區設置鹽官，征收鹽稅。其間漢章帝元和元年(84)因財政困難，采納尚書張林建議，官自煮鹽，恢複漢武帝時期的官營辦法。漢和帝永和元年(88)即行廢止。此後，鹽官仍主稅課，鹽業民營，直至漢末。
三國兩晉南北朝三國時期，戰亂頻仍，官府對食鹽多行專賣，以敷軍國之用。魏有司鹽都尉、司鹽監丞，並遣使監督鹽官賣鹽。魏明帝太和四年(230)，還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資。蜀有鹽府校尉、司鹽校尉主管鹽政，鹽鐵之利，歲入甚多，有裨國用。吳設司鹽校尉、司鹽都尉管理鹽政，亦主專賣。
晉承魏製，仍實行食鹽專賣。鹽務隸於度支尚書，設司鹽都尉、司鹽監丞管理鹽政，規定不得私自煮鹽，犯者四歲刑。東晉遷居江左，軍國所需，隨其土地所出，以為征賦，對食鹽實行征稅製，曆南朝的宋、齊、梁、陳，沿而不改。北魏繼西晉對食鹽實行專賣，又仿南朝征稅製，屢興屢廢，乃無常製。534年，北魏分為東魏和西魏。西魏初行征稅製，後改為官營專賣，禁百姓煮鹽。北周繼西魏之後，繼續實行專賣。東魏和北齊則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對食鹽實行官營專賣。
隋唐隋初鹽池鹽井皆禁百姓開采，由官府專賣食鹽。隋文帝開皇三年(583)，開鹽池鹽井之禁，與百姓共之，廢除官賣，並免於征稅。至唐開元時期的一百三十年間，很少有征收鹽稅的記載，為中國食鹽無稅時期。
唐玄宗開元初年，始議榷鹽收稅。其後檢校海內鹽鐵之課，征收鹽稅。但各地鹽法並不統一。有設軍屯，由士兵生產軍用食鹽者；有官督私營，按等征課者；有按井納稅者；有免租納鹽者。法令疏闊，隻不過使鹽法從無稅轉向有稅而已。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王朝財政陷入困境。天寶十五年(756)，顏真卿於河北榷鹽以供軍需。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為鹽鐵使，總管全國鹽政，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其舊業戶並浮人願為業者，免其雜役，隸鹽鐵使，盜煮私鹽罪有差”，創民製官收官運官賣的食鹽專賣製度。鹽利收入達四十萬緡。政府還在產鹽區設“監院”，管理鹽務，嚴禁鹽的私製私賣。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劉晏為鹽鐵使兼轉運使，再變鹽法，行民製官收商運商銷的專賣製度：①在產區設置四個鹽場和十個鹽監，負責食鹽的生產和收購，切斷鹽商與鹽戶的關係，保證官府的專賣權。然後現場轉賣給鹽商，準其自由出售。商人如果以絹代鹽，每緡加錢二百。遂獲既推銷食鹽又收軍用絹帛之利。②在全國又設十三個巡院，負責推銷食鹽、緝查私鹽，兼管不設鹽監地區的產銷工作。③在重要地區設置鹽倉，常積鹽兩萬石，除賣給商人外，擔負平抑鹽價的作用，商人不至，則減價出賣。這些措施改善了盡眾的食鹽供應，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唐代宗大曆末年(779)鹽利收入達六百萬貫，“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唐德宗建中初年(780)，劉晏去職，自此以後，鹽法混亂。官府不斷提高鹽價，至有以穀數鬥，易鹽一斤。官鹽既貴，私販公行。官府乃不斷整頓鹽政，鹽法日密。唐憲宗時開始劃定鹽商糶鹽區域，並嚴禁私鹽。其後犯私鹽均受嚴刑峻法懲處。然非但不能杜絕私鹽，反而激起人民的反抗。唐末，王仙芝、黃巢均以販賣私鹽而積蓄力量，進而組織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使唐王朝走向崩潰。此外，唐後期因藩鎮割據，鹽利亦往往被地方勢力截留。
五代五代鹽法逐年嚴密，成為人民一大禍害。後唐時全麵榷鹽，劃區供應，對鹽的生產和經銷都作了嚴格的規定。凡官場賣鹽的地區，嚴禁私煎、私買、私賣，犯者處以嚴刑。又在鄉村創蠶鹽錢，於二月將鹽賒給鄉村人戶，五月絲蠶收獲時收回鹽錢，並嚴禁鄉村人戶將食鹽倒流城鎮。後晉初年，鹽禁較為鬆弛，取消官場賣鹽，允許商人貿易，由官府向民戶按戶等配征食鹽錢。其後取消商人賣鹽，重行榷禁專賣，而過去按戶等征收的食鹽錢仍然照征。後漢時更是全麵禁止私產、私賣、私買，而由政府專賣，違者一斤一兩也要處死，成為中國曆史上鹽禁最嚴酷的時期。後周時雖逐步放寬鹽禁，但榷禁亦嚴，並一度在城鎮新增隨屋鹽錢。
宋宋朝建立了更為完備的食鹽專賣製度。中央財政機構主司設鹽鐵使主管鹽政，直屬三司的京師榷貨務主辦鹽的專賣和鹽課收入。地方由朝廷委派高級官員或當地官員兼管鹽政。產鹽地設監置場，均派官管理鹽的生產。北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又在路一級設置提舉茶鹽司，主管鹽的生產和銷售。鹽的生產，一是官製，二是民製官收。官製食鹽皆召募農民，給口糧工錢，按年完成官定課額，全部食鹽歸官府。民製食鹽，專置戶籍，稱鹽戶，官給煮鹽工具和煎鹽本錢，免除科配和徭役，隻以鹽貨折納二稅。鹽戶產量由官府定額，全部按官價收買。超產食鹽稱為浮鹽，略增價錢收買，任何人不得私賣。其食鹽銷售，宋初是“官鬻通商，隨州縣所宜”，沒有固定的製度。一刀平五千
官賣法就是官運官銷，鹽利收入主要由地方支配。宋初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食鹽都是實行官運官銷法。在東南漕運地區，利用運官糧的返程空船運輸官鹽，其他地區則派衙前、廂兵和征用民夫運鹽。鹽到州縣後由官府置場或設鋪出售。由於官鹽價貴質劣，民不肯買，往往強製抑配。售鹽辦法主要有令民繳納丁鹽錢的按丁配鹽法；二月育蠶時按戶配鹽，六月蠶事完畢隨夏稅用絲絹折納的蠶鹽法；按財產多少和戶等高下強迫購買一定數量食鹽的計產配鹽法；把一個地方的鹽利收入承包給商人，令其先納錢入官，準其領鹽販賣的買樸法。如此等等，弊病百出，殘害人民，引起反抗。加上朝廷擴大通商地區，增加中央鹽利收入，官賣法就逐漸被通商法代替。到北宋末年和南宋時期，官賣法隻在福建、兩廣一些地區繼續實行。
通商法是官府把官鹽賣給商人銷售，鹽利歸中央直接支配。它主要有交引法、鹽鈔法和鹽引法三種。交引法始行於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當時為解決沿邊軍需困難，令商人向邊郡輸納糧草，按地理遠近折價，發給交引作為憑券到解池和東南取鹽販賣。隨後又允許商人在京師榷貨務人納金銀錢帛和折中倉入納糧米，發給交引支鹽抵償。由於商人操縱物價，牟取暴利，虧損國家鹽利收入，交引法逐漸被破壞，不能繼續執行。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範祥為製置解鹽使，乃行鹽鈔法。即按鹽場產量定其發鈔數量，統一斤重，書印鈔麵。令商人在邊郡折博務繳納現錢買鹽鈔，到解池按鈔取鹽販賣。並在京師置都鹽院儲鹽，平準鹽價，鹽貴賣鹽，鹽賤買鹽，還允許商人憑鈔提取現金。這樣就保證了鈔值的穩定，保證了消費者和商人的正當利益。官鹽得以暢銷，鹽利得以增收。宋神宗時，東南地區也實行鹽鈔法，買解鹽發解鹽鈔，買東南鹽發末鹽鈔。末鹽鈔由京師榷貨務發行。崇寧以後，蔡京執政，鹽鈔法普遍推行於東南地區。隨著官府加緊聚斂，濫發鹽鈔，鈔與鹽失去均衡，商人持鈔往往不能領鹽。蔡京又印刷新鈔，令商人貼納一定數量的現錢，換領新鈔。此舉加重了商人負擔，並使鹽鈔失去信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蔡京乃創行鹽引法，用官袋裝鹽，限定斤重，封印為記，一袋為一引，編立引目號簿。商人繳納包括稅款在內的鹽價領引，憑引核對號簿支鹽運銷。引分長引短引。長引行銷外路，限期一年，短引行銷本路，限期一季。到期鹽未售完，即行毀引，鹽沒於官。故引仍是變相的新鈔，時鹽引又稱鈔引，隻不過在鹽鈔取鹽憑證的基礎上增加了官許賣鹽執照的性質，並在行銷製度方麵更為嚴密而已。鹽引法在南宋一直繼續實行，惟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趙開在四川創行的鹽引法則略有不同。其做法是：井戶煮鹽不立課額，商人納錢請引，繳納引稅、過稅、住稅，向井戶直接買鹽出售。官置合同場負責驗視、秤量、發放，以防私售，並征收井戶的土產稅。廢除官買民鹽然後賣給商人的中介環節，直接征收井戶和鹽商的稅錢。
為了保證食鹽專賣製度的貫徹執行，官府還規定了各產地食鹽的販賣區域，越界、私賣、私製和偽造鹽引，超額夾帶食鹽者都予嚴懲。故宋朝鹽法較唐朝更為完備和嚴密，鹽利收入更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財源。
遼金遼朝對食鹽實行征稅製。在遼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使主管鹽政。會同初，後晉獻燕雲十六州，得河間煮鹽之利，又置榷鹽院於香河縣(今河北香河)，但其製史無詳載。
金初循遼之舊，對食鹽實行征稅製。貞元二年(1154)始仿宋製行鈔引法，設官置庫，印造鈔引。在北京(今內蒙古寧城縣大明城)、西京(今山西大同)等七處設鹽鐵使司，負責批賣鈔引。各鹽場則設管勾等官負責監製和收納鹽斤。商人在京於榷貨務，在外於附近鹽司輸納現款，請買鹽鈔，即可赴鹽場支鹽，到劃定的行銷區域販賣，賣鹽後向地方州縣官繳引。鈔必須與鹽司的鈔引簿相符，引必須與州縣批繳之數相同。鹽載於引，引附於鈔。鈔以套論，引以斤論。如解鹽司以鹽一百五十斤為一席，五席為一套，一套為一鈔，一席為一引。凡商人買引者皆以引計。
元元初政事簡易，未設鹽官，隻征收鹽稅。1230年始行榷法，沿金朝舊製設置鹽官製鹽，仿宋折中之法，募民入粟，或收現錢給鹽引支鹽。滅宋以後，複采宋製，專用引法。全國鹽務政令悉歸戶部。在主要產鹽區置都轉運鹽使司，非主要產鹽區置茶鹽轉運司或鹽課提舉司管理地方鹽務，並置批驗所批驗鹽引。鹽場則設官負責監製、收買鹽產食鹽和支發鹽商食鹽。其賣引法為戶部主印引，鹽司主賣引。鹽司按銷鹽狀況確定引額，由產部按額印造，頒發各區鹽司收管。賣引用鹽司鈐印，據行鹽區域和規定的引價，隨時填寫發賣。每引一號，書前後兩券，用印鈐蓋其中，折一為二，以後券給商人，謂之引紙，以前券作底簿，謂之引根。商人持引紙到鹽場，鹽官檢驗相符，於引背批寫某商於某年某月某日某場支鹽出場，即可將鹽運到行鹽地區售賣。鹽場鹽袋由官監製，按每引額重四百斤裝為二袋，均平斤重，不得短少或超過。並在鹽袋上書名編號以防偽冒。凡商人運鹽至賣鹽地區，必須先行呈報，由運司發給運單，蓋印後寫明字號、引數、商號和指定銷鹽縣份。沿途關津，依例查驗，驗引截角。每引一張，運鹽一次，鹽已賣盡，限五日內赴所在地方官繳引，違限不繳，同私鹽罪。其立法比宋更為嚴密，故引法起源於宋，完畢於元。鹽法既密，導致引價日增。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江南鹽一引，值中統鈔九貫，到元仁宗延二年(1315)每引增至一百五十貫，造成官鹽既貴，私鹽愈多。加之軍人違禁販運，權貴托名買引，加價轉售，而使官鹽積滯不銷。於是宮府又擴大官賣食鹽區域，強配民食，不分貧富，一律散引收課，農民賣終歲之糧，不足償一引之值。元惠宗至正年間(1341～1368)雖罷食鹽抑配，然民困已深，禍機已伏，鹽販張士誠、方國珍與其他農民起義軍揭竿而起，元朝遂亡。故史家謂元朝亡於鹽政之亂。
明明朝鹽法，初承元製，其後略有變動。中央戶部隻頒給鹽引，審核解部課銀，稽核奏銷，辦理考績。鹽務，行政分於地方。另設巡鹽禦史，或由巡河禦史、按察史兼中央特派員監督地方鹽務。產鹽地區設都轉運鹽使司或鹽課提舉司，並下設分司，主管鹽務。鹽場則設鹽課司主食鹽的監製收買支賣事宜。其鹽法除在某些地方按戶收取糧、鈔的戶口配鹽法及官吏以鹽折俸法外，主要行民製官收商運商銷的“開中法”和民製商收商賣的“綱法”。
開中法，又稱開中，即召商納糧、納馬、納鐵、納帛、納銀等官需之物，而以納糧為主，易之與鹽。凡邊地缺糧，由戶部出榜召商，赴邊納糧。仍先編製二底簿，分立字號，一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等收糧機構，一發各鹽運司及提舉司等鹽務機關。俟商人納糧，即由收糧機關填寫納糧數、應給引數、鹽數，並填給倉鈔，由商人持其至鹽務機關經檢驗相符，則按數給引，派場依次支鹽，按區行銷售賣。其檢放、截角、繳引及途程等手續均與元朝相同。開中法實行初期，商人並就邊地召民墾種，謂之商屯。寓屯於鹽，收轉運省、邊儲充和殖邊開邊之效。史稱“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但永樂以後專於北京等少數地區開中，其餘各處相繼停止，已失開中實邊初旨。明中葉以後，權勢豪要紛紛以納糧、納銀占中鹽引，然後賤買貴賣，遂使商人失利又難以按時支鹽，從而影響商人納糧報中，致邊地商屯盡廢。明英宗正統初，因商人赴各場支鹽，多寡懸殊，乃創“兌支”之例，如淮浙鹽不敷分配，則準持引赴河東、閩廣諸場支取；不願兌支者聽其守支。這種辦法仍無法解決商人支鹽的矛盾，正統五年(1446)乃將食鹽分為“存積”和“常股”兩部分。常股價賤，由守支商人依次支鹽；存積價貴，邊事有急，召商人入中，引到即支。存積鹽與常股鹽一般維持三七或二八的比例，後來存積鹽的比例稍有上升。存積鹽的設置並沒有緩解開中法的危機，反而使常股鹽壅滯、兌支製度加強，破壞了原定支鹽地域界限，並產生出“代支”製度。代支即鹽商幾年幾十年支不到鹽，年久物故，允許親屬繼承支鹽權。於是又產生了有的商人把引目與人的“夥支”，把引目典當與人的“賣支”，委托別人販賣，坐收鹽利。這樣，代支的出現就使單一的開中商人分化為專以報中售引為業的邊商和以守支販鹽為業的內商。邊商成為糧商和引商，內商才是經營鹽業的鹽商。由於內商之鹽不能速得，邊商之引不願賤售，報中無人，存積鹽滯銷，致邊儲無著。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正式實行開中折色，召商納銀，彙解國庫，分給各邊以濟軍餉。加上弘治二年(1489)因無鹽支給鹽商，實行餘鹽開禁，允許鹽商購買灶戶正課之外的餘鹽以補正鹽之缺，令灶戶每引交銀後直接賣鹽與商人，更加引起私鹽泛濫。而官府對灶屍的剝削，造成灶戶破產，官課正鹽逐年減少，更完全動搖了開中法的基礎。
綱法行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即為銷積引，將商人所領鹽引編成綱冊，分為十綱，每年一綱行稅引，九綱行現引。冊上有名者具有世襲包銷權利。其後，官不收鹽，令鹽戶將應納課額，按引繳銀，謂之“倉鹽折價”。官府賣引，由商人自行赴場收運，政府將食鹽收買運銷之權悉歸商人。從此開中法廢綱法興，確定了鹽法中的商買商賣的包銷製度。
清清朝中央戶部管理全國鹽務，鹽政之權分於各省。初差禦史巡視，後改歸總督、巡撫兼管，終則設置鹽院。產鹽地區設都轉運使司，或以鹽法道、鹽糧道、驛鹽道、茶鹽道兼理鹽務。鹽運使以下分別置官設署掌政令、征課、批引、掣放等鹽務。其鹽法以繼承明末官督商銷的綱法行之最久。
官督商銷，即召商辦課，由專商壟斷鹽引和引岸(見鹽商)。商人向政府繳納引稅後領取鹽引，買鹽及銷售均有地點限製。鹽商中收鹽者為場商，行鹽者為運商。運商中又分為引商、運商。引商均子孫世襲，稱為“引窩”，壟斷鹽引購買權，大都脫離流通過程，靠出賣鹽引，坐收“窩價”為生。運商活躍於流通領域，壟斷鹽的運輸和銷鹽地區的引岸權。運商中又有總商和散商之別。散商即個別的鹽商，總商即散商的首領。官府把散商隸總商名下，總商負督征鹽課和查禁私鹽之責，並將散商花名引數送鹽政衙門備案，然後按所領引數行鹽納課。官督商銷使專業鹽商壟斷了鹽的收買、運輸和銷售，得以任意剝削食鹽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隨著官府財政的需要，不斷增引加課，雍正時又開“報效”之例，每遇軍興、慶典、營建，皆令鹽商捐資。國家為獎勵鹽商，初則準其加價，繼則準其加耗。加之官吏勒索成風，私鹽盛行，鹽法紊亂，商民皆受其害。於是從雍正時起，在一些地區陸續對鹽法進行改革。或廢引截商，官運官銷，或將鹽課攤入地丁，就場征稅，聽民運銷。道光十一年(1831)，遂在主要產鹽區行票鹽法。
票鹽法，即取消鹽引私引商，設督銷局，招販行票，在局納課，領票買鹽，直赴運岸行銷。票鹽法廢除了引商、運商對食鹽的壟斷，具有降低鹽價、打開銷路及增加鹽稅等作用。鹹豐以後，百貨抽厘亦及鹽務，謂之“鹽厘”，鹽課收入，恃鹽厘為大宗。厘金征收方法有包辦和散收。包辦即由會館或同業公所向厘金局承納包額，商民可免厘金局留難殊求；散收即各厘金局直接向貨主個別征收。同治三年(1864)整理兩淮票法，聚多數散商為少數整商。五年，李鴻章在淮南行循環票法，鹽商隻要能照章完納鹽厘，即可享受循環運鹽之權，不準新商加入。從此，票商專利同於引商。光緒年間，因賠款、練兵、要政、海防、興辦鐵路等名目而增收鹽厘，數逾正課。自此鹽價日貴，私鹽日甚，引岸多廢。省亦各自為政，或官運，或民運民銷，或官運商銷，製度不一，但仍以官督商銷為主。鹽商專利之弊，與清朝相始終。
民國1913年，在中央的財政部設鹽務署和稽核總所分管鹽政和稅收。鹽務署的下屬機構有產鹽地區的鹽運使司，並在鹽場設場知事，掌鹽務行政、產製貯藏、倉坨鹽警、鹽督捆運、征收場課；銷鹽地區的榷運局主管收鹽發鹽。稽核總所的下屬機構有產鹽地區的稽核分所，銷鹽地區的稽征處、收稅總局，主管收稅放鹽。時值袁世凱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了善後借款合同，以鹽稅為擔保。按照合同規定，鹽務稽征總所及其所屬機構必須聘請外籍人員分掌鹽務；征收的鹽款不得存入銀行團之外的銀行，非經外籍任職人員簽字不能提取，致使中國的鹽政主權落入外人手中。1917年以後，善後借款本息改由關稅支付，1928年國民政府始將鹽稅存款改存中國銀行，收回鹽政主權。1932年和1935年政府曾對鹽務機關進行改組，擴大鹽務稽核總所職權。1937年再次改組鹽務機關，鹽務稽核總所改為鹽務總局，直隸財政部，綜理全國鹽務，於產鹽地區設鹽務局、銷鹽地區設鹽務辦事處。撤銷原鹽務署，財政部設鹽政司，專司指導與審核事宜。
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省自為政，鹽法紊亂較晚清為甚。其後逐漸建立鹽法製度，規定非政府許可不得開采。政府於鹽場適宜地點建立倉坨儲鹽，鹽場所製之鹽必須全部存於指定的倉坨，由政府檢查質量，秤發出納，就場以百擔為單位征稅。商人買鹽須先向代理國庫銀行納稅，領取完稅憑證後再至倉坨買鹽。倉坨出售之鹽，由場長召集全體製鹽人代表，按等議價公布。鹽商在產區繳納之場稅及中央附加稅稱正稅，銷區繳納之岸稅及中央附加稅稱銷稅。政府還建立鹽警緝查私鹽。其運銷製度，在稽核總所成立初期，雖曾在一些地區取消票權，開放自由貿易，但難於在全國推行，不少地區仍然實行專商包運包銷的引岸製。鹽稅稅率，據，30年代統計，約占鹽價的四分之三。抗日戰爭爆發後，政府加強了對食鹽的官運官收，以增加收入。內戰爆發後，民國政府更是不斷增加鹽稅，以挽救其財政崩潰。
茶法
國家對茶葉征稅和榷禁專賣的各種製度。中國是世界上種茶、飲茶最早的國家。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已普遍種茶，飲茶習慣亦盛行大江南北。但在較長曆史時期內，茶葉僅作為貢品奉獻朝廷。至唐代茶葉生產大規模發展，人民飲茶風氣昔過形成，才開始稅茶、榷茶，逐漸建立起完密的茶法製度。
唐、五代唐朝對茶葉征稅始於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稅其一，由鹽鐵轉運使主管茶務。興元元年(784)改元大赦，停止征收茶稅。貞元九年(793)複稅茶，在產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所經要路設置稅場，分三等作價，十稅其一，歲得錢四十萬貫，茶稅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唐穆宗即位後，又增天下茶稅十分之五。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王涯為諸道鹽鐵轉運榷茶使，始改稅茶為榷茶專賣。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製造，舊有私人貯積，皆使焚棄，全部官種官製官賣。此法遭到朝野反對，百姓詬罵，旋即罷廢。開成元年(836)，李石為相，又恢複貞元舊製，對茶葉征收什一稅。唐武宗即位後，榷茶專賣製度才確立起來：“令民茶折稅外悉官買，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全部茶葉都由官府收買，然後轉賣給商人，並對茶商征收重稅。茶商除繳納住稅、過稅外，還要繳納住宿稅“塌地錢”。唐末，茶法日密，嚴厲懲治私賣和漏稅私茶。唐宣宗時期更予每斤茶增稅五錢，謂之“剩茶錢”。茶稅已成為國家的大宗收入。但隨著藩鎮割據的形成，地方茶稅收入多被割據政權截留，中央政府所得無幾。國寶金匱直萬
五代十國時期，全國分裂割據，茶法不複統一。南方產茶地區的南唐和後蜀等割據政權實行榷茶專賣；湖南地區則聽民采茶、允許賣於華北，設置回圖務，征收高額茶稅。北方五代諸國，因不產茶，所需茶葉都從江淮以南輸入，則設置場院，征收商稅。
宋宋朝茶法日益完密，並建立了茶葉專賣製度。宋初，中央三司鹽鐵部和京師榷貨務管理茶政，元豐改製後，由戶部的金部、太府寺的榷貨務管理茶政。南宋時，則由直屬中央的行在(臨安府，今浙江杭州)榷貨務、都茶場等管理茶葉專賣和茶利收入。禁茶地區則由中央直接派官或地方官兼管茶政。宋徽宗崇寧以後，又在路一級設置提舉茶鹽司，主管各路茶政。
宋朝茶法分通商和榷禁兩種。通商和榷禁都有嚴格的行茶區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罰。通商，即征收茶園戶的租稅和商人的商稅，準許自由貿易。兩廣產茶極少，一直實行通商，蜀地在熙寧七年(1074)以前亦實行通商，均禁其出境。東南地區在宋仁宗嘉四年(1059)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也曾一度通商，征收茶稅。榷禁，又稱專賣。即將種茶戶專置戶籍，稱園戶，輸租納稅，用茶折算，官定課額，預支本錢，額茶和額外餘茶，全部按官價收買、不得私賣。官府把由此壟斷來的茶葉轉賣給商人，獲取高額利潤。個別地區的民用食茶，曾一度由當地政府發賣。
東南地區榷茶最初實行的是交引法。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始榷茶，其後陸續在淮南產茶最多的蘄(今湖北蘄春)、黃(今湖北黃州)、廬(今安徽合肥)、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安慶)、壽(今安徽壽縣)六州建十三場，在沿江茶葉集散地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今江蘇儀征)、海州(今江蘇連雲港)、漢陽軍(今湖北武漢市漢陽)、無為軍(今安徽無為)和蘄州的蘄口設置六榷貨務，官府把各地收買的全部茶葉集中於十三場和六榷貨務、統一發售。令商人在京師榷貨務和沿江榷貨務繳納茶款，或西北沿邊入納糧草、從優折價，發給文券，稱為交引，憑引到十三場和沿江榷貨務領取定額茶葉販運出賣。其後商人操縱糧價，虧損國課，而沿邊居民領取交引後，又不能到東南領茶，隻得把交引賤價賣給京師交引鋪，倍受剝削，故不願入納糧草領取交引，致交引法難以施行。
宋太宗以後曾一度實行貼射法。即令商人貼納官買官賣每斤茶葉應得淨利息錢，隨商人所指，準其向園戶買茶出賣，故有貼射之名。但必須輦茶入官，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歲若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仍由官府收買。園戶過期而輸納不足，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貼射法避免了商人操縱茶價的弊病和官買官賣官運茶葉的種種開支，官府可得買賣淨利。但它使商人隻買好茶，劣質壞茶隻能由官府收買，同樣虧損茶利，故隻於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至七月在東南地區，宋仁宗天聖元年至三年(1023～1025)在淮南地區一度施行，即行廢止。由於交引法和貼射法各有弊端，虧損國家課利，宋仁宗嘉佑四年乃廢除東南榷茶，弛禁通商。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蔡京在東南地區恢複榷茶，對交引法和貼射法，去弊就利，改行茶引法。政府廢除官買官賣茶葉，令商人到產茶州縣或京師榷貨務買引，憑引向園戶買茶赴產茶州縣合同場秤發、驗引、封印，按規定的時間、地點和數量出售。引分長引和短引。長引行銷外路，限期一年；短引行銷本路，限期一季。茶引法革除了官府直接經營茶葉買賣的種種弊端，給予茶商和茶農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易權，調動了茶葉的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內在積極性，有利於茶葉的生產、流通和增加國家茶課收入，故終宋之世，引法不改。
宋朝蜀地榷茶，於宋神宗熙寧七年行茶馬法。於成都置都大提舉茶馬司主其政。產茶州縣置買茶場，全部收買民茶，由官府直接將茶葉搬運至熙(今甘肅臨洮)、秦(今甘肅天水)等地賣茶場和買馬場；或召商人在四川官場買茶，產茶州縣發給長引，每引按茶價征收十分之一的引稅，免除過稅，運至熙、秦等地區賣給賣茶場和買馬場。然後賣茶場和買馬場再用這些茶葉與少數民族交換戰馬或賣給少數民族，茶利作邊防經費。購買四川沿邊少數民族戰馬，亦實行茶馬法。同時官府還利用壟斷對西南、西北少數民族的茶葉供應，作為控馭少數民族的物質手段。行銷四川內地的茶葉，則由買茶場將收買園戶的茶葉，取息十分之三，直接賣給商人，準予販行川峽四路充民用食茶，但不得與少數民族交易。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趙開又廢除了行銷四川內地茶葉的官買官賣，行茶引法，準允商人買引向園戶買茶出售。至此，除茶馬法所需的茶葉仍由官買官賣外，其餘都實行商買商賣的茶葉專賣製度。
宋朝的茶葉專賣製度已相當完備。凡違犯引法規定的條款，都要受到沒收茶貨及笞、杖、徒、流的刑罰。偽造茶引和結夥持杖貿易私茶，遇官司擒捕反抗者處死。無引私茶許人告捕，官司給賞。官吏違法徇私，亦依法治罪。這種茶葉專賣製度大大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又解決了戰馬來源，對維護兩宋王朝政治、經濟、軍事利益都起了重要作用，故為後代封建王朝所繼承和發展。
金金朝統治北方，茶葉要從南宋進口，為了避免“費國用而資敵”，對走私入境茶葉和飲茶都實行嚴格控製。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曾設官製茶，失敗而罷。次年又於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四州各置官坊造新茶，依南宋每斤為袋，值六百文，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按各路戶口均其袋數配賣於民。商人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泰和五年(1205)罷官造茶坊，茶葉仍全部依賴南方輸入。其後規定七品以上官員方可食茶。但不得私賣和贈獻。不應保存茶葉而保存者，按斤兩治罪。同時還規定除食鹽外，不得用絲錦絹等物與南宋博易茶葉。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又因國家財政困難，重定茶禁，規定親王、公主及現任五品以上官員方許飲茶，仍不得出賣和私贈別人，犯者判五年徒刑，告發者賞寶泉一萬貫。
元元朝興於漠北，不缺戰馬，廢除了茶馬法，統一實行茶引法。中央戶部主管全國茶務，並置印造茶鹽等引局印製茶引。官府在江州(今江西九江)置榷茶都轉運司，總江淮、荊湖、福廣之稅。在產茶地區設榷茶轉運司或茶鹽轉運司，產茶地設榷茶提舉司、榷茶批驗所和茶由局等機構散據賣引，規辦國課。戶部主印引，地方茶務機構主賣引征課。廢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計茶九十斤。凡商人販賣茶葉，必須繳納引稅，於指定山場買茶。引之外又有茶由，每由計茶九斤，後改為三斤至三十斤共十等，以給賣零茶者。商人憑引、由運賣。茶過批驗處所不交驗者，杖七十，賣畢三日內不赴官司繳納引目者，杖六十。商人轉用茶引、塗改字號，增添夾帶斤重，引不隨茶，茶園磨戶不按引、由夾帶多賣，運茶車船主知情夾帶，均按私茶治罪。凡犯私茶，杖七十，茶一半沒官，一半付告發人充賞。偽造茶引茶由者斬，沒收家產付告發人充賞。官司查禁不嚴，致有私茶發生，罪及官吏。其茶課稅率，初時尚輕，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每引收鈔四錢二分八厘，全國征收茶稅不過一千二百餘錠。以後逐年提高稅率，元仁宗延礻右七年(1320)，每引征稅為十二兩五錢，全國茶課已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多錠。四十多年間，茶課增加近三百倍。
明明朝中央戶部主管全國茶務，確定課額，並設巡察禦史以懲辦私茶；設茶課司、茶馬司辦理征課和買馬；設批驗所驗引檢查真偽。其茶法分商茶和官茶。榷茶征課曰商茶，貯邊易馬曰官茶。商茶行於江南，官茶行於陝西漢中和四川地區。商茶允許商人買引販賣，官茶必須保證買馬需要。
商茶均實行引法。中央戶部將茶引付產茶州縣發賣。凡商人買茶，赴官具報所賣斤重，行茶地區，納錢買引，許向茶戶買茶出境貨賣。每引茶一百斤，不足一引者，謂之畸零，另發茶由，許行茶六十斤。官府按行茶地區遠近，定以程限，於經過批驗所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茶與引必相隨，有茶無引，多餘夾帶，按私茶治罪，許人告捕。茶園戶將茶葉賣給無引由的商人者，倍追原價沒官。商人將茶運至賣茶地，還需向稅課司按三十取一繳納銷售稅。買茶完畢，即以原給引、由向所在州縣官司繳引，封送原批驗所、彙解戶部查銷、若過期不繳引者，批驗茶引所於每季查出商名貫址，引、由數目，轉所在地巡按監察禦史按察司提問追繳，送戶部注銷。四川商茶，政府還按不同的銷售對象、範圍，以及茶葉的品質、製法和傳統的供銷關係，將茶引分為邊引和腹引。邊引行銷今四川甘孜、阿壩、青海果洛和西藏等藏族地區，腹引行銷內地，形成了川茶的“兩邊一腹”的引岸製度。
官茶貯邊易馬是明朝茶法的重點。“國家重馬政，故嚴茶法”，設茶馬司以主其政。政府曾先後設置秦州(後遷西寧)、河州(今甘肅臨夏)、洮州(今甘肅臨潭)、莊浪(今甘肅水登)、岷州(今甘肅岷縣)，永寧(今四川敘永)、雅州碉門(今四川天全)茶馬司，而以西寧、河州、洮州、碉門茶馬司為主要茶馬貿易機構，壟斷與藏族的茶馬互市。政府對與西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走私茶葉防範極嚴，定期派遣官員巡查關隘，捕捉私茶。對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都處罰極重。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駙馬都尉歐陽倫由陝西運私茶至河州，就被賜死伏誅，茶貨沒收。到明世宗嘉靖年間，才減私茶通番之罪，止於充軍。
茶馬司的官茶來源有如下幾種：①官征官買官運法。政府規定陝西漢中茶葉和四川“巴茶”，官征十分之一，無主茶園由軍士種植，官取十分之八，其餘茶葉由官定課額收買，並確定漢中歲課茶兩萬六千斤，漢代錢幣四川一百萬斤。因而將四川保寧(今閬中)、夔州(今奉節)地區劃為“巴茶”範圍，茶課由陝西巡茶禦史管理，“巴茶”以外的川茶才由四川茶鹽都轉運司管理。這些官征官買茶葉，由政府組織人力分程運至各茶馬司，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勞民傷財，得不償失。②運茶支鹽法。明宣宗宣德中在實行官運茶葉的同時，由政府發給鹽引以到江淮支鹽為報酬，動員商人把四川茶葉運到西北茶馬司交貨，但不得進行茶葉買賣。在實行過程中，不少商人假營運官茶之名，行商貿走私之實，不把茶葉交給茶馬司而自行貿易，使官茶缺乏、買馬不便，故於正統元年(1436)停止此法。③召商中茶法。弘治三年(1490)，陝西巡撫及布政司出榜召商報中一百零四萬斤茶葉，給引赴巡茶禦史處備案，於產茶地區收買茶葉，赴西寧、河州、洮州茶馬司，官取十分之四的茶葉，餘聽商人販賣。此法使茶馬司坐收數十萬斤茶葉，官茶庫存日增。但它正式允許商人參加茶馬互市和蕃漢貿易，政府在與商人的競爭中往往敗北。茶馬司以不能取得足夠戰馬而於十五年下令停止。但之後，官茶儲備日減，買馬更加困難，故於十七年又一度施行。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正式恢複此法，增加官府提成率，采取官商對分，一半茶葉與商，令其自賣。自此，官、商皆得易馬，善馬盡歸茶商。在明代漢藏茶馬互市中私商終於戰勝了官商。
茶馬司所得茶葉，除有時召商納糧支茶或令商人將茶折銀、以備賑災儲邊外，其餘全部茶葉都用於買馬之用。買馬辦法有召番賣馬支茶法、召商納馬支茶法，而以規定各部族每年賣馬數額的金牌差馬支茶法為主要買馬方式。故明代是中國漢藏茶馬互市最發達的時期。“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餘裏。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清清沿明製，仍分官茶和商茶。其管理製度與明略同。官茶行於陝、甘，儲邊易馬。政府在陝西設巡察禦史五，分駐西寧、洮州(駐今甘肅岷縣)、河州、莊浪、甘州(駐今甘肅蘭州)茶馬司，主管官茶和茶馬貿易。其後裁撤茶馬禦史，或派部員，或令甘肅巡撫兼管，最後由陝甘總督管理官茶茶務。清世祖順治初年，規定上馬一匹易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一匹易茶九十斤，下馬一匹易茶七十斤。所需官茶，仍仿明代召商中茶法。隸籍山西、陝西的商人稱東商，回族商人稱西商，皆設總商負責督促散商納課之責。由於清朝牧地廣於前代，買馬的軍事意義逐漸消失。康熙以後的茶馬互市，不過踵前朝故事。易馬數量不多，並時易時停，致使茶馬司庫存茶葉日增。為解決庫存積茶，政府時而將所收茶葉改折軍餉，發給士兵轉賣；時而將應征茶商本色官茶改用三成、二成，甚至全部折銀納官。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停止易馬，茶馬司實際上成為管理民族貿易的機構。所存官茶，或折餉、或易糧、或召商發賣。應征茶商茶葉基本上改為折銀，很少征課茶葉。鹹豐、同治年間，爆發陝甘回民起義，商民流離、欠課累累。東、西商均無人認課請引，茶引滯銷。同治十一年試行召募新商赴甘肅請票行茶。十三年正式召募南方商人赴湖南采茶運甘肅銷售，稱為南商。其後甘肅70％的官茶均由南商承辦。茶政由蘭州道主持。改引法為票法，一票若幹引，視商人資本認銷給票。請票先向蘭州道備案，不分各省商販，均令先納正課始準給票，並予行銷地方完納厘稅。出口茶葉則另於邊境局加完厘稅。自此，西北官茶地區及出口俄國的茶葉，基本上皆由茶商經營，官收課稅而已。
商茶行於南方產茶各省。中央產部頒發茶引、分發產茶州縣發賣。產茶較少地方亦有不設引，由茶園戶納課行銷本地者。廣東，廣西產茶極少，北方各省不出產茶葉，均不頒引。惟茶商到境向經過關口納稅或略收落地錢。茶商有總商和散商，行茶辦法與鹽法相似。散商隸總商名下，總商負責督征茶課，散商買引納課行茶。行茶皆有定域。在四川則有腹引、邊引、土引之分。腹引行銷內地，邊引行銷邊地，土引行銷土司。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東南各省增加茶厘、茶捐以充軍餉，發給引厘、厘票、捐票作為販運憑證。其時茶莊興起，或由茶商自行完納，或由茶莊代為完稅清單。至發販時統由茶莊繳銷稅單。隨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加深，通商口岸不斷增多，外商亦紛紛來華采購茶葉，形成了漢口、上海、福州三大茶葉市場。漢口市場的磚茶多輸往俄國；上海市場的江西、安徽紅綠茶多售於歐美各國，浙江紹興茶葉輸至美國，寧波茶葉輸往日本；福州茶多輸至美洲及南洋群島。茶葉成為中國的大宗出口貨物。政府對外商采購運銷茶葉隻征收子口稅，而不征厘金，其稅率比國內商人繳納厘金還低。清朝晚期，廢引、厘、捐三票，改用稅票以簡化手續。清末，茶票漸代茶引。各省商販凡納稅者都可領票運銷。政府對茶利的壟斷逐漸削弱，對私茶的懲處亦有所減輕。運銷私茶，查出止於沒官。民國時期繼續實行票法，其後又廢除引票製，改征營業稅。
漕運
中國古代政府將所征收財物(主要為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組織和管理。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漕”或“漕挽”、“漕輦”。
秦漢秦始皇攻匈奴時，從山東向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轉運糧食；攻南越時，令監祿鑿靈渠溝通湘江與西江水係運糧。楚漢相爭，蕭何將關中糧食轉漕前線以供軍食，對漢軍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保證作用。
西漢定都長安後，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穀物以滿足關中地區貴族、官吏和軍隊的需求，轉漕逐漸製度化。漢初，每年運量為幾十萬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萬石，以後又增到四百萬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據桑弘羊的建議，令民納粟補吏、贖罪，各農官又多增收，政府掌握的糧食大增，漕運一度增到每年六百萬石，一般則仍保持在每年四百萬石左右。漕運用卒達六萬人。由各地護漕都尉管理，沿途縣令長也有兼領漕事的。漕糧則輸入大司農所屬的太倉。此外，在武帝連年用兵和開發西南時，對軍隊所需的糧食也都進行了費用浩大的轉漕運輸，甚至漕轉一石，沿途要耗費十餘鍾糧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漕轉關中，費用浩大，需時很長，動員人力很多，特別是漕船要經過黃河三門峽砥柱之險，糧食損耗很大。為此，西漢政府曾先後采取過多種改進辦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開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據大農鄭當時的建議，用三年時間，沿秦嶺北麓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使潼關到長安的水路運輸的路程和時間大大縮短，運輸費用從而減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這是漢代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時耿壽昌建議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之粟以供京師，這種做法，對縮短漕運路線，減少漕運壓力，避開砥柱之險，起了良好的作用。
東漢建都洛陽，從山東、河北、江淮等地轉漕糧食到京師，路程較近，又不需經過砥柱之險，改善了漕運困難的局麵。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罷了護漕都尉。但此時漕運事業仍有一定的發展。光武帝建成二十四年(48)在洛陽南修陽渠引洛水以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69)王景治河，自滎陽(今滎陽縣東北)到千乘(今山東高青高苑鎮北)海口，築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國三年(11)黃河徒道後混流的黃河、汴河分流，便利剪廓錢了南來的漕糧自淮河入汴，北來的漕糧循河、洛而西，使京師糧食供應不憂匱乏。這是東漢漕運事業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時王霸擊匈奴，曾從溫水(即漯餘水，流經今北京北)漕運軍糧，安帝時虞詡為武都太守，在沮(今陝西略陽東)、下辯(今甘肅成縣西)間數十裏燒石剪木開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該地區糧食運輸緊張的狀況。環錢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轉漕問題就是運東方的糧食以實長安，從全局來看，最重要的轉運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國最大的糧倉——敖倉於成皋(今河南滎陽西五裏)。西漢時東方的糧穀多從此西運，東運時置敖倉官，屬河南尹管轄。
三國兩晉南北朝淮河、長江流域是南北對峙政權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積穀為要務。孫吳都京口(今江蘇鎮江)，曾疏鑿杜野(今鎮江市東15裏)至小辛(今江蘇丹陽市北十餘裏)的徒陽運河。遷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後，又開鑿小其(今江蘇句容東南17裏許)至雲陽西城(今句容縣南唐莊)間30餘裏的破岡瀆，立倉儲糧，以避長江漕路風濤之險。曹魏多次於淮河上遊偏西之地，利用汝、潁、洧、渠四水，開賈侯渠、討虜渠、淮陽渠與百丈渠，這一運河網東南溝通江淮，便於運兵運糧、屯田積穀。西晉末，鑒於徒陽運河位於地勢高仰的鎮江丘陵地段、河水南傾北瀉的狀況，於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運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節製了河水的流失。東晉時，為改善江淮間的運輸條件，曾對邗溝進行多次整治。邗溝與鴻溝、汴水等運河開通以來，淮北地區的泗水成了南方溝通中原和黃河下遊的主幹。謝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時，遇泗水洪流，軍糧運輸受阻，便建造七座堰埭，分段控製彭城東南六十裏的呂梁河等泗水支流。東晉時還於彭城之北開人工渠，使汶、濟、泗諸水相通，泗水過彭城西，入汴通黃河。北魏經略江淮，於水道之沿立倉12處，儲漕糧以供軍需。
這一時期，針對各航段水位高下不一的狀況，還建造了許多堰埭，漕河人工化、渠化的水平提高，運載能力增強。
隋唐隋代先後修通四段運道：山陽瀆，自山陽(今江蘇淮安)引淮水達揚子(今江蘇儀征縣治東南)入長江；通濟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陽西)引穀、洛水達黃河，又從板渚(今河南汜縣治東北20裏)引黃河水通淮河，實際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廣濟渠)；永濟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黃河；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運河縱向溝通了海河、淮河、黃河、長江與錢塘江五大水係。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先後在河南、陝西運渠所在沿岸置黎陽、河陰、常平和廣通等倉。召募運丁，運儲河北、山西、山東等地糧食。滅陳後，長安糧大部由江淮輸送。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儲糧二千六百萬石。
唐初，水陸運抵關中之糧僅一二十萬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關中運道艱險，東南運路長年失修，故唐廷常駐東都(洛陽)，“就食”太原、洛口倉(分別在河南陝州與鞏縣)的巨量積糧。開元中期，官府機構膨脹，特別是府兵製的瓦解，使糧物需求劇增。天下漕糧，愈益以江淮為重，唐廷組織數千漕船，年運百餘萬石江淮租糧北上。裴耀卿主持漕政後，改“長運法”為轉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則，於沿河就勢設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倉以待。三年運700萬石，省腳費30萬貫。開寶元年(742)，李齊物於三門峽附近鑿開元新河；不久後，韋堅又開挖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終避開了運道下段的車載陸運。這期間最高運額達四百萬石。安史之亂，東南漕路曾一度中斷，轉以長江入漢水，由陸路抵扶風(今陝西鳳翔)。廣德元年(763)，劉晏主漕政，針對時弊作全麵改革：開決汴河、疏浚河道；以鹽利為漕傭，雇人運輸；於河沿每兩驛置防援300人以保安全；創綱運法，十船為綱，每綱300人，篙工50人，武官押運；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黃河)，河船不入渭(渭水)”的原則，改進轉般法；據各航段水情分造運船，訓練漕卒。改革成效甚著，但因政局動蕩，年運江淮米多為百餘萬石，少則50萬石。德宗時中原藩鎮割據，扼斷運路，韓混從鎮海軍(駐江蘇鎮江)載江南糧，武裝押運，直抵中原、關中，轉般法中止。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複劉晏時的漕運水平。唐末漕政大亂，年運江淮米不過40萬石，至關中僅十餘萬石。
貞觀六年(632)設“舟楫署”管理漕政，後因不敷需要而廢罷。中期以來，因漕運日重，唐廷常令宰臣兼轉運使等職，主管漕政。綱運製度形成後，製定相應獎懲製，責成地方長官分負其責，後進一步明確由沿河縣令主持所在地段漕運事宜。
宋北宋漕糧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集運：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經汴水入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蔡之粟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之地人五丈河達京。其中來自東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總領漕政，各路轉運司(漕司)負責征集，發運司負責運輸。北宋對運河進行一係列整治，恢複與完善壩閘製，並創建複式船閘。加之北宋漕線較隋唐縮短近半，故運輸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黃河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轉般法，並以“平糴”為其基礎，江湖、兩浙、宿亳(淮南路)米麥，分別糴於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和泗州。發運使一員駐真州，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駐泗州，負責真州至京師糧運。所在糧倉稱轉般倉，豐則增糴，饑則罷糴，將當納糧額折交斛錢(額斛)，另從本地倉儲中代支起運(代發)；諸路運轉司所征漕糧交發運司。若耽誤可航期，發運司則以一百萬貫的“糶糴之本”，就近趁糧價賤而糴糧起運。此法自熙寧變法以來更趨完善，發運司的本錢從100萬貫漸升，最高達350萬貫，除保證600萬石的年運量外，真、泗二倉還有數年儲備。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倉後，還可裝官鹽返航，增加了效益。發運司掌6000隻左右漕船，綱運製進一步完善，熙寧二年(1069)又招募客舟與官舟分運，征召一批商船直運至京。宋初東南六路漕米數目不定。太平興國六年(981)始定歲運江淮稅米300萬石，至道初(至道始於995)560萬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於1008)700萬石，其後漸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因運河設施改善，年運量達800萬石，漕運常額，自景德三年(1006)定為600萬石，自天聖五年(1027)起暫減為五百五十萬石。金帛鹽茶布等“東南雜運”均由運河運送。另如徐州冶鐵，年運數達30萬斤。徽宗、欽宗時政治昏暗，漕政敗壞。蔡京廢轉般法，改直運法；“花石綱”等危害漕運事件屢有發生，故運量漸減。欽宗時汴京被圍，汴渠潰決，所入不及常數1%。
南宋漕運體係以臨安(今浙江杭州)為中心作重大調整。建炎年間，江浙、湖廣、四川糧大多運往沿江重鎮及抗金前線，後改運臨安，運數大致仍600萬石。諸路中，江西獨居1/3，長江及江南河為運輸主幹，采取官運為主、商運為輔的方式。
元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戰亂及黃河“奪淮入海”而失效，故大運河中段改南北取直，東移山東；海運興通，漕運進入新階段(見元代海運)。
元初漕運大致循唐宋大運河舊道入大都，但因舊運河失修，隻能采取水陸聯運形式。至元十八年(1281)修鑿濟州河，引汶、泗水經濟州(今山東濟寧)西北至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南來運舟由徐州經濟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屬今山東)入海，海運至直沽，再水陸聯運至大都。二十六和二十八年會通河(須城安山至臨清)與通惠河(通州至大都)鑿成，元代大運河全線溝通。此外，至元十八年鑿成縱貫膠州灣與萊州灣的膠萊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聯運路線：運舟從江蘇淮安順黃河(黃河“奪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東下出海口，沿海北上人膠萊河，再經海道至直沽。
內河漕政的管理於至元十九年始趨完善，江淮都漕司負責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蘇揚州)段，京畿都漕運司接收前司漕糧，負責中灤(今河南封丘南，黃河北岸)至大都糧運。二司各於其關鍵地設行司、分司，以求上下銜接，年運糧30萬石。元代綱運劃為兩大組進行：短運(軍般、短般)，其中又分兩段：南段由呂城(屬今江蘇丹陽)駐軍運至瓜州，北段由漢軍與新附軍由瓜州運至淮安；長運，募民船承運，從瓜州起運至淮安，由淮安分司開閘放船入淮，再由中灤、濟州分司派員分領綱船。官府另於運河北段地域掌握一批官船，大致是負責各所在地屯田糧的運輸。
海運的最高管理機構是中書省，其“左司”下轄“糧房六科”中的“海運科”為具體辦事機構，主要則由分處南北的兩大組織係統承辦。南方的“承運”係統最終定名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治平江，今江蘇蘇州)；北方的“接運”係統為“都漕運使司”(駐直沽河西務)與“京畿都漕運使司”(駐大都)，前者主要負責接納海道糧，兼及其他各路南來物資，後者將南來糧物運入大都各倉。南北兩大係統各擁有布局合理的糧倉。
明明代漕運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時征運漕糧的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六省。漕糧又按供應地區的不同區分為南糧和北糧。其數額，宣德時最高達674萬石。成化八年(1472)始規定歲運四百萬石的常額。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後，連漕糧改折(約100～200萬石)在內才勉強達到此數。主要征自南直隸和浙江，約占全國漕糧的六成。除漕糧外，還有白糧，由蘇州、鬆江、常州、嘉興和湖州五府供納，歲額二十一萬四千石，均係當地出產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糧為京、邊(北邊)軍餉，白糧供宮廷、宗人府及京官祿糧。
漕運的組織與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運司，以漕運使主之。後廢漕運使，置漕運府總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領衛軍十二總共十二萬七千六百人，運船一萬一千七百隻，另遮洋總(海軍)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隻，專職漕糧運輸，稱為運軍。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縣總書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戶部和漕府派出專門官員主持各地軍、民糧船的監兌和押運事宜。州縣以下由糧長負責征收和解運。糧長下設解戶和運夫，專供運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運為主，河、陸兼運為輔。一由江入海，經直沽口至通州，或徑往遼東；一由江入淮、黃河，自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再由衛河運至薊州(今天津薊縣)。江南漕運，則由江、淮運至京師南京。以承運者而言，海運為軍運，餘皆民運。雇運權是一種輔助形式。永樂年間因遷都北京，糧食需求日增，而海運艱阻，遂整治大運河，即從杭州灣通往北京的漕河。其辦法：一是疏浚會通河，造漕船三千餘隻，以資轉運。二是在運河沿岸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和天津五處建置漕糧倉庫，亦稱水次倉。
漕運方法曆經改革，在明代趨於完善，計有：
支運法(即轉運法)。永樂十三年漕運總兵官陳琯推行。規定各地漕糧就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再由運軍分段接運至通州、北京。一年轉運四次。農民參加運糧即免納當年稅糧，納當年稅糧則免除運糧，其運費計算在支運糧內。民運的比重約占支運的四五成。
兌運法，宣德五年陳镟等推行。各地漕糧運至淮安和瓜州，兌與運軍轉運；河南於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總海運；山東則於濟寧兌與軍運。軍運的費用由農民承擔。次年，始定漕糧“加耗則例”，即按地區的遠近計算運費，隨正糧加耗征收，於兌糧時交給官軍。起初兌運與支運並行，其後兌運漸居優勢。
改兌法(即長運法或直達法)。秦十二金人(複原)成化七年漕運都禦史滕昭推行。由兌運的軍官過江，徑赴江南各州縣水次交兌。免除農民運糧，但要增納一項過江費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倉支運糧為改兌。自此，除白糧仍由民運外，普遍實行官軍長運製度。
為維持漕運，國家規定漕糧全征本色，不得減免，嚴格限製漕糧改折。隻許在重災、缺船或漕運受阻等嚴重情況下才實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時正、耗各項合計在內。漕運的費用由糧戶承擔，包括運費、運軍行糧及修船費等，均按正糧加耗派征。由於漕政腐敗，各級官府貪汙聚斂，加耗雜派層出不窮，農民的負擔極為苛重，通常為正糧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運者無論民運或軍運，都是繁重的徭役。農民被僉點應役，荒時廢業，艱苦萬狀，又遭風濤漂沒，官吏勒索，勢必負債賠納，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紛紛逃亡和反抗鬥爭。一般運軍下層，亦遭受同樣的苦累及長官的克扣，不斷出現逃亡現象。
清清代開鑿中運河，徹底結束借黃河行運時代，並建成黃、淮、運交彙樞紐，緩和河麵比降，減輕濁流灌運，改善了漕運條件。
漕運方法基本承明製，但又有下列名目(稱漕糧本、折三大綱)：正兌米，運京倉糧，定額330萬石；改兌米，運通州倉糧，定額70萬石；改征，將漕糧改征為其他品種；折征，將漕糧折算成銀，價銀統歸地丁項內，上報戶部。此外又實行截漕(各地漕糧起運後，地方遇災，截留部分作為賑濟，或截一地漕糧運往另一地)和撥運(主要指截留山東、河南所運薊州漕糧，撥充陵寢及駐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數與編製稍異明代，一般以府、州為單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幫，十船互保。總數由一萬零四百五十五隻升為一萬四千五百隻，而實際用於漕運的僅七千隻左右。每船裝運量不得超過五百石，另可裝土產往返各口岸行銷(後因運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終實行官收官運，承運者是衛所軍籍中較殷實的軍丁(運丁)。發運時海船配運軍一名，運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運軍水手多少不等，總數在十萬名左右。漕運最高長官為漕運總督，駐淮安。其下為各省糧道，共七人，掌本省糧儲，轄所屬軍衛，遴選領運隨幫官員，責成各府會齊、僉選運軍等；坐守水次，監督、驗明漕糧兌換，麵交押運官，並隨船督行至淮安，呈總督盤驗。押運，原為糧道之責，後選管糧通判一人，專門負責督押，約束運軍，後因官卑職微，仍由糧道押運。領運官，由千總一人或二人領運，武舉人一名隨幫效力。為確保漕運無誤，於淮安、濟寧、天津、通州運河沿線設置巡漕禦史，稽察本段漕運。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鎮道將領，以催促人境漕船前行；在鎮江與瓜州的南漕樞紐處，由鎮江道催促，同時由總兵官(後改為副將)巡視河岸，協同督促漕船過江。
河漕施行以來，經費拮據，弊竇叢生，複行海運的呼聲日趨高漲。道光五年(1825)於上海設海運總局，天津設收兌局，並特調琦善等總辦首次海運。次年正月將蘇州、鬆江、常州、鎮江與太倉四府一州漕糧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分二批載運北上。漕船從黃浦江出發，經吳淞口東向大洋，行四千餘裏達天津收兌局驗米交收。清廷特準商船載運免稅貨物二成往來貿易，調動了商船積極性。海運糧占全部漕糧總數之半，節銀米各十萬。道光以來河漕在十二三萬石之間，海運糧則達120萬石左右。
驛傳
中國古代政府設置的一種供使臣出巡、官吏往來和傳遞詔令、文書等用的交通組織。始於春秋戰國，稱遽、駒(古代驛站專用的車)、郵、傳等。《左傳》中有關記載不少，《孟子·公孫醜》也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可見當時郵驛製度相當發達。
秦漢秦平定六國前後，由於統一和中央集權的需要，驛傳製度已很完備。據《晉書·刑法誌》所載《魏律序》雲，秦代有廄置、承傳、副車、食廚等有關驛傳的法律。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許多部分都有驛傳及其製度的記載。
漢承秦製，驛傳製度進一步完備。當時，用車傳送稱“傳”，用馬傳送稱“驛”，步遞稱“郵”，三種稱呼常通用，也稱為“置”。
漢代驛傳製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幾十裏置一驛(一般為三十裏左右)，即供應人夫車馬和食宿的交通站。驛有傳舍，可供歇宿。各級來往人員及其從者的膳食和驛馬的飼料，都有一定的標準。持有官府頒發的符、傳，過往的旅客都可在傳舍止息。驛與驛之間或不設驛的一般道路上，則由主察奸盜的亭兼管文書傳遞。十裏一亭，五裏一郵。亭也可止宿。文書由驛及亭、郵傳送，有很具體的規定。例如文書的傳遞，舉凡傳遞的方向，文書的性質(書檄、詔書等)，封數及其裝束，發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單位或人員，傳受的郵站及其吏卒姓名，郵站收發時刻，規定的裏程和時程，傳送的方法(如郵行、亭行、次行、吏馬行)等，都要做詳細記錄，即“郵書課”。不按規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罰。緊急文書則由驛騎持赤白囊遞送，稱“奔命書”。除文書傳遞、官吏往來外，方士、賢者有詔命征召的，也得乘傳；吏民告急上變的，亦可要求借用軺傳至京師言事。
中央政府中管理驛傳的部門，西漢不詳，東漢時為太尉屬下的法曹，地方政府中郡太守屬下亦有法曹，但從漢簡的記載看，郵驛事務至少在邊郡係屬都尉管理。驛的主管官員為置尉、置佐、驛侯、置侯、驛丞，下屬有驛小史、傳舍鬥食嗇夫等。驛傳所需人夫車馬由官府置備，但也有征發民夫和民間車馬的。
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傳車和驛馬。使用時按官職高低、任務輕重和時間緩迫分為不同的等級。四馬高足(好馬)稱“置傳”，四馬中足稱“馳傳”，四馬下足稱“乘傳”，一馬二馬的為“軺傳”，急事騎一馬稱“乘”。在個別情況下，傳車馬匹可超過規定，最多的達七乘傳。使用驛傳需持政府頒發的一尺五寸長的木傳信，封以禦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車馬的等級，從一馬一封到置、馳傳的五封不等。東漢時為節省費用，則往往但設騎置而無車，由於法律規定驛傳隻能用於公事，西漢大貴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驛傳的。
驛傳效率很高，西漢時，從金城(今甘肅永靖西北)到長安，公文往返隻需七天。東漢時，奉天子璽書使者三騎行，一晝夜可達千裏。這就大大便利了政令的傳達和各地的聯係，起了鞏固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效能。驛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於人民的往來和各地經濟的交流。隨著漢朝勢力的向外發展，漢政府把國防設施和交通郵遞結合起來，加強了邊疆地區驛傳的建設。漢武帝通南夷，從元光六年(前129)起沿途置郵亭。張騫通西域後，酒泉亭障展築到玉門，後又延伸到鹽澤(今新疆羅布泊)，以後直到東漢，這帶地區仍是“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驛傳製度不僅加強了內地與邊疆的聯係，有利於國防，也對漢族與邊疆各族以及外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積極作用。自然，為了滿足統治者的貪欲，驛傳有時也不免成為一種殘民的措施。東漢時令南海獻龍眼、荔枝，十裏一置，五裏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就是例子。
唐自三國分裂迄於隋代，驛傳製度缺乏詳細記載。唐代全國空前統一，驛傳的設置，規模超過前代，製度更加完備。全國共置驛1643所，其中陸驛1297所，一般為30裏置一驛(地勢險阻或須就水草處不限)；水驛265所；津渡處置水陸相兼之驛86所。陸驛驛馬，京城都亭驛七匹，諸道之驛視其繁閑分六等，依次為60、45、30、18、12、8匹；水驛驛船，繁者4隻，次3隻，再次2隻。其驛夫(水驛稱水夫)征取民戶承役，凡3馬給丁1人，1船給丁3人。初，州縣江驛家中富強者充諸驛驛長，稱為“捉驛”，上元、寶應年間(760～763)，始以吏主之。驛馬、車、船由官府提供，諸驛並給錢以市什物、食品。驛館多建在州縣城內，後有遷置城外者；館舍有上廳、別廳(或西廳、東廳)以接待不同品級官員住宿，並設有茶、酒等庫。諸州有專項稅錢以給驛傳經費，每年一小稅，總額40萬貫；三年一大稅，150萬貫。隨近撥給驛田以種植飼料，大抵驛馬一匹給地四十畝，傳遞馬二十畝。給驛的範圍，主要為奉差齎送公文使者、入覲蒞任官員及各種特遣使臣。根據使命緩急，或給驛，或給傳，前者日行六驛，後者四驛，赦書日行十驛。乘驛皆憑驛券傳牒，在京由門下省發遣，在外由留守及諸軍州發遣，濫發有罪。給驛馬數依官品有差，給驛者自一品八匹遞減至七品以下二匹，給傳者自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馬。其攜帶私物，乘馬不過10斤，乘車不過30斤，乘船所帶衣糧什物限200斤。止驛供給食宿，不得超過三日；五品以上官員私行，許投驛止宿，但不享受飲食。驛傳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駕部郎中負責諸道各設館驛巡官四人以及判官專知其事，諸州由兵曹司兵參軍分掌，諸縣令兼理。開元中，命禦史出使就便校察驛傳。後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渚道館驛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館驛使。大曆十四年(779)，定監察禦史一人兼館驛使，往來巡察。但後來又有以官充館驛者。唐中後期，由於給驛頻繁，乘驛官員多違製騎乘及索要飲食、饋獻，加以經費不足，以致驛夫困苦、驛馬死損缺額、館舍破敗現象越來越嚴重。
宋宋代驛傳製度大致沿襲唐代而又有較大發展。驛道四通八達，郊野都鄙之間，20裏有歇馬亭，60裏有館，水行州縣有水驛，需持驛券。驛券由樞密院發給，稱“走馬頭子”或“遞馬頭子”。太平興國三年(978)一度取消驛券，改用銀牌；端拱二年(989)複舊。初，內外官員乘驛給馬數缺乏統一規定。嘉四年(1059)，三司使張方平始據舊例和有關宣敕令文纂集刪改，編為驛券則例74條，賜名“嘉礻右驛令”，頒行全國。
傳遞文書則有遞鋪，每18裏或20裏、25裏置一鋪。遞鋪有步遞、馬遞、急腳遞(又稱急遞鋪)和金字牌急腳遞之別，南宋複有斥堠鋪和擺鋪。各種遞鋪傳送文書種類和日行途程不同。皇元年(1049)規定，馬遞晝夜行400裏，急腳遞五百裏。金字牌急腳遞始設於宋神宗時，牌長尺餘，木製，朱漆刻金字，曰“禦前文字不得入鋪”，“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日行500裏，不以晝夜，鳴鈴走遞，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前鋪聞鈴，預備人出鋪就道交受。元六年(1091)規定：赦降人馬遞，日行五百裏；事幹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盜賊文書人急腳遞，日行四百裏；如無急腳遞，其要速並盜賊文書入馬遞，日行300裏；常程文書人步遞，日行200裏。其中遞送赦降的“馬遞”，即指金字牌急腳遞。斥堠鋪和擺鋪也是急腳遞的一種，前者始建於建炎三年(1129)，“專一傳遞日逐探報斥堠文字”，每十裏置一鋪，每鋪限三刻承傳，後者亦高宗時所置，本為“水漂劣幣通接沿邊探報軍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而設，因其要求經由州軍並取便路互相聯結置鋪，故名擺鋪。初以30裏、20裏置一鋪，後改為9或10裏一鋪，日行350裏。除禦前之朱漆金牌外，樞密院給發軍期急速文字，另有雌黃青字牌，沿邊州軍並諸軍統製司申奏軍期急切文字，則有黑漆白粉牌，均創於乾道三年(1167)，皆日行350裏。淳熙二年(1175)，尚書省遣發急切不可待時文字，亦用雌黃青字牌。紹熙四年(1193)，雌黃青字牌改為黑漆紅字牌，期限減作日行300裏。
入遞的文書又稱遞角。除“禦前不入鋪”文書徑由人內內侍省發遞外，其餘文書的收發均需經過進奏院。進奏院元豐改製後隸門下後省，其任務迄為“掌受詔敕及諸司符牒、辨其州府軍監以頒下之，並受天下章奏、案牘、狀牒以奏禦、分授諸司”。交付急腳馬遞鋪的文書均需當官實封、不題事目，隻排字號並題寫遣發官司和期限日時，用印以蠟固護，裝入筒內。筒有皮筒、竹筒和紙筒三種。登記遞角人鋪時刻和件數的簿曆分大曆和小曆，大曆是存於各鋪的底簿，小曆由鋪兵隨身攜帶，交接時由下鋪批注回鋪時刻。除官府文書外，雍熙二年(985)還規定允許私書附遞，從而使私書附遞成為有宋一代的定製和宋代驛傳製度的顯著特點。
遞鋪雖以傳遞官府文書為主，但接待使客，運送官物，乃至提供馬匹車船等交通工具之事，亦所在多有。由於遞鋪組織的完善和普遍，驛館相對衰落，其職能遂為遞鋪所取代，或與遞鋪交織不可分。
主管驛遞的機構，元豐改製前，中央主要是樞密院，改製後則由尚書兵部之駕部掌其事，但樞密院之教閱房仍負有“催督驛遞”之責。在地方，路一級由轉運使一員提舉，以“提舉××路馬遞鋪”係銜，另設巡轄使臣，每千裏或兩州一人，巡回檢察；其下，州由通判點檢，縣由縣尉、知縣催促。驛遞的服役者，北宋建國伊始，即於建隆二年(961)下令以廂兵代百姓為遞夫。這是有宋一代的定製，亦為驛遞製度的一大變革。遞鋪鋪兵，要路每鋪10或12名，僻路四或五名，各差“小分”一人充曹司。急腳馬遞輔兵每20人補節級一名，500人置將校一名，“部轄及往來催趕遞角官物”。
遼金遼有軍國重事(如抽發兵馬)，遣使傳旨，用銀牌(鍍金)，長一尺，上刻契丹字，文為“宜速”及“敕走馬牌”，由皇帝親授與使者帶在項上馳驛，並手答刂給驛馬若幹匹，驛馬缺則取他馬代，最快一晝夜行700裏，其次五百裏。銀牌使者所至，如皇帝親臨，需索物品、更易(驛馬)，無敢違抗。使回納還銀牌，也由皇帝親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長牌，亦銀質鍍金，由南內司收掌，遣使赴諸道取索物色及進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於遣使往女真、韃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發兵馬，均帶在腰間左邊走馬(馳驛)。據宋人使遼行記和《武經總要》記載，設有從白溝至中京、上京和四季捺缽的驛道，宋使人遼即行此道，還有從中京至東京的驛道。兩驛間的距離，從五六十裏至一百餘裏不等，其間設有中頓，供使客午餐。初，諸縣人民承擔驛遞、馬牛之役，至遼末，始使民出錢，由官府募役。
金太宗天會二年(1124)，始白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裏置一驛，又令置驛於上京至春州、泰州。後諸路並置。給驛用牌符。乘驛者按官品規定其隨從人數、給馬數和飲食錢數，從一品以上隨從八人、馬十匹、食錢三貫十四文，下至八、九品隨從一人、馬二匹、錢四百六十文。泰和六年(1206)始置遞鋪轉送文牒，十裏一鋪，每鋪設鋪頭一人、鋪兵三人，從所轄軍射糧軍內差充。凡元帥府、六部支移，憑束力遞、省遞牌子人遞，日行三百裏。
元元代驛傳又稱“站赤”。站，jǎm的音譯(最初曾音譯為“蘸”)，即漢語“驛”的意思，元代漢文文獻中有時兼用漢、蒙語，作“站驛”或“驛站”；站赤，意為司驛者，元代漢文文獻中除用於稱站官和站戶外，還混用於稱驛站。
成吉思汗時即仿效中原的驛傳製度，在境內設立驛站。窩闊台即位後，又命各千戶從所管百姓中簽發站赤、兀剌赤承當站役，出備馬、牛、車具等物，選地立站；增設了從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和拔都封地、從國都和林通到中原漢地的驛站；頒布了乘驛的規定等。元朝建立後，全國遍設驛站，據至順二年(1331)成書的《經世大典》記載，總數達一千五百多處(不包括西北諸汗國的驛站在內)，構成以大都為中心的稠密交通網。驛路東北通到奴兒幹之地(今黑龍江口一帶)，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葉尼塞河上遊)，西南通到烏思藏宣慰司轄境(今西藏地區)，範圍之廣，為前代所未有。驛站分陸站和水站，陸站又有馬站、牛站、車站、轎站、步站之分；遼東黑龍江下遊地區則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於冰上，運載使者、貨物往來。至元二十六年(1289)，為了運送外國使臣進貢的奇異貨物，特設從泉州到杭州的海站，二十八年罷。陸站兩站之間的距離，從五六十裏至百數十裏不等；如相距路程較長，則於中間置邀站以供使者休息。每站當役站戶和所備馬、牛、舟、車數目，視其交通繁閑程度而多寡不同。繁忙的站，站戶多至兩三千戶，一般為百餘戶至數百戶，江南轎站則隻有一二十戶。步站置搬運夫，專為運送貨物而設。
管理站赤的中央機構，世祖初年為中書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設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後改名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以漢地驛站事屬中書兵部，通政院隻管蒙古驛站。延七年(1320)，仍命通政院統一掌管全國驛站。地方管理體製也幾次變化。初，各地驛站由本處府、州、司、縣官兼管；至元元年，命路達魯花赤、總管親自提調站赤。十一年定製，各站皆直隸於路，革去州縣一級的管理，其站戶家屬依軍戶、奧魯例仍屬原籍州縣管領。至大元年，離路城遠的驛站複命當地州縣長官就近提調；延七年，又改由路直接管轄，州縣官不得幹預。提調長官要時常檢查所轄各站，督責站官人等勤慎奉職，務令人馬、舟車、館舍、飲食一一完備。各站設置站官，稱驛令、提領。大站設驛令一二人，提領二三人；小站一般隻設提領。驛令以雜職人員擔任，受敕，頒給俸祿；提領由地方提調長官從本處站戶中選任，隻受部答刂，即充本人身役，不給俸。江南地區的驛站，為防範南人，特命以色目人或漢人一名任提領，給俸；另選本處站戶一名為副使。此外，每一百戶站戶設百戶一名，每站設司吏一至三名，皆以現役站戶承當。在重要都市或交通樞紐處的驛站設脫脫禾孫(檢查官)，專職稽察過往使臣真偽及人員、物品是否違反乘驛規定，因此這些站又稱為脫脫禾孫站。
乘驛憑證有圓牌、鋪馬聖旨和答刂子。圓牌也稱圓符，按規定專為軍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鑄造、掌管(掌管部門為典瑞院)，諸王公主駙馬及出征、守邊軍帥和地方官府，各按其地位或需要頒給若幹麵，以備隨時差遣。朝廷所遣使者佩金字圓牌乘驛，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所遣使者佩銀字圓牌。初，圓牌上鑄有海東青圖像，因稱海青圓牌；至元七年改換牌麵，不用海東青，改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據現存圓牌實物，牌麵文字漢譯為：“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違者治罪。”佩帶圓牌的使者，有擇騎良馬、兼程馳驛、馬乏時可以奪騎官民馬匹等特權。一般公事差遣人員，皆給以鋪馬聖旨乘驛。鋪馬聖旨也稱禦寶聖旨，用蒙古文字書寫，每道聖旨上都分別標明起馬數目，從一匹至十幾匹不等；通常經由中書省奏準，頒發給諸王貴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並填寫領受官府名稱，以限定在職責範圍內使用。各官府領取的圓牌和鋪馬聖旨，由擔任長官的蒙古人掌管、遣發。元初，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及行省、行台等官府有公事差遣，都可以自出鋪馬答刂子給驛；至元十九年定製，一律憑鋪馬聖旨乘驛，諸官府不得自出答刂子，僅經行水站者不用聖旨，仍從中書省出給船答刂。此外，諸王也可以自發鋪馬令旨給驛，但他們濫發令旨遣使，嚴重擾害站赤，朝廷曾多次下令限製或拘收，始終未能禁絕。諸官府以圓牌或鋪馬聖旨遣使，一般需隨附差答刂(或稱印信文字、別裏哥文字)，開列差遣事由、正使和隨從員數、起馬數目等項。站官驗看圓牌、聖旨和差剖後，方能應付鋪馬、飲食。使者應按其使命由規定的驛路行走，不得繞道馳驛、乘機探親訪友或遊玩，公事完畢，即將所領乘驛憑證納還原發官司，不得稽留。乘驛人員應給的馬、舟、車數目，視其官品高下、公事大小而多寡不同。其飲食分例也有規定：在驛館住宿者，正使每日米一升，麵一斤，酒一升，肉一斤，油鹽雜鈔三十文，隨從隻給米、麵；過路者減半。冬月每日另給炭五斤。
元代驛傳的弊端更甚於前代。泛濫給驛的情況一直非常嚴重，圓牌常被用於非軍務差遣，如僧道宗教祈祭、捕獵、采辦珠寶異物等，甚至發給斡脫商人往來貿易；諸王貴族官吏更常以鋪馬聖旨、令旨差人乘驛辦理私事。使者往往恃勢勒索站戶，多取鋪馬、飲食；或違製急馳，超重馱載，以致損傷車馬，卻逼令站戶補置。政府常不按時發下祗應官錢，至有連續三年不支者，遂令站戶輪當庫子(負責供應物資的驛站司吏)賠辦供應；加以管站官吏聚斂侵克，差役不均，迫使貧難站戶賣妻鬻子以應役。這些都造成站戶逃亡，鋪馬短缺，驛傳製度因而日益衰敗，
傳送公文的郵驛，稱急遞鋪(簡稱遞鋪)，基本上沿用宋、金之製。中統元年(1260)置燕京(今北京)至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開平至京兆(今西安)急遞鋪，每10裏或15裏、25裏設一鋪，每鋪置鋪兵五人，於各州縣取不能負擔差發的貧戶及漏籍戶充役，免其差發。不久即令各州縣依例設置，與鄰境所置鋪相接，路府州縣委正官一人提調。至元三十一年(1294)，於大都置總急遞鋪提領所，秩九品，設提領三員；各路置總鋪，設提領一員。至治三年(1328)，又於每十鋪置一郵長。初定中書省、六部、禦史台、樞密院及各行省、行台行下公文及地方申省公文方許入遞，其後擴大入遞範圍，凡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官府來往公文均可入遞。傳遞辦法：省、台、院及邊關緊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鎖，用黑油紅字書寫號碼，並標明發送、承受衙門及入遞時刻，隨到隨送。一般公文皆付承發司，按所投下處分類裝封，每件係一牌，用綠油黃字書寫號碼，交鋪傳遞。各鋪收到入遞公文，由鋪司(鋪兵頭目)於鋪曆上登記文目及到鋪時刻、傳遞人姓名，即令鋪兵裝裹停當，隨帶回曆一本，急速送遞至前鋪交割；前鋪鋪司驗收後於回曆上簽押，付來人持回，隨交本鋪兵送往下一鋪。如此依次傳遞至目的地，一晝夜需行四百裏，急件五百裏。鋪兵腰係銅鈴、持槍、挾雨衣，夜則持火炬，沿途其他人聞鈴應為讓路。除大都、上都間可遞送禦膳菜果外，其餘急遞鋪隻遞公文，不許將物件及十斤以上帖冊入遞。
明明代驛傳機構，在京城設會同館，地方分別設水馬驛、遞運所和急遞鋪。
永樂初設會同館於北京。正統六年(1441)，定為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在北京；南館三所，在南京，設大使一員、副使二員，總轄館務。內以副使一員，分轄南館。弘治(1488～1505)中，添沒禮部主客司主事一員，專一提督。凡各王府差遣人員、遼東建州等衛、西北諸國使臣及雲貴四川湖廣土官番人等，俱於北館安頓。瓦剌、朝鮮、日本、安南等國進貢使臣，俱於南館安頓。館夫額設四百名，南館一百名，北館三百名。
水馬驛。兩京十三布政司共設水馬驛1000處以上。馬驛六十裏或八十裏一置，衝要去處，設馬80匹、60匹、30匹不等，其餘亦設馬20匹、10匹，以至5匹。各驛馬匹分上、中、下三等，馬膊上懸掛小牌，明寫等第。馬夫備有銅鈴，遇有緊急公務，懸鈴身上，前路驛聽候鈴聲，隨即供應，不致妨誤。水驛設船，使客通行正路每驛20隻、15隻、10隻；其分行偏路，亦設船七隻、五隻。每船設水夫十名。
遞運所。在陸路者設置車輛，大車能載米十石者，每車人夫三名，牛三頭，布袋十餘。小車人夫一名，牛一頭。在水路者設置船隻，船俱用紅油刷飾，每船置牌一麵，開寫本船字號、料數、水夫姓名及檣、柁等一應浮動什物數目，以供點視。六百料者，每隻水夫13名；500料者，每隻12名；400料者，每隻11名；300料者，每隻10名。遞運所或置或革，時有變動。據萬曆會典的統計尚有140餘處。
急遞鋪。每十裏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四名，專一傳送公文。每鋪設日晷一個，以驗時刻，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裏、公文到鋪。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鋪司預先出鋪交收，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齎小回曆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於回曆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
乘驛需憑符驗。傳送文書亦須蓋有印信，以防作偽，這種印信為加蓋騎縫半印，以憑板勘對合，故稱“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