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省眉山縣）人，生於宋仁宗（趙禎）景祐三年（1036年），卒於宋徽宗（趙佶）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享年66歲。
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傑出的、多麵的作家，也是北宋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在散文方麵，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是北宋最大家，詞是豪邁一派的開派者。從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1057年）算起，他度過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為我們留下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以及為數眾多的散文作品。
宋代的散文運動繼承著唐代韓愈“載道”、“振衰”的傳統，歐陽修是其中的領袖人物，蘇軾是歐陽修的追隨者。一方麵他繼承發揚了歐陽修的觀點，讚成“為文必與道俱”，要“言必中當時之過”，“文章的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辭至於達，足矣”。堅決反對宋初以來的“求深”、“務奇”傾向。但蘇軾的散文風格又不同於韓、歐。他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當行於其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他這種觀點表現在他的散文風格的平易自然。他的議論好標新立異，明快犀利，富有吸引力；他的記敘文繪聲繪色，搖曳多姿，充滿詩意美。他不用難字，不堆砌詞藻，文字曉暢、疏放，而又波起浪伏，揮灑自如，有如行雲流水。這些就不是韓、歐之所長了。
蘇軾在嘉祐二年（1057年）中進士第，後任鳳翔府簽判五年，熙寧二年在京任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自己要求到外地任職。熙寧四年任杭州通判三年，又先後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豐二年（1079年）禦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專門摘錄蘇軾的詩句，控告他諷刺當時的政策，愚弄皇帝。八月十八日蘇軾被捕進了禦史台監獄（即“烏台詩案”），十一月結案，十二月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他在黃州住了四年多時間，直到哲宗（趙煦）即位，高太後聽政後（1086年）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因他不讚成司馬光等人排斥“新黨”、廢除“新法”的做法，又自求外任。熙寧四年任龍圖閣學士的蘇軾又出任杭州，先後知潁州、鄆州、揚州。又以端明殿翰林侍讀雙重學士的身份知定州。紹聖元年（1094年）哲宗親政，“新黨”再度上台，盡逐“元祐黨人”。蘇軾一年被一降再降，後來被貶到惠州，紹聖四年再貶為瓊州別駕，渡海到昌化軍安置；同時，凡是同蘇軾關係密切的如蘇轍、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人，都被看成蘇軾黨人，通通受到貶謫。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蘇軾以恩赦北歸，定居常州，第二年就在常州逝世了。
蘇軾一生經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個朝代。這是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時代，也是統治階級內部政局反複多變、黨爭此起彼伏的時代。蘇軾卷入了這種動蕩不已的政治漩渦，他的一生也就走著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除了剛剛考取進士，初入仕途時期外，他經曆了兩次在京任職，兩次自己要求外任，兩次受禍被貶。
他的這種幾起幾落的生活遭遇，造成他複雜矛盾的思想成分，對他的創作也不能不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宋代儒釋道三教合一成為思想界的一般潮流，蘇軾對此當然也不可能例外。但隨著他在生活道路上的起落變化，他思想中的儒佛道三種思想經常相互滲透，不斷地發生消長變化。
有時他站在儒家治世角度，認為佛老思想是一種銷蝕劑，指責士大夫們以佛老為聖人的風氣；有時卻又認為佛理高於儒學。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本來是矛盾的，而蘇軾卻以“外儒內道”的形式將其統一了起來。結合他的生活變化，具體表現為任職時期以儒家思想為主，貶謫時期，則以佛老思想為主。這也許和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思想是相通的吧！
蘇軾的散文代表北宋古文運動的最高成就。行雲流水般的活潑是他的散文的最顯著特色。
蘇軾散文中的政論和史論，同他的政治生活有著密切聯係。他初入仕途時，懷著“奮厲有當世誌”的宏大抱負，力圖幹一番經世濟時的事業。是一副舍身報國、積極進取、風節凜然的儒者麵目。反映在詩文創作上，是寫了不少反映現實，表現出他確有見識的優秀篇章。如《進策》二十五篇和《思治論》等就是一批充滿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論文章。如《思治論》提出了應“深計遠慮，割愛為民”，要求革除“三患”；《決壅蔽》深刻揭露了“賄賂風行，民情壅塞”的腐敗現象。雖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但他那清雄豪健的論辯和汪洋恣肆的文風，都已經有了他的個人創作特色。
蘇軾的兩次任職期，都包括了在朝任職和自己要求外任的兩個階段。前一次是在熙寧時代與王安石變法的矛盾，後一次則是元祐時代同司馬光、程頤等反對改革的“舊派”在是否徹底廢除“新法”上的論爭。在朝任職時，他的注意中心不能不是這些政治上的動蕩和鬥爭，因此，在創作上，除了一些應製之作，總的數量就相對的要少些。即使當他為了躲開政治鬥爭漩渦而要求外任時，也並未改變其為民求活的初衷，如在密州組織百姓抗蝗救災；在杭州興修西湖堤壩（後人稱之為“蘇堤”是西湖勝景之一）等，都是他有名的政績。由於生活麵的擴大，不僅增加了他對各地的風土人情的了解，更加深了對人民生活苦難的實際感受。因此寫作的數量比在朝任職時期要多得多，並且名篇佳作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