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奇技異巧，場麵盛大的演出，使四方來客大為驚歎，深服漢帝國的廣大和富強。達到了漢武帝誇示帝國昌盛富庶，吸引西域諸國結好漢室，共同對付強敵匈奴的外交政治目的。
漢代是中國雜技的形成和成長期，漢代角抵戲迅速充實內容，增加品種，提高技藝，終於在東漢時代形成了一種以雜技藝術為中心彙集各種表演藝術於一堂的新品種——“百戲”體係。
漢代雜技的卓越成就，首先表現在它的各種節目已成係列，具備了後世雜技體係的主要內容，這在全世界各國的表演藝術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漢代出土的畫像磚石中對各類節目都有形象記載：
(一)力技。
狹義的角抵就是指角力，爭交相撲之類以力量較量為主的節目，在漢代百戲中占有重要地位。漢畫中常可看到人與人，人與獸，獸與獸之間角抵的圖像。百戲表演者中有一類為“象人”，研究者認為就是專業的鬥獸士。河南南陽一處出土的漢墓畫像石中，就有二十多處“象人鬥牛”、“象人鬥虎”、“象人鬥犀”等圖繪。“載竿”節目中同樣顯示了表演者的力量，山東安丘漢墓百戲圖中的“載竿”一人舉竿上麵有10人表演，其力量可達千鈞。
(二)形體技巧。
中國雜技早在漢代就形成以“頂功”為中心的形體技巧，頂功就要求有過硬的腰功、腿功、倒立和跟鬥基本功，這種傳統一直至今。漢代表現頂功技巧的畫像磚石很多，山東嘉祥武氏祠的這兩幅就很典型。
(三)耍弄技巧。
漢代的“跳丸弄劍”、“舞輪”都是經常表演的節目，四川出土的漢畫像磚“丸劍樂舞宴飲圖”就是很有名的一幅。
(四)高空節目：
漢代文獻和文物圖像中都有高空節目的記載，像撞技，走索和戲車，皆有高空表演，緣竿之技在漢代很盛行，基本有兩種類型：一是在平地表演，一是在車上表演前麵“百戲圖”中戲車上樹立雙竿雙台，表演的少年演員，正從前撞翻跟鬥落到後撞的小台上。今天雜技中仍保留此類技巧，“跟鬥過車”就是一種。
(五)馬戲與動物戲。
“馬戲”最早見於漢代文獻，桓寬在他的論著《鹽鐵論·散不足論篇》中說：“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戲，馬戲……”。把馬戲與百戲並舉，可見當時馬戲的興盛。沂南“百戲圖”中，就有三個馬戲表演，其中一個還將馬裝飾成龍形。
漢代馬戲除了駕馭本領的顯示外，還把武藝、舞蹈等各種民族技藝運用其中，百戲圖馬戲表演者有的就執戟舞練，有的就舞幢。這與西方的馬戲有很大區別。河南嵩山三闕之一的登封少室石闕畫像上的兩位馬戲演員，一在馬上倒立，一在馬上舞蹈。
山東臨淄文廟中漢畫像石刻中展示的集體馬戲的表演，可與沂南百戲圖戲車相映生輝。圖中有兩匹馬，前一匹上有一人，身後尚有一人飛身而至，恰好拉住騎者之手，另一人縱身而起，手挽馬尾，後一匹馬拉著車，車前方有一人騰空飛翔，車上除禦者外，其餘人物皆作表演動作，車後還有一人縱身欲上。正是這些技藝為後世馬戲和空中飛人等表演提供了藝術基礎。
漢畫像磚石中還有反映各種馴獸節目的形象，如馴虎、馴象、馴鹿、馴蛇等。浙江海寧東漢墓畫像中的“馴獸鬥蛇圖”和武氏祠的“水人弄蛇圖”，就是明證。
山東濟寧東漢墓畫像石上部為馴鳥圖，下部為馴象圖。六人坐於象背，一人立於挺起的象鼻，可見其馴練動物的水平已經甚高。另外還有馴猴、馴鶴、弄雀等形象。漢代的馬戲和馴獸節目都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六)幻術。
漢代是中土與西域甚至西方國家進行幻術藝術交流的時代。當時中國本土的幻術有兩大類別，一是由皇家和貴戚支持的大型幻術表演，多以巨大的道具裝置和眾多演職員共同的表演，如漢武帝的角抵大會中的“魚龍曼衍”，實際是兩個相連接而演出的大型幻術。
漢末曹操統一北方，胸懷一統天下大誌的曹操特別注意收絡人才。對於方士之流的人物，他竭力搜絡於自己身邊，恐這些人利用幻術奇伎行邪作蠱，倡亂或為敵所用。故而他一聞有異術者即必招來，廬江的左慈，甘陵的甘始，陽城的郤儉等著名方士均被其籠絡身邊，這客觀上給幻術的交流發展提高創造了條件。《後漢書·左慈傳》所載他的種種幻術表演，說明當時已發展到極高水平。《三國演義》第六十八回“左慈擲杯戲曹操”描寫極為生動。此事在建安21年(公元216年)，他表演了三套戲法。“令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盛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並放雙花”。左慈“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慈擲杯於空中，化成一白鳩，繞殿而飛。”引得眾人仰首觀看，他則乘機遁去。這三套戲法即變花、變魚、變鳥，也是現代中國魔術的絕招。
經過魏晉南北朝(公元400~589)160多年的大動蕩和民族文化的大融彙，至公元589年隋代統一中國，雜技藝術已經極為成熟，至唐代成為宮廷和民間共盛的藝術。
雜技藝人和樂舞藝人同在宮廷獻藝，出現一些傳頌一時的雜技藝人，為詩人墨客吟詠。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較發達的時期，樂舞雜技藝術是空前繁盛的，唐代詩人墨客不少人吟詠過雜技藝術。白居易有“舞雙劍、跳七丸、嫋巨索、掉長竿”（《新樂府·五部伎》）之句，元稹亦有“前頭百戲竟撩亂，丸劍跳擲霜雪浮”的詩句。張楚金的《樓下觀繩技賦》生動地描繪了繩技藝人高超而優美的表演技藝：“掖庭美女，和歡麗人，披羅穀與珠翠，捕瓊筵與錦茵……橫亙百尺，高懸數丈，下曲如鉤，中平似掌。初綽約而斜進，竟盤姍而直上，……”
唐代雜技出現了許多技藝高超而美豔動人的女雜技藝人，前麵詩中的女藝人被稱“掖庭美女”，說明她是宮廷藝人。唐人所著《封氏見聞錄》也描寫了宮廷的繩技、高蹺、“踏肩蹈頂”人上疊人“至三四重”的高超技藝。不少有名的樂舞如《破陣樂》、《聖壽樂》等，都與雜技有關。
唐太宗李世民親自指導大臣排練的《秦王破陣樂》是唐代極有名的樂舞，名聲遠播海外，一百二十人執戟披甲，前有戰車，後列戰陣，其中的武技與馬術即與雜技相通。更有幽州女藝人石火胡（可能是唐代少數民族）把《破陣樂》引入雜技藝術的頂竿之技，她頂著的百尺高竿上，支有五根弓弦，五個女童身穿五色衣服，手持刀戟，在高竿弓弦表演《破陣樂》。她們合著音樂的節拍在弓弦上俯仰來去，輕捷如燕。這場表演融“歌舞”、“走索”與“頂竿”之技於一爐，實在是花樣翻新。
唐人“載竿”之藝極高，有“爬竿”、“頂竿”、“車上竿戲”、“掌中竿戲”等不同內容。《獨異記》中記載著一位三原女藝人能頭頂長竿載十八人而來回走動。正是有此種神技，唐代達官貴人的出行儀仗中往往以載竿雜技表演為前導。最典型證明是唐代敦煌莫高窟中壁畫《宋國夫人出行圖》中就是以”載竿“為前導的。出行儀仗中雜技樂舞表演，既有顯示豪奢氣派之意，亦有與民同樂之好，故唐人張祜《千秋樂》詩雲：“八月平時花萼樓，萬方同樂是千秋。傾城人看長竿出，一伎初成趙解愁。”
中幡本是唐代貴族、皇室出行的儀仗，當時還不是雜技表演的項目，崇尚武技的唐代，一些儀仗兵在鍛煉臂力中耍弄中幡，後來民間迎佛走會中，也把中幡做開路儀仗，雜技藝人進一步提高中幡的技藝，美化幡帽的裝飾，就成了一項極富民族文化特色的雜技藝術，至今在舞台上表演著。
唐代的馬戲與幻術均極發達，除各種馬上技藝外，還有馴馬為馬舞的表演，唐玄宗有舞馬五百騎。唐代幻術戲法在民間廣泛流傳，唐蔣防《幻戲誌》載：“（馬自然）乃於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眾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這位馬先生還會純手法的雜技戲法：“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
唐代雜技將多種技巧糅和在一起，充分展示雜技超凡入聖、人所難能的特點。除了前邊提到的融“歌舞”、“走索”與“頂竿”之技於一爐的石火胡的竿上《破陣樂》，馬術也把“衝狹”的高超技藝熔和進來：唐趙麟的《因話錄》記有“透劍門伎”一項，說用鋒利的刀劍編紮成狹門過道，表演者乘小馬從刀叢劍林之間穿馳而過。如果技藝不精，坐騎駕馭不靈，觸及刀劍，人馬立斃。這個“透劍門”，實際就是漢代“衝狹”的發展，它與馬術結合起來，就成了一項在冷兵器時代，超卓而有用的技藝了。
唐代雜技，宮廷與民間共同發展，民間既有街頭小藝，亦有戲場獻藝，觀者達數千人。有的在廣場表演，有的則在寺院附近的戲場樂棚。當時的國都長安，大的戲場多在慈恩寺旁，小的戲場多在青龍寺旁。長安有名的雜技藝人解如海，劍·丹·丸·豆、擊球諸藝皆精，他與兩個妻子和幾個兒女的家庭班子，每次演出都千人觀看。
宋代（公元960~1279年）是都市經濟發達，市民階層強大的時代，像漢/唐那樣以皇室和國家組織的大型雜技百戲演出已經少見，相反在繁榮的城市，如北宋的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市）、南宋的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市）都有各種街坊、市場的演出場所，當時稱瓦子樂棚。雜技、舞蹈、武藝、說唱各種形體表演藝術，同場獻藝、互相觀摩，無疑對中國獨特的戲曲藝術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
元代（公元1206~1368年）是中國的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統一的大帝國，它雖然統一中國隻有不足百年的曆史，但對中國各民族的藝術交流，卻產生了有力影響。中華藝術史上的奇葩——元雜劇，就是在元代鼎盛成熟起來。“雜劇”所以有此名稱，研究者認為，就是因為當時的戲劇藝人和雜技藝人同場獻藝，在戲劇演出中吸收或穿插不少雜技演出的原因。這從山西省右玉縣寶寧寺保存的元明時代水陸畫中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第五十七，往古九流百家諸士藝術眾”、“第五十八，一切巫師神女散樂伶官族橫亡魂諸鬼眾”兩幅，描畫了雜技、幻術和戲曲人物的形象，可以看出當時他們同場作藝的情狀。“往古九流百家諸士藝術眾”分上下兩層，上層繪士農工商醫卜星相各色人等，下層則是雜技、戲劇演員，特別有意義的是在這幅畫裏，還把當時為戲曲、雜技演出寫詞作本的書會才人的形像，擺在了重要地位，彌足珍貴。
雜技、戲曲演員共十一人，有手技戲法、侏儒幻術、舞獅，也有宋元雜劇中的正末和淨色。走在最前的侏儒，赤身肥胖，頭裹碎花紅巾，身上隻有一紅布褲衩遮羞，肩扛一瓶，可能是表演“入瓶”一類技巧與柔術的雜技。
另有一人肩披努目突睛、海口緊閉的青色獅衣一領、長毛清晰，它很可能是元代高毳獅舞的寫照。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兩代是中國最後的兩個封建王朝，雜技與舞蹈等傳統表演藝術很少在宮廷演出。特別是雜技更被視為不入流的玩藝，宮廷中基本沒有雜技演出的記載，隻有明憲宗（公元1465~1488年在位）“行樂圖”中有雜技表演的形象。清代雜技藝人進一步淪落江湖。但是戲曲卻勃興起來，特別是自1790年徽班進京，京劇誕生之後，戲曲武打戲對雜技武藝的吸收成空前之盛。終於形成以武戲為招徠的繁榮景象。
跟頭本來是雜技技巧中重要一項，在清代戲曲中，它被戲曲表演所吸收化用在方方麵麵，故清末有所謂“京劇裏的跟鬥，雜技裏的頂”的俗話。明末安徽班就有“剽輕精悍、能撲跌打”的聲譽，當年演目連戲諸般雜技，競呈舞台，經近50年的熔鑄冶煉，自然更有火候。徽班進京後每場演出必有專重跌打撲鬥的武戲。從當時在北京看過安徽班演出的人記載看，他們是吸收了不少雜技技巧的：
“武劇，以餘所見於京師者，其人上下繩柱如猿猱，翻轉身軀如敗葉；一胸能勝五人之架疊，一躍可及數丈之高樓，目眩神搖，幾忘為劇。”（見王夢生《梨園佳話》）。
道光年間（公元1821~1851年）的作品《都門雜詠》“賣藝”——詩雲：“歌童扮旦妙娉婷，小戲多從嵩祝聽，《賣藝》最宜燈下看，夜間看耍火流星。”
這是在戲曲中有機地穿插雜技“耍火流星”的記敘。
清代雜技藝人漂泊江湖，生活淒苦，但出於對祖宗的藝術的摯愛和對人生的追求，他們在艱難的環境中，保持和發展了自己的藝術，“蹬技”和“古彩戲法”都有了新的創造，“耍壇子”、“劍、丹、丸、豆”的係列幻術，都達到了極高水平。
清代雜技除“撂地攤”，在城鎮鄉村中流浪賣藝外，一些技藝高超的藝人，也被邀請做富室貴家的堂會演出和逢年過節的行香走會的表演。清末上海出版的《點石齋畫報》就反映了這些雜技的演出情況。
1949年以後，雜技藝術更成為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文化交流的使者。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組建中國國家雜技團的事情，1950年10月中央文化部聘請羅瑞卿、廖承誌、田漢、李伯釗等七人組成籌備雜技團工作組，這七人中有戰功卓越的將軍，有資深的戲劇家、導演和文化交流的領導人，由此可見國家對此事的重視。
當時從上海、天津、北京、武漢征集了一批優秀雜技節目，並邀集知名藝人來北京會試。從中挑選了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雜技節目，在李伯釗、周巍峙等新文藝幹部直接指導下，經過一個月的集訓，編排出新中國第一台雜技晚會。
這些傳統雜技節目經過初步整理，在服裝道具、音樂伴奏上都作了初步加工，使之麵貌一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彙報演出，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肯定和鼓勵，並當場決定由這批藝人組成一個團體，出訪蘇聯和歐洲各國。周恩來總理命名該團為中華雜技團，1953年正式建團，改稱中國雜技團。
中國雜技團的雜技表演
中國雜技團成立後，帶著中國人民的友好祝願和濃厚情誼，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先後出訪了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芬蘭、丹麥、瑞典、奧地利等十四個國家，通過這些負載著中華古老文明的雜技節目，使這些國家人民感受到中國人民是勤勞、勇敢、智慧、樂觀、文明的人民，中國是熱愛和平，與各國人民友好共處的國家。
中國的雜技演員從第一次出國演出，就成為中國文化的使者、和平友誼的使者。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雜技演員足跡遍世界，在五大洲的一百多個國家留下了他們的藝術風采，甚至當時一些尚未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也都歡迎中國雜技團的演出，並在他們的藝術表演中感受到中國人民的友誼，加速了與這些國家友好交往的進程。
中國雜技的藝術特色
中國雜技概括起來可以以九大特色稱之。
特別重視腰腿頂功的訓練是中國雜技的第一個特點。中國雜技自古重視頂功。漢代畫像磚石和壁畫、陶俑中，有許多拿頂和翻筋鬥的形象。中國雜技藝人，即使是表演古代戲法的演員也要有紮實的功夫基礎，所謂“文戲武活”，即是指此。沒有堅實的功夫，在大褂裏卡上上百斤的道具，還要從容自如，翻著筋鬥變水變火是不行的。
第二是險中求穩、動中求靜，顯示了冷靜、巧妙、準確的技巧和千錘百煉的硬功夫。如“走鋼絲”中種種驚險的表演，都要求“穩”；“晃板”、“晃梯”之類，凳上加凳，人上疊人，但頂上的人必須在動蕩不定的基礎上求平求靜，這必須有極冷靜的頭腦、高超的技藝與千百次刻苦訓練相結合才行，這顯示了對勢能和平衡的駕馭力量，表現了人類在戰勝險阻中的超越精神。
第三是平中求奇。以出神入化的巧妙手法，從無到有，顯示人類的創造力量。這個藝術特色在舉世驚絕的“古彩戲法”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中國戲法與西洋魔術最大的區別就在於魔術講究運用聲光道具，台麵上金碧輝煌、錚光鋥亮，演員卻隻要一件長袍，一條薄單，平凡樸實，毫無華彩，然而這一身長袍卻要變出千奇百怪的東西，從酒席菜肴至活魚、活鳥，無奇不有。演員一個跟鬥能獻出烈火燃燒的銅盆，再一個跟鬥又取出碩大無比、有魚有水的魚缸。
第四個藝術特色是輕重並舉，通靈入化，軟硬功夫相輔相成。最能表現這一藝術特色的是“蹬技”節目，蹬技多數是女演員表演，演員躺在特製的方台上，以雙足來蹬。至於所蹬物體，幾乎包羅萬象，從紹興酒罐、彩缸、瓦鍾到桌子、梯子、木柱、木板和喧騰帶響的鑼鼓等等，輕至絹製的花傘，重到一百多斤重的大活人；被蹬物體，或飛速旋轉，或騰越自如，從光滑的瓷製彩缸，到笨重的木製八仙桌子，都可以蹬得飛旋如輪，隻見影子不見物象。
第五是超人的力量和輕捷靈巧的跟鬥技藝相結合。《疊羅漢》的底座負重量是驚人的。唐代《載竿》有一人頂十八人的記載。現藏日本，作為國寶級文物的唐代漆畫彈弓，弓背上就有一個頂六人的形象。近世的《千斤擔》一位老演員手舉腳蹬同時舉起四付石擔和七、八個演員，負重達千斤以上，表現了超人的力量。傳統的“拉硬弓”、“耍關刀”都是負重極大的節目。
第六是大量運用生活用具和勞動工具為道具，富於生活氣息。碗、盤、壇、盅、繩、鞭、叉、竿、梯、桌、椅、傘、帽等等，這些平凡東西，在中國雜技藝人手裏，變幻萬狀，顯示了中國雜技與勞動生活的緊密關係，有些節目就是勞動技能和民間遊戲結合的產物。如繩技、神鞭等，就是牧民套馬、趕車和兒童跳繩的藝術化。
第七是古樸的工藝美術和形體技巧的結合。“耍壇子”、“轉碟”等節目把中國的瓷繪藝術與雜技交溶在一起。“蹬技”中的花傘和彩單同樣給人以傳統藝術的美感。
第八是中國雜技有極大的適應性，表演形式、場所多樣化。廣場、劇場、街巷、客房，多至百人大薈萃，小至一人的現場即席獻藝。正是這種廣泛的適應性使其能千古猶存。
第九是中國雜技有嚴密的師承傳統，又與姊妹藝術關係密切。中國雜技有嚴密的內向性，每一種技藝都是代代相傳。同時還有地域性，如中國北部的河北省吳橋縣就是有名的雜技之鄉。雜技藝人尊師重藝，對先輩傳下來的技藝，總是千方百計的保存下來，傳遞下去。
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7年6月8日，河北省吳橋縣雜技團獲得國家文化部頒布的首屆文化遺產日獎。
雜技與競技
北京天橋中幡
中幡是裝飾華麗，即具有儀仗特色又用於比賽力量的一種旗幟。它的主幹是一根10米長短的粗短竿，竿頂懸掛著一麵05米寬、55米長的長條錦旗，也稱標旗。考究的中幡還會在竿頂加上一層乃至數層由彩綢、棉緞、響鈴、小旗、流蘇組成的圓形裝飾物，被稱為纓絡寶蓋，在舞弄起來時色彩和聲音都很優美。舞畢後需保持中幡的直立不倒，還要高高拋起，穩穩接住，動用身體的各個部位輪換地作為支撐點。中幡的動作有霸王舉鼎、老虎撅尾、蘇秦背劍等26種之多。
中幡起源於晉朝，有著上千年的曆史記載。清乾隆年間，中幡會屬於鑲黃旗佐領，屬內八檔會之一，且受過皇封。同時，又是一項古老的傳統民間藝術，是老北京文化尤其是老天橋文化縮影。
抖空竹
空竹一般為木質或竹質，是一種用線繩抖動使其高速旋轉而發出的響聲的玩具。空竹在我國有悠久的曆史，從明代《帝京景物略》一書中記述的空竹玩法和製作方法，以及明定陵出土的文物考證，可知“抖空竹”在民間流行的曆史至少在600年以上。
宣武區廣安門內下斜街的都土地廟建於明代，民國時，每月逢初三、十三、二十三日廟會開市，特別是春節和二月二龍抬頭時，表演空竹和出售空竹是廟會特色和重要內容。空竹分為雙輪空竹、單輪空竹、雙軸空竹、雙輪多層空竹和異性空竹等。抖空竹集娛樂性、遊戲性、健身性、競技性和表演性於一身，技法多樣，目前掌握的花樣技法就有100多種，還有雙人、多人等眾多集體花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