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在朝和外任兩部分的整個任職時期，蘇軾的散文著重在議論文（政論和史論）和記敘文（為了立碑勒石的亭台樓記）兩類，大都帶有應用文性質，但仍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蘇軾不空談學理，他在《留侯論》《賈誼論》《晁錯論》等一批著名的史論中，說古論今，從史料中翻出新觀點，深入剖析，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具有較強的說服力。蘇軾讚同和主張詩、文皆“有為而作”。他的記敘文往往借著紀事或紀遊，反映出與國計民生有關的一些社會問題，或寄寓著某種人生哲理，或體現個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態度，如《喜雨亭記》由亭引出雨，由雨寫到喜，表達了他關心農民耕作，與民同樂的心情。其它如《石鍾山記》《淩虛台記》《超然台記》等，都寫得活潑有致，妙趣橫生；他往往在文中憑借一些物事，抒發一通議論，把寫景，抒情和議論緊密結合起來融為一體。這些都是傳誦一時的名篇。
元豐年間貶謫黃州，紹聖、元符年間貶謫惠州、瓊州，這兩個前後共達十多年的貶謫時期，是蘇軾創作上的變化期，也是豐收期。
震驚朝野的“烏台詩案”是蘇軾生活旅程中的重大轉折點，從此他開始了四年的黃州謫居生活。沉重的政治打擊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困窘，對他的社會認識和人生態度產生了深刻影響，反映在創作上他的思想感情以及詩文風格都有明顯的變化。
蘇軾初到黃州似乎對貶逐生活還能淡然處之，但政治處境和生活困難使他產生的那種天涯淪落的悲苦孤寂情緒與日俱增，於是他排遣苦悶的辦法就是傾心於道家的養生術。他的一批名作如《前赤壁賦》《後赤壁賦》等大都寫得曠達超世。這個時期的作品盡管交織著曠達和悲苦，消沉和豪邁的複雜情緒，但超然物外、隨緣自適的佛老思想仍是它的基調。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已完全沉溺在佛老的教義中了，而隻是吸取其觀察事物的辦法，用以保持達觀的處世態度，保持對人生和美好事物的執著追求。
這個時期的散文著重抒情性，將抒情與敘事、寫景、說理高度地結合起來。出現了文學散文或文學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賦、隨筆、書簡等的成就最高。前後《赤壁賦》把詩情畫意和政治失意的情懷融為一體，體現了他豁達開朗的生活態度。近千年來以其巨大的藝術魅力膾炙人口，曆久不衰。
蘇軾的書劄、序跋、雜著等隨筆和雜文，在他的散文中占重要地位。他在書劄中，常常坦露真情，毫不拘謹，從中可以看出他的襟懷和性格。蘇軾博通詩文書畫，在題記序跋中，表現了他對各類藝術的真知灼見。他在雜著中留下他的許多治學心得，如《日喻》《稼說》等文，他總是能夠譬喻恰切，深入淺出地說出自己的見解，行文生動具體，並且富有哲理，不僅很能引人入勝，還能給人以啟迪。他還有數量眾多的書簡，似乎都是毫不經意、隨手拈來的。這種追求自由表達的傾向，在後來他貶居瓊州時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惠州、瓊州的貶謫生活，使蘇軾的佛老思想比第一次貶在黃州時有進一步發展，雖然他仍然是從自我解脫、排遣苦悶的角度去汲取佛老思想，是借某些佛理作為老境的消遣而已。
如果說黃州時期還常常表現出某種豁達的豪氣，以及不時流露出的對受貶謫的不平怨氣，那麼貶居惠州、瓊州時期，隨著漸近老年，對佛老習染更深，因而表現為胸中已經沒有什麼疙瘩和牽掛了，一切順其自然的精神境界。蘇軾這個時期的創作和貶謫黃州時期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其進入晚年的特點。除了對人生的感慨外，他從佛老思想尋求精神支柱，雖處逆境而仍舊熱愛生活，並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它的情趣和詩意。《濁醪有妙理賦》就已經很少有如像過去對劉伶、阮籍等酒中隱士的那份欣羨之情思了。由於生活和人生態度的變化，他在藝術上崇尚“平淡自然”，把過去曾經推重杜甫為古今詩人之首，轉而推崇陶淵明壓倒了一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