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書法與篆刻藝術
甲骨文
中華書法的曆史可以上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在陝西、河南、山東仰韶文化遺址裏，我們可以從那些刻畫於彩陶器甲子表殘玉版商甲骨文宰甫卣刻有“滴南”、“滴北”的甲骨表麵的各種花紋、符號中看到其最早的表現。但是，據現有資料分析，殷商之前的這些文物上的圖案符號尚不具備書法的要素。隻有到了殷商的甲骨文，用筆、結字和章法這三要素全具備之際，才稱得上名副其實的書法。甲骨文刻在龜甲、獸骨和人骨上，大都經過先寫後刻的過程。從書法角度看，甲骨文大體分兩類：一類筆畫粗壯雄渾；一類筆畫細瘦挺拔。因甲骨文是用刀刻在骨甲上的，刻刀有鈍有利，骨質也有堅硬鬆軟之別，所以刻的筆畫就有粗細方圓不同。再者，刀刻的筆畫多為方折，交叉處往往剝落嚴重。這就形成了甲骨文鮮明的特點，也給後世的書法和篆刻提供了用筆、用刀的寶貴經驗。甲骨文大小不一，但又均衡、對稱、穩定、自然。就章法而論，盡管骨甲的大小、形狀各不相同，但每片文字都因材而異，布局合理，顯露出古樸的情趣。尤其寶貴的是，遺址中發現的殷人用墨、殊寫在玉片、陶片、獸骨上的筆跡，起筆粗圓，形似點漆，自然藏鋒；轉折圓潤，住筆尖細，如橫針、懸針。這些都給後世書法的變革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金銘文
周朝初年所用的金文從筆畫到結構還都跟殷甲骨文相似。昭王以後，西周金文日漸成熟。代表作有昭王《宗周鍾》、恭王《牆盤》等。此時金文書法的主要特點是：筆畫由蝌蚪尾巴形狀漸變圓潤，起筆、轉換、收筆也多為圓筆；結體比周初金文更平正、更緊密、更穩定，也更有規律；章法方麵，開始注意到縱橫的字距和行距，帶界格的銘文章法更為嚴整，而字距、行距較大的則顯得十分疏朗開闊。
金文
金文，指刻鑄在鍾鼎等器物上的文字，也叫鍾鼎文。金文的內容多為祭典、征戰、契約等事。現出土的刻有金文的鍾鼎多為周代所製，周代的銅器銘文也就被認為是典型的金文。金文實際頌簋及銘文周王害夫的簋及銘文上成了周代文字的代稱。目前已累計發現金文3700多個，其中2400多個字可以識讀。中國漢字由殷商時代的甲骨文發展到周代的金文，其形體麵貌又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周代的金文脫胎於甲骨文，與甲骨文有相同的體係，以象形為基礎，以形聲為主要構字手段。但字體較甲骨文定型，而且逐漸走向規範，比甲骨文更為成熟，可以靈活自如地表達思想、描繪事物。金文鑄刻在銅器上，筆畫形狀就發生了變化，線條不似甲骨文的瘦硬，盡是直筆，出現了圓筆，字體勻稱，大小整齊劃一，標誌著一字一音的符號性質取代一形多義的圖畫性質的漢字新時代的到來。
泰山刻石
大篆
大篆又叫籀文，據說是周宣王的太史籀創造的。春秋戰國時期已通行於秦國等地。大篆主要書寫在木牘、竹簡或帛上，固定而字形整齊，結構疏密得當，筆畫較金文更彎曲圓轉，字體比較美觀。但就其本質內涵而言，大篆與甲骨文、金文沒有很大的不同，仍然是以象形為基礎、以形聲為主要構造方法。
宣示表 鍾繇
小篆
小篆是相對大篆而言的，是適應秦統一中國的形勢而興起的。為了鞏固對嶧山刻石 李斯全國的統治，秦始皇實行統一貨幣和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等政策。其中的“書同文”就是把六國的文字和秦所通行的文字統一起來。李斯等人把秦通行的大篆加以簡化，創造出小篆字體，並把它當作標準的、通用的字體，推廣到全國各地。小篆對大篆的改造，最明顯的變化表現在筆畫上。它把大篆所有的直角、硬筆改為圓角、軟筆。字體顯得圓潤舒展、規矩得體而又活潑靈動，顯示出很強的美感。小篆字體比它以前的古文字簡單，結構也比較整齊，寫法有一定的規範，從同一個偏旁的字，偏旁的寫法和位置都較固定，形旁一般放在左邊，促進了漢字的進一步定型化。隸書
隸書又叫“佐書”，形成時間約在戰國晚期，成熟期在漢代。它是對小篆字體的進一步簡省。漢字字體發展到隸書，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成熟的隸書，字形跟楷書很接近，一般人都不把乙瑛碑隸書看作古文字。所以，從小篆到隸書可以說是漢字字體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革命。相傳隸書本是下級小吏通用的應急字體，後經程邈整理，逐漸形成了統一的隸書字體。漢代主要使用的文字是隸書。西漢早期的隸書，跟秦代的隸書一樣，還不像東漢中葉以後的八分隸書那麼成熟。但它已拋棄圖畫線條形式，采用抽象符號，筆畫簡潔，以方折筆畫代替圓轉筆畫，顯示出古漢字向楷書過渡的趨勢。東漢中葉出現的八分隸書顯現出當時人們求美尚雅的趣味，書法作為一門精致的藝術於此而生。八分隸書體有如下的特點：字體一般呈扁方形，捺筆大都在末尾有略向上挑的筆法，較長的橫畫在收筆時也略向上挑，形成上仰的捺腳式尾巴。這就使波折多、字體美觀與書寫較方便結合起來了，利於書法藝術的發展。楷書
楷書又叫“正書”，出現在東漢時期，六朝時字形進一步發展完善，唐代走向成熟。因字體方正、筆畫平直，可作楷模文字而得名。楷書是隸書的簡化，元楨墓誌（拓片）它對隸書的改變體現在兩個方麵：其一，改彎為鉤；其二，改波折為直筆。鉤並不妨礙楷書的形體完整，反而能增加它的力度；直筆代替波折，便於書寫，省卻了許多麻煩。盡管如此，隸書的符號性質，它的間架結構、筆法筆意都被楷書繼承下來。隸書經改良而為楷書後，字體的美感主要從筆力和個性特色中體現出來，利於書法藝術的進一步發展。草書
草書是楷書的變體，產生於漢代，本是起草文稿時，潦草書寫隸體而導致的一種變體，後來成為通行的寫法，以至演化成為一種純粹的書法藝術。
兩漢的草書主要是章草。它講究筆墨的連貫，字與字之間、筆畫與筆畫之終年帖張芝古詩四帖張旭間環環相扣，雖偶有間斷，但筆意仍相連。章草流傳下來的作品有史遊的《急就章》和索靖的《出師頌》摹本。它們流暢飛動，如行雲流水，但隸書之態依然。
六朝時期，草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詞連”的現象。到唐代，草書則發展為狂草。張旭、懷素等人把草書推向狂放的境界，他們任意增減筆畫，隨便改變漢字的結構，隨心所欲，氣、意、筆一氣嗬成。字體一般很難辨認，完全成為書法家表達胸臆、張揚個性的藝術品。提起草書，不能不提及當中秋帖王獻之時書寫物質材料的巨大進步。西漢末就發明了造紙術，到東漢經蔡倫改進，造紙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紙張開始成為人們常用的書寫材料，“洛陽紙貴”的典故可作資證。到唐代，紙張基本上取代其他的書寫材料而處於獨尊的地位。紙張的卷舒自如、攜帶方便、吸水易幹等特點，促進了中國書法藝術的普及和發展。
行書
行書，與草書一樣起源於漢代，是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的一種字體。書寫較楷書簡便，辨認比草書容易，以簡易為宗旨，實用性強，便於流行。成為人們信劄往返、記事作文的首選。早期在行書藝術上成就卓著的主要有魏晉時期的鍾繇和王羲之、王獻之等人。唐代則有李邕和顏真卿兩家。宋、明、清幾代也人才輩出。迄今，行書仍然是人們最常用的手寫字體。
姨母帖王羲之
宋體
宋體是指宋代出現的一種字體，它興起於宋代印刷業的雕版匠之手，字體與楷書相近，但字形更為規整，輪廓幾近正方形，橫畫細，豎畫粗，顯出墨色行書東山鬆帖王獻之濃淡搭配，涇渭分明，看上去令人神清氣爽。後代的書籍印刷中多采用這種字體。象形
象形是指按照事物的形狀畫出其模樣，並以圖畫來指稱此事物的造字法，它是漢字最初階段的主要造字法。以象形法造出的象形字都是獨體字，都是名詞，這塊古陶殘片上所刻之符號即“目”字多指稱草木鳥獸等物。這些字的形體與指代的具體事物非常相似，通過字體就可明白它的意義。
指事
指事是指在象形字或一些抽象符號上加上一些表意符號而創造出新字的造商代的甲骨文刻片字法。象形字隻是指稱一些事物的名稱，但與此事物相關的一些位置或細部特征或較為繁雜不易表達、或比較抽象無從《說文解字》書影表達，又不得不使之與具體事物聯係起來，以便於人們理解它的意義。對此古人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以會意的方法造出新字來指代這些現象。在象形字的基礎上，用抽象的表意符號來標明事物細部的具體方位，從而傳達出特定的意義。如用上小下大的兩條橫線表示上，下麵長的一橫指地平線，上麵的小短橫則指其所在的具體方位，較為直觀地向人們傳達了“上”字的含義。在木的下麵加一短橫為“本”，在木的上麵加一短橫為“末”，分別指稱木的根與梢，傳達出了“本”與“末”字的含義。在刀的較薄的一麵中間加上一點變為“刃”，指示刀鋒所在之處，傳達出“刃”字的含義。指事字也是獨體字，抽象表意符號脫離象形字本體就失去了明確的指稱意義。指事法借用象形法的成果造出更多的、字形變化不大但又意義明確的字，標誌著漢字造字法的巨大進步。會意
會意是指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體字合並在一起而造出有新的含義的字的造字法。這體現了古人觀察與綜合能力的增強。如中國的甲骨文刻有“旦”字的陶器把三個“人”字放在一起構成了“眾”字，直觀而又清晰地傳達出人多的含義。把兩個“木”字並排在一起構成“林”字，傳達出“林”為許多樹木長在一起的含義。把水與雙足聯合在一起構成“涉”字，形象而直觀地表達出“涉”為渡水過河的意思。會意字的產生較象形、指事又進了一步，可以合舊造新，合體字由此產生，但還遠不能滿足造字的需要。甲骨文字形舉例許慎像形聲
形聲是指把代表意義的形旁字和代表聲音的聲旁字結合在一起而造出既表意又表音的新字造字法。這種造字法的產生表明古人的分析、分類能力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為漢字造字法打開了一個廣闊的思路。形聲字有八種，分為左形右聲、右形左聲、內形外聲、外形內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左上形右下聲、右上形左下聲等。左形右聲的字如湖、柯、情等，右形左聲的字如頸、頂等，內形外聲的字有悶、聞等，外形內聲的字有圓、圍等，上形下聲的字有菲、荷鑄有銘文的商周青銅器等，下形上聲的字有忘、忿等，左上形右下聲的字有旗、病等，右上形左下聲的字有望、穎等。形聲字既表意又表音，便於人們認讀與理解，結構方式簡單易行，深受各階層的喜愛，成為創造新漢字過程中運用頻率最高的造字法。在許慎的《說文解字》所收的9300多個漢字中有89％以上的字是形聲字。隨著社會的發展、事物分類的細化，造出了更多的形聲字，迄今為止，大約有90％的漢字為形聲字。但由於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演變，語音古今變化很大，形旁的表意功能也漸漸減弱，造成許多形聲字難以認讀。
轉注
轉注指用同義字代替本字的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在古代漢語中，同義或近義字可以相互注釋。如“考”即“老”、“老”即“考”，表麵看來隻是字的相互替換而已，隻能算是一種用字的方法，其實不然。漢字在具體的語境中有具體的含義，用一個本意相近的字來代替本字，則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用來代替的字的使用範圍，不知不覺中為該字添上了新的含義，從這個角度看，說該字為新造出的字未嚐不可。因此說，轉注兼有用字與造字的功能。
《康熙字典》書影假借
假借是指本無其字，借同音字來代替它的造字法。如“其”字，是文言文中常用的虛詞，作“他”、“難道”等義講。但這些含義很長沙窯“春水”詩詞壺抽象，無形可象、無事可指、無意可會、無形可依，隻得借同音字來代替。“其”為象形字，本義是“簸箕”。借用作文言虛詞後，原義就漸漸消失了。後人又造“箕”字來表示“簸箕”。這種造字法稱為假借。假借與通假有區別。假借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本無其字，二是借後原義喪失。而通假則是本有其字，暫時用同音字代替，它的原字的本義不會喪失，借用的同音字的含義則稍有擴大。在漢語中，假借字所占的比例較小，因而假借作為一種造字法在建構漢字體係中所起作用並不大，但它還是為漢字數量的擴大提供了簡便易行的途徑。《佩文韻府》書影
由於漢字的形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生變化，初始漢字所具有的圖畫象形、形義同構的特征就日漸模糊，這就使後人對某些漢字本義的理解產生較大的困難。為此，古代的文字學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許多突出的成就，解說漢字構造法和漢字意義的字典的產生就是其表現之一。目前所知的最早且有完整係統的漢字字典是東漢時許慎編寫的《說文解字》。許慎借鑒前人在文字學上的研究成果，對我國古漢字的構造方法及其音義係統進行了全麵而係統的總結。他對東漢中流行的六書說造字理論進行了係統的闡釋。他還首創了部首檢字法，把全部收集入書的漢字歸為514部。《說文解字》全書分15篇(加“敘”言)，每篇又分上下卷，收字9353個，用133441個字的篇幅來解說所收的字的構成及其意義。此書以秦漢通行的小篆為主體兼注一些古文、籀文。這部書對總結秦漢以來的漢字，幫助後人認識甲骨文、金文，研究古文字、古文獻等方麵都有重大意義。
東漢以後直至清康熙以前，陸續出現過一些字典，但影響力都不及許慎的《說文解字》。《康熙字典》問世後，這種狀況得到改觀。《康熙字典》是我國的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工具書。它是1710年清代康熙皇帝命張玉書、陳廷敬等30人編纂的，經過6年才告完成。這部字典分214個部首，按筆畫多少排列順序。釋字體例是先注音後釋義，再列出此字的別音、古音、別義。整個字典收有47035個漢字，是古代收字最多的字典。它在體例、規模、釋字的詳盡等方麵相對《說文解字》來說都實現了重大的突破，在發行後的200多年中影響較大、流傳極廣。
魏體
南北朝時代，書法家燦若群星，但南朝書法自東晉以來幾乎全籠罩在“二王”的書風影真草千字文 智永響之下。影響最大的是僧智永，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孫，精勤書藝，因臨寫《真草千字文》多年不下樓，其墨跡筆藏護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韻律，受到曆代好評。北朝書法因重視窟造像，所以湧現出大量書寫和鐫刻造像碑記的書法家，他們的楷書繼承了“鍾王”又有發展，最突出的就是運用方筆，寫出用筆斬截痛快的“魏體”，形成獨特風貌，深受後世推崇。
篆刻
篆指篆書，刻指用刀來刻，篆刻是指將篆字寫在一種預先造好的、麵積不大的(一般1～10平方厘米)物質材料上，用刀照寫好的字刻出來。所以篆刻是一種書法和雕刻相結合的藝術形式。由於它麵積很小，有“方寸之內，氣象萬千”之美譽。
篆刻是鐫刻印章的通稱。印章最早叫作璽。由於它的主要用途是蓋印，所以又叫“璽印”、“印章”、“圖章”，或單稱“印”、“章”等。秦始皇統一中國古烙馬印後，規定“璽”的名稱為天子專用，大臣以下就隻能用其他名稱了。
璽印的作用，最初主要是作為一種憑信，以防假冒。《後漢書·祭祀誌》說：“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周禮》中有“貨賄用璽節”的記載，可見它與那時的貿易有關。據說古代官員將它帶在身上，可以作為任職的憑信，相當後來的身份證。後來璽的用途逐漸擴大，手工業者用它作為製造器物的印記，所謂“物勒工名”。金幣上蓋上它，作為貨幣的名稱，如“郢爰”。將金屬印加熱後蓋在馬身上，叫“烙馬印”。還有“吉語印”，據說帶在身上可以給人帶來好運，有“辟除不祥”作用等等。後來將它用在書畫上作為收藏者的標識，叫藏書畫印等。至於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品進行創作和欣賞，是較晚的事。總之，篆刻由實用的工藝逐漸變成一種高雅的藝術形式。
古代製印的材料有金、銀、銅、鐵、玉、石、骨、木等，以銅印最多。由於金屬材料較硬，多是鑄造，即先在泥土模子上刻字，然後澆鑄而成。隻有少數印章出於急用，是在預先鑄好的印坯上隨手鑿刻，稱“急就章”，許多將軍印就屬此類。印紋有兩種，一種是筆畫突起的，叫陽文或朱文(印在紙上為紅色)；一種筆畫凹下，叫陰文或白文(印在紙上呈白色)。
在紙張發明以前，書寫材料主要是竹簡或木板。書信則大多寫在木板上，寫好後用同樣大小的木板蓋在上麵，用繩索捆好，為了防止人們隨便拆看，就在捆結處放一塊泥塊，用印章印在泥塊上，這就是“封泥”。是當時印章的主要用途。晉末南北朝以後，紙張取代了簡牘，人們就用印泥印在紙帛上。典型的印泥以朱砂、麻油和艾調合而成。唐代以前印泥曾用姓名私璽黑色或藍色，後世都用朱色，隻是遇到國喪或家喪才在一定時間內使用黑色或藍色。
秦漢以前，官印一般2．5厘米見方，大印可到5～6厘米，私印一般1～2厘米。後世加大，官印可到10厘米。藝術篆刻則不受任何限製。古代印佩戴身上，一般體積較小，上麵有紐，簡單的是瓦鈕或鼻紐，精致的則有各種獸紐，如獅紐就是最常見的一種。元末明初，文人治印開始采用質地較軟的葉臘石作為治印材料，治印一藝也就由篆書到刻印完全轉入文人之手，從而開始了文人治印的繁榮時代。
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是：入印的書體，從古到今，一般都用篆書。用隸書、楷書者極少，而且一般都屬於實用印章方麵。因為印章形狀的特殊需要(如根據器形籌劃布置等)，早就形成了一種特殊書體。如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說秦書有八體，其中“摹印”，就是八體之一。另如繆篆、九疊篆等就都是治印專用的。自然，一般的大篆、小篆以及它們的各種變體，也都為篆刻家們采用。
中國的篆刻藝術源遠流長，自春秋戰國時期直至當代，風格各異，形式眾多，流傳不絕。玉璽
商代有沒有璽印?現在尚未完全確定。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發現“璽”或“印”等字。本世紀30年代曾在安陽殷墟遺址中出土了三顆類似璽印的圖形。有人認為這證明商代已有了璽印；也有人認為當時土層關係並未十分確定，尚不能最後認定那就是商代之物。
關於璽印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春秋時期。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前544)載：“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爾，追而與之。”孔穎達注雲：“璽，印也。”《周禮》亦有幾處涉及古璽的記載。鄭玄注雲：“璽節者，今之印章也。”從這些記載看，春秋時已有璽印是無疑的。從實物方麵說，現在已發現的許多早期璽印，很可能屬於春秋時期的作品，但尚未找到考古上的確證。為了謹慎起見，有些學者就把早期的璽印都劃入戰國時期。而戰國時期已有璽印，已多次得到考古材料的證明。如長沙伍家嶺出土的銅璽、河南信陽戰國墓黃楊木上的火烙印，都是例證。另外，從文字學上說，已出土的戰國簡牘和帛書上的字同璽印上的字都很一致，亦可作為旁證。
從實物來看，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共收入秦以前古璽5000餘方，其中大部分是戰國印。有官璽、姓名私璽、吉語璽、單字璽幾個部分。白文印一般字外沿邊有一個方格，有的字間還有界格。朱文印一般有寬邊，字畫較細。這是戰國璽印的最典型的形式。字形安排大小參差、錯落有致，筆畫挺拔秀麗，極古急就章為耐看，至今仍具有很強的藝術魅力。
秦代時間很短，可以確定為秦印的數量不多。“邦司馬印”、“邦侯”等印，因不避諱劉邦的“邦”字，應屬秦印，另如“皇帝信璽”封泥也可能是秦印。秦印繼承戰國以前傳統，一般仍有邊闌和界格，但都使用小篆。
漢印數量很多，藝術上也達到了古印的高峰。漢印一般取消了邊闌和界格，白文印最多，使用篆書而帶有隸書筆意，其主調是筆畫方整、布局均勻，氣勢飽滿，渾穆端雅。漢印的高明之處是能在外形基本相似的限度內呈現出豐富的變化，有久看不厭的效果。如著名的“淮陽王璽”(漢代規定侯王印可以稱璽，與秦代不同)是漢印中平正一路的代表。此印在篆法的工穩、布白的勻稱、風神的雅正等方麵，幾乎都達到了無懈可擊的程度。漢代(包括魏晉)的“急就章”，由於軍務急迫，臨時刻就，筆法、布局、刀法都很隨意，又呈現一種一般工穩的鑄印中所沒有的拙樸自然的情趣。由於漢印藝術性高和比較工穩，學習不易產生流弊，元明以來，一直是公認的初學篆刻的範本。程邃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