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對現實政治的看法。司馬光認為不可輕易變法，他反對王安石說：“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蘇軾文集》卷一六《司馬溫公行狀》引。又說：“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為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以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蘇軾文集》卷一六《與王介甫第三書》。在任人與任法中，任人是重於任法的，因為法不自行，因人而行，政不自舉，因人而舉。熙寧初，他給王安石連寫三信，指責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侵官是說王安石立製置三司條例司，侵奪三司使等部門的職權；生事是指變法惹是生非，紛擾天下；征利是指王安石新法侵奪天下之利，聚天下之財；拒諫則指王安石不聽勸諫意見，一意孤行。
對於司馬光的指責，王安石寫了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予以回答：
蓋儒者所重，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皆不足問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任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曰今有當一切不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王文公文集》卷八。
王安石的答書，駁斥了司馬光的責難。
但司馬光也並不是認為朝廷不要立法豐財足用，他主張朝廷要通過省費來豐財足用，而不讚同王安石的征利以豐財。他說：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蘇軾文集》卷一六《司馬溫公行狀》引。
在司馬光看來，豐財足用隻能靠省費，即節省朝廷開支，而不能靠變法征利，他對桑弘羊的鹽鐵官營政策作了徹底的否定。
因此，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治態度，問題不在誰對誰錯。王安石作為現實政權的執政者，他較為關注的是財政法度。而司馬光作為史學家，他對於國家政治，較為關注的是綱紀倫常。問題也不在於王安石要富國強兵，司馬光不要改變積貧積弱，問題在於王安石要改舊法豐財征利，司馬光則主張守舊法以省費，特別是節省軍費來豐財足用。一般地說，法度以與時俱變為特點，而綱紀以穩定為特征，征利必以變法為先決，省費須守舊而斟酌，故王安石意在改革，而司馬光樂於守舊。自然，事情並非改革即是，保守即非，問題在於改什麼，保什麼。改其所當改，革其所當革，即為是，而改其非當改，革其非當革，即為非；同樣，保其所當保，守其所當守，即為是，而保其不當保，守其不當守，則為非。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的是非，不當由改革與保守來裁定，而當由保守與改革什麼來判別。
第七節 王安石與蘇軾
王安石與蘇軾之間，既有政治上的分歧，又有文學、佛學上的相知，既有熙寧年間的對立，又有晚年的融和。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於宋仁宗景四年（1037），卒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小王安石十六歲。蘇軾在嘉間登進士，熙寧前曆任鳳翔府簽書判官、開封府推官等職，治平間入判登聞鼓院。熙寧中上書力陳王安石新法之弊，出為杭州通判及密、徐、湖三州知州。哲宗即位，始被起用為翰林學士知製誥等。
蘇軾主要是文學家，與其父蘇洵、弟蘇轍同為唐宋八大家，對當世與後世文壇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在政治上，蘇軾沒有李覯、張載等人那樣係統與深刻的思想，而與司馬光相近，為傳統儒家的禮治思想。他說：“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蘇軾文集》卷二《禮以養人為本論》，中華書局1986年3月版。）又說：“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為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為飾，宜若近於偽；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為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蘇軾文集》卷六《君使臣以禮》。
蘇軾還以禮釋仁：“君子之誌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則仁不可勝用矣。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蘇軾文集》卷十《仁說》。由此可見禮在蘇軾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蘇軾把法與禮對立起來，以禮貶法：“故自秦以來，天下唯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蘇軾文集》卷三《秦始皇帝論》。秦廢禮而崇法，所以導致滅亡，可悲的是秦的遺毒，至當世而猶在。
對於北宋的現實政治，蘇軾多有不滿，而主張改革。他說：“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嚐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蘇軾文集》卷八《策略一》。又說：“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蘇軾文集》卷八《策略三》。蘇軾這種變革現實政治的要求，可以說與王安石無異。
蘇軾的改革方案是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結人心謂應順眾人的意見，主要指聽取反對新法的意見；厚風俗指振起禮讓之風，去求利之俗；存紀綱指整頓朝廷綱紀秩序。蘇軾也看到北宋王朝財政的空虛，嚐多次論及“厚貨財”的問題，但他與司馬光一樣，主張省費養財而不主張聚財。他認為，興利聚財隻對人臣有利而對國家無利，而省費養財則對國家有利而對人臣無利。原因是，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聚財，必然煩刑賊民而動搖國本，而言利之臣，則受其賞。他舉例說，近年修建宮室城池的費用，用於南蠻、西夏的開支，以及車服器械的資財，不下五千萬緡，如以此積糧，則邊地有積蓄，契丹、西夏望而不敢動。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皆為身謀，非為國謀，人主如不明察，雖以社稷為憂，亦徇人臣私計，這是可悲的。
由此，蘇軾極言變法之弊，他說：
至於桑弘羊，鬥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蘇軾文集》卷五《論商鞅》。
又《再上皇帝書》說：
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蘇軾文集》卷二五。
在蘇軾看來，王安石變法，純是陰奪民利的舉措，如此必危及國本，使民憂軍怨，吏治解體，士人失望。因此他在政治上與司馬光站在一起，反對王安石新法。
蘇軾反對新法，與司馬光一樣，是從維護民的利益出發的。他認為足上必然損下，兩者不可兼得。然免役法實行有年，並無多大的社會負麵效果，在元更化時，蘇軾又反對司馬光遽然罷免役而複差役，他並不以一切複舊為好。有人說蘇軾是投機。投機是投其所好，以利自己。要說投機，蘇軾應該在熙寧年間投王安石所好，在元年間投司馬光所好，而不是相反。
王安石雖然因蘇軾反對新法而對他有過打擊，但在二人都經過一番政治浮沉，熙寧之爭成為過眼雲煙之後，他們的心又息息相通了。元豐七年（1084），蘇軾由黃州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過金陵謁王安石，王安石熱情接待，二人從遊逾月，談詩論佛，多有唱和。蘇軾《與滕達道書》雲：“某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蘇軾文集》卷五一。本來，王安石與蘇軾雖在現實政治的改革上意見相左，但在文學方麵則有相同的主張和愛好，兩人亦互相賞識，又同尚佛教，與僧人交遊，不像程朱等人排斥佛教，故在晚年，二人又成為摯友。
第八節 王安石與二程
王安石與二程的關係，是北宋諸子中的重要問題。
二程指北宋的程顥、程頤兄弟。程顥字伯淳，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於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後世學者稱明道先生；程頤為程顥弟，字正叔，生於仁宗明道二年（1033），卒於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後世學者稱伊川先生。程顥、程頤思想大體一致，故後世以二程稱之。
二程出身於官宦家庭。程顥在嘉年間舉進士，任縣主簿，後由呂公著推薦入朝，授太子中允，權監察禦史裏行，神宗數次召見，頗見信任。時王安石變法，程顥“首出異論”，數度上疏批評王安石變法，熙寧四年（1071）初貶為京西路提點刑獄，不受，改差簽書鎮寧節度判官。熙寧五年（1072），程顥罷歸洛陽，與其弟程頤講學洛陽十餘年，直到逝世。
程頤在王安石當政期間一直未獲任用，與兄程顥居洛陽以講學為務。與舊黨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過從甚密，反對王安石新法。宋神宗去世以後，程頤受舊黨推薦，入朝做崇政殿說書。以後，程頤在黨爭中失勢，被貶到四川涪州受地方管製。徽宗即位後赦還洛陽，權判西京國子監，不久又受到攻擊，被革職。於徽宗大觀元年卒於家。
在政治思想上，二程在嚴重的社會危機麵前，也談正經界、改田製，如程顥說：“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製，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草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繁，而不為之製，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中華書局1981年版。程顥的這些話，與李覯、張載所論亦有相似之處。但二程畢竟是理學的奠基者，就其政治思想的整體而言，是正統的儒家德治論者，因而二程談得最多的，是“政以教化為本”。程頤說：“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紮子》，中華書局1981年版。）又說：“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中華書局1981年版。二程所謂以教為本，一是指教在位者，二是指教民，特別是指教在位者。程頤說：“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河南程氏文集》卷五《又上太皇太後書》。他主張公卿士大夫子弟皆要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地方者入州郡之學，如此等等。
二程的政治理想是王道仁政。程頤在皇二年（1050）《上仁宗皇帝書》中說：“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嚐有為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又說：“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曆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二程所謂王道，相對於以力服人的霸道而言，是指以德服人的政治。在儒家那裏，以德服人，即將仁愛之心推廣到政事上，照孟子的說法，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故王道必行德化。二程的政以教化為本與王道仁政理想是一致的。程顥雖然也談正經界、恤民災，他是把它作為王者應有的道德來談的，而不是要建立法度來解決。這是他與張載等人正經界思想的根本區別，也是他與王安石以理財為核心的政治思想的區別。
對於現實政治，二程亦有改革的要求。程頤在皇二年（1050）《上仁宗皇帝書》中說：“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為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日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食衣。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為固也……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卒，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眾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為民父母，豈不憫哉？”程頤這裏所論，頗有漢賈誼政論的遺風，他敏銳地看出當前的政治危機，提出改革的要求，就這一點而言，與王安石無異。
但二程卻反對王安石變法，其主要理由是王安石興利，程頤《明道先生行狀》雲：“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嚐及功利。……荊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在二程看來，王安石新法是興利聚財，損下益上，更何況，王安石為行新法，進用新人，擯斥老臣，顛倒貴賤，又拒斥眾議，不能容忍。
王安石原本是器重程顥的。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創設製置三司條例司，頒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諸法，並遣提舉官四十餘人頒行天下，程顥即其所遣之人。程顥以其意見與王安石不合求去，後又上疏求罷青苗及淘汰提舉官。由是王安石將他出為西京路提點刑獄，以其不受，又改任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
從曆史事實看，王安石與二程政見雖然不同，但他對二程並無惡感。程頤《明道先生行狀》雲：“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嚐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又《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九雲：“荊公嚐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之人也。’”這說明王安石雖與程顥政見不合，但他欣賞程顥的品德。程顥以後對熙寧黨爭亦有反思。程顥雲：“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顥不把政爭的責任一概歸之於王安石，這比張戩、呂誨等守舊派中的激進者要公允與平和。可以說，王安石與程顥是政不同而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