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市易法
市易法是關於買賣交易的商業法規，頒行於熙寧五年（1072）三月。
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的發展。雖然曆代王朝都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但由於商品經濟自身發展的規律，必然要產生一些富商大賈，他們駕馭州郡，操縱市場，頗為豪橫。商業的豐厚利潤，也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參與經商，同時商人也參與兼並土地，他們是社會上最富有的階層。這種“民富”和朝廷的“國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引得官府介入或幹涉商業經營。
在漢代，朝廷設立平準令、丞，轉運物資，平抑物價，其實是朝廷參與商業經營，《史記·平準書》說：“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以政府參與經商來調節物價，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漢代“平準”的結果，其實是政府牟取商業利潤。
王安石設市易法，與漢代的平準法一樣，其初衷是抑製富商大賈對市場的操縱，平抑物價，保護小商小販不致破產，同時增加政府收入。其《上五事書》說：“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貰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又說：“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即是說，市易法一方麵在權物之輕重而通商貨，另一方麵在增加政府的收入。又《長編》卷二三六載王安石與神宗論市易法說：“今為天下立法，故有不便之者。陛下初欲更法度，先措置宗室條貫，非便宗室所不便，前後兩省內臣以至大宗正司管勾所公人並管媒之類皆失職。……今修市易法，即兼並之家，以至自來開店停客之人並牙人，又皆失職。……不知為天下立法，要均天下之利，立朝廷政事；要使兼並遊惰奸人、侵牟食力之人以自利如故？若均天下之利，立朝廷政事，即凡因新法失職者皆不足恤也。”這是說，市易法旨在抑製兼並、商豪之家，且自實行以來，收到了這一預期效果。又卷二四○載王安石與神宗論市易法說：“市易司但以細民上為官司科買所困，下為兼並取息所苦，自投狀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實。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即得見錢，行人比舊官司兼並所費十減八九，官中又得好果實供應，此皆逐人所供狀及案驗事實如此。每年行人為供官不給，輒走卻數家，每糾一人入行，輒訴訟不已。今自立法數月以來，乃有情願投行人，則是官司利便可知。”這是說，市易法務在官私兩利。王安石認為，施行數月以來，這一目的也達到了。
王安石的市易法，應該說受到了熙寧初年王韶的啟發。王韶在任管勾秦鳳路經略司執宜文字時，因為軍費困難，遂於秦鳳路古渭寨置市易務，借官錢作本，控製蕃漢貿易，歲入不下一二十萬貫，解決了軍需，並得到王安石的讚許：“韶欲於古渭置市易，非特一利而已。使蕃部得與官司交關，不患邊人逋欠，既足以懷來蕃部，又可收其贏以佐軍費。”《長編》卷二四。王韶的古渭市易務，成為熙寧市易法的先導。
又熙寧五年（1072）初，有自稱草澤之民的魏繼宗上書朝廷說：
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或倍本數，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合斂散之權，當其商旅並至而物來於非時，則明抑其價，使極賤，而後爭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少，民有所必取，則往往閉塞蓄藏，待其價昂貴而後售，至取數倍之息。以此，外之商旅無所牟利，而不願行於途，內之小民日愈削，而不聊生。其財既偏聚而不泄，則國家之用亦嚐患其窘迫矣。古人有言曰：“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則當此之時，豈可無術以均之也！況今榷貨務自近歲以來，錢貨實多餘積，而典領之官但拘常製，不務以變易平均為事。宜假所積錢別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以任其責，仍求良賈為之輔，使審知市場之貴賤，賤則少增價取之，令不至於害商；貴則少損價出之，令不至於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餘息以給公上，則市物不至於騰踴，而開合斂散之權不移於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國用以足矣。《長編》卷二三一。
魏繼宗這一置常平市易司以達到通商旅、遂百姓、足國用、收開合斂散之權的建議和王安石的思想不謀而合，與王韶在古渭寨所為亦相一致。於是，中書奏：“古者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並也。去古既遠，上無法以製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時射利，出納斂散之權一切不歸公上，今若不革，其弊將深。”《長編》卷二三一。並且向神宗提出了建市易務的具體方案：
一是在京置市易務，設監官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
二是召在京諸行鋪的牙人充當市易務的行人、牙人。
三是凡商旅客人到市易務投賣貨物，行人、牙人與客人共議價錢，根據行人所需數量，先由市易務司收買。
四是行人可用本人所有或轉借他人的產業、金銀做抵押，或者五人以上結為一保，以其家產物力為抵押，均分賒請所需貨物，立限送納價錢，半年納息一分，一年納息二分。
五是凡非行人所需而實可以收蓄變轉的貨物，則由市易務折博收買，而後隨時估價出賣。
六是凡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購省便的，亦由市易務收買。
中書的這一條奏，勾勒了市易務的基本建構和應循法規，得到了神宗的認可。熙寧五年（1072）三月丙午，神宗詔令組建市易務：“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並之家所困，往往折閱失業。至於行鋪、稗販，亦為取利，致歲窮窘。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其條約委三司本司詳定以聞。”《長編》卷二三一。
由此，在開封建市易務，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又撥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京東市錢八十七萬緡作為市易務的本錢。三司起草市易細目十三條，禦批去掉令市易務覺察兼並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申三司按置以法一條，餘十二條，詔令遵行。自開封府行市易法後，全國各大城市亦陸續建市易務。熙寧六年（1073），在京市易務改稱都提舉市易司，統管諸州市易務。市易法的施行至此全麵鋪開。
市易法的施行，據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使城市豪商控製市場的局麵得到了改變。熙寧八年（1075）四月甲申，王安石在與神宗的一次談話中說：“近京師大姓多止開質庫，市易摧兼並之效似可見方，當更修法製驅之，使就平理。”《長編》卷二三一。
市易法的本質，是在以官府操縱市場代替豪商操縱市場。市易務為宋王朝斂積了大量的財貨，從熙寧五年（1072）到九年（1076），開封府市易司共收息錢和市例錢正常商稅以外的附加稅。一百三十三萬二千餘貫，可見市易司之利。但是，這一新法對遠方的商旅和人民生活來說卻未必有什麼好處。豪商控製市場的弊病固然避免了，但政府控製市場的弊病又產生了。豪商被抑製了，官商卻得到扶植，過去天下商旅運貨至京師，固然多為兼並之家所困，而黎民遭受盤剝以致困窘，但在官商控製市場的局麵下，這種情況恐怕也沒有什麼改變，甚至反不如前。王安石變法派人士固然把各地市易務“賤買貴賣，重入輕出，廣收贏餘”和“妨礙細民經營”作為違法來追究，但是，他們不知道，市易務既然參與經營，其發展規律必然是“賤買貴賣，重入輕出，廣收贏利”。“賤則少增價取之，令不至傷商；貴則少損價出之，令不至害民”，隻不過是他們烏托邦式的理想，並不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規律。因為如果真的“賤則少增價取之”、“貴則少損價出之”，那麼市易務做的就是賠本的生意經營，還談得上什麼取餘息以給公上呢？政府又哪裏有那麼多錢供其賠本呢？這樣的開合斂散之權雖歸於公上，又有什麼價值？故對市易法的評價，我們固不必如當時反對派那樣，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因為作為解決政府財政困難的暫時措施，市易法自有其存在的價值，但要把它看得很高，認為如何方便商旅、便利人民生活，則也缺少根據。
8．戶馬保馬法
戶馬保馬法是王安石與宋神宗關於馬政改革的新法。戶馬行於熙寧五年（1072），保馬行於元豐七年（1084），以其性質相似，亦合稱為“保馬法”。
在古代社會，馬在國防與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軍隊作戰需要馬，官員出行需要馬，傳遞文書亦需要馬。北宋多平原山澤，本土產馬不多。在熙寧推行新馬政以前，主要由官府向沿邊少數民族買馬，由有關方麵送到各地馬監牧養或直接分配給軍隊，同時官府亦向民間購買，以供軍需國用。其形式有券馬、省馬、馬社與括買。《宋史·兵誌》雲：“凡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諸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為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眾複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史·兵誌》。
北宋的馬政，雖然規模備具，但有不少弊病，主要是由馬監牧養耗費過大。《宋史·兵誌》載：“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當是時，凡內外場、監及諸軍馬凡二十餘萬匹，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城草六十六萬六千圍，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油、藥、糖九萬五千餘斤、石，諸州軍不預焉。”如果加上地方部隊養馬的耗費，那就更大。所以，“至乾興、天聖間，兵久不試，言者多以為牧馬費廣而亡補，乃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五年，廢單鎮監。六年，廢洛陽監。於是河南諸監皆廢，悉以馬送河北。”《宋史·兵誌》。
但是，罷廢諸多馬監、馬場後，朝廷又顯然感到馬匹供不應求。仁宗景四年（1037），群牧司奏河北諸軍缺馬，請求製定馬的優劣等級，付天雄軍、真定府等處視等級給錢，以第一等送京師，餘者配給諸軍。康定初，陝西用兵，馬不足，又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諸路括買戰馬。慶曆五年（1045），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在府州、岢嵐軍買馬。至和元年（1054），詔陝西轉運使以銀十萬在秦州買馬。嘉元年（1056），詔三司出絹三萬在府州買馬，又重建了一些馬監。如此等等。
為了解決國馬問題，在王安石變法前，有些官員曾提出讓民戶養馬的建議。《宋史·丁度傳》載，仁宗時，丁度為群牧判官，上書曰：“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三萬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為兵，請令民畜一戰馬，得免二丁，仍不許貲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他建議養馬於民戶，以解決戰馬之需。皇元年（1049），仁宗向臣下谘詢備邊之策，葉清臣上對雲：“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嚐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才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複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宋史·葉清臣傳》。與丁度一樣，葉清臣亦主張由民戶養馬，以備國用。熙寧初，李中師為群牧使，“乞度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宋史·李中師傳》。李中師亦主張由民戶養馬，隻是，他的建議未上達神宗。
宋神宗即位後，深感朝廷馬政不善，認為群牧官非其人，無以責成效，令中書推薦群牧判官，以期國馬蕃衍，充作戰騎，並命群牧判官劉航和台符刪定《群牧敕令》，參照唐製及本朝故事奏決。熙寧六年（1073），又手詔文彥博考察坊、監使臣，並製定賞罰條例上奏朝廷。
正是在總結諸多朝臣建議的基礎上，熙寧五年（1072）五月，神宗與王安石行戶馬法，由官府把各監現有的官馬分派給民戶牧養，或給價由民戶自購牧養。但是，與其他新法一樣，戶馬法亦受到反對派的否定。文彥博、吳充等人認為，國馬雖不可缺，但馬死讓民戶賠償，決不是老百姓所願意的。王安石則認為令下而京畿申請願養的已有千五百戶，這些人決非出於官府的驅迫，由此他實行戶馬法的態度更加堅決。他對神宗說：“養馬事，向時民間以官馬為有尾禍祟，豈敢請官馬？今民間爭養馬，亦足見朝廷政事粗為百姓所信，知其後無擾害故也。”《長編》卷二三三。熙寧六年（1073）八月，曾布將戶馬法法規化，上其條約雲：
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有物力養馬二匹者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強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馬。除襲逐盜賊外，不得乘越三百裏。在府界者歲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給以錢。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已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五等十戶為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焉。在五路者，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長編》卷二四六。
大體相同的記載，還見於《宋史·兵誌》、《文獻通考·兵考》等史籍。曾布的這一條約的要點是：
①戶馬的來源：由官府馬監供給，或官府作價給錢讓民戶自行購買。
②民戶養馬的匹數，依資產的多少而定，一般情況下，一戶養一匹，財產多者可養兩匹。
③養馬戶除追逐盜賊外，不許乘越三百裏。
④優待辦法：府界養馬戶每年免交體量草二百五十捆，京東西等五路的養馬戶每年免繳折變緣納錢。
⑤賠償辦法：三等戶以上馬死全額賠償，四等五等戶賠半數。
⑥此法先在開封府試行，再推行於京東、京西、河北、陝西、河東等路。
元豐七年（1084），宋神宗又詔京東、京西保甲每年免去教閱征役的任務，每都保（保甲單位，每五戶為一都保）養馬五十匹，每匹給錢十千，限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養足。並置提舉保甲馬官，京西以呂公雅擔任，京東以霍翔擔任。這一詔令把都保的養馬數予以固定，並把免於征役作為保甲養馬的獎勵。
熙、豐年間戶馬保馬的實質，在於減輕朝廷養馬的負擔，或者說，把養馬的大部分費用轉嫁給民戶，“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才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宋史·兵誌》。），故受到守舊派的反對。宋神宗死，哲宗嗣位，守舊派言新法不便者，以保馬為急，無論戶馬還是保馬，皆被廢除。時任提舉保馬官的呂公雅與霍翔皆以罪被免職。北宋朝廷仍設置牧馬監以養馬。
9.方田均稅法
方田均稅法是關於清查土地，以土地核定稅役的法規，頒行於熙寧五年（1072）八月。
在封建社會，稅役主要根據所占有的土地確定。富戶往往大量隱瞞土地，少納租稅、少服勞役非常普遍，他們或者勾結官府，地多稅少，或者本來就享受免役的特權，而一些比較富裕的自耕農，為了逃避稅役，也往往托庇於官紳豪強之家，假冒佃戶，這就造成了富者無稅役或少稅役，而貧者稅役繁重的局麵。因此，曆代都有均稅的呼聲。宋代由於奉行照顧官戶或形勢戶的政策，稅役不均的情況尤為嚴重。神宗與變法派很重視這一問題。《舊錄》雲：“稅役不均久矣，富者輕、貧者重，故下戶日困，先帝湣焉，立法以方之。其法詳惠，徭役無偏重之患。”《長編紀事本末》卷二三七。
熙寧五年（1072），蔡天申向朝廷提出建議：“請委提舉司均稅，而頒於司農，先行於河北、陝西、河東、京東。”於是詔用其議，由司農寺立方田均稅法，於熙寧五年八月，頒之天下。《長編》卷二三七。
方田均稅法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方田法，即清查田畝；第二部分是均稅法，即調劑稅役。
方田法：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據其方莊帳籍，驗地土色號，別其陂原、平澤、赤淤、黑壚之類凡幾色。方量畢，計其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盡其詞，乃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長編》卷二三七。
千步方田法，始自慶曆中秘書丞孫琳和大理寺郭諮。時仁宗皇帝詔縣令、佐究察占公田而不輸稅者，孫琳嚐往洛州肥鄉縣，與郭諮以千步方田法丈量民田。慶曆三年（1043），又在亳州、壽縣、汝州、蔡州等地推廣施行，後時論以其勞人遂罷。熙寧間的變法派亦采用這種丈量法。其要點：一是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單位。二是在秋收後的九月進行。三是由縣令、佐主持此項工作。四是丈量後計量土地色號類別。五是最後確定等級，以等級確定稅收。六是至次年三月向農戶張榜，以一季為期聽取意見。七是案造憑證，連同莊田籍帳，發給農戶，以為地符。
均稅法：
均稅法，以縣租額稅數，毋以舊收蹙零數均攤，於元額外輒增數者，禁之。若絲綿綢絹之類，不以桑柘有無，止以田畝為定。仍豫以示民，毋胥動以浮言，輒有斬伐。荒地以見佃為主，勿究冒佃之因。若瘠鹵不毛聽占佃，眾得樵采不為家業之數，眾戶殖利山林、陂塘、道路、溝河、墳墓荒地皆不許稅，詭名挾佃，皆合並改正。《長編》卷二三七。
均稅法的要點：一是各縣以舊有稅額為定數，對零數稅額以整數收取的做法必須禁止，使新收稅數額不超過舊額。二是絲綿綢絹的征收，不以桑柘有無，而以田畝數來確定。三是荒地歸耕者所有，樵采不劃入家業之數。四是能獲利的山林陂塘之類不征稅。五是過去投靠大戶“詭名挾佃”的情況要改正，使之成為向國家納稅之戶。六是事先預告農戶，使不聽謠言蠱惑。
這個條約還規定：“凡田方之角有植以野之所宜木。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長編》卷二三七。就是說，在方田的邊角栽上宜生的樹木作為標記，同時建立土地清冊和戶籍清冊。自此凡分家另主，買賣土地，官府給予地契，縣裏建立簿冊的，都要以所方之田為依據。
命令頒行後，又詔以濟州钜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在京東路試行，待取得經驗後，再在全國推行。熙寧七年（1074）三月，神宗又批準鄧潤甫提出的以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專管勾方田的建議。自此，朝廷專門派員督理各地方田事務，並明確規定負責官員三年為一任。
熙寧七年（1074）四月二日，神宗又詔：“方田每方差大甲頭二人，以本方上戶充，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躬驗逐等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寫成草帳，於逐段長闊步數下各計定頃畝。官自募人複算，更不別造方帳，限四十日畢，先點印訖，曉示方戶，各具書標人寫造草帳、莊帳，候給戶帖，連莊帳付逐戶以為地符。”《長編》卷二五二。這一詔令進一步提出，在清查方田時須有大甲頭二人和小甲頭三人參加，方田官要與他們共同核定地畝，然後由官方別募人員複算，清點後製成帳簿冊籍，付給農戶作為地符。
方田均稅法自熙寧五年（1072）八月頒行後，在實際執行中碰到很多困難。因為這種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的丈量法隻適合於平原地區，在江南湖汊河港地區以及丘陵地帶就很難實行。同時，此後朝廷越演越烈的政爭，也影響它的推行。故實際上方田均稅法隻限在京東路推行，到元豐八年（1085）十月神宗死，就被廢棄了。
王安石在《上五事書》中說：“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日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王文公文集》卷一。他的免役法是均募役的法規，而方田均稅法則是均稅額的法規，二者具有相同的性質。應該說，清查土地，重定賦稅，這是打擊豪強、抑製兼並的有力措施，在這一點上，方田均稅法比免役法更具有意義，隻是行之不易。東漢光武帝為改變豪強地主逃避國家賦稅的情況，曾下令在州郡度田，結果官吏不敢如實丈量豪強地主的土地，而對農民的小塊土地卻錙銖必較，由是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度田不了了之。宋慶曆年間，仁宗遣孫琳和郭諮檢括天下土地，郭諮在蔡州檢括一縣，深感“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認為勞人，結果也是不了了之。嘉中，複詔均定，時遣官分行諸路，因分遣的官吏中有人反對，亦不了了之。由此可見清查土地之不易。
還要指出的是，這個法規雖意在抑製豪強，但它存在許多問題。首先是，它規定各縣的稅額不能超過舊有之額，“於元額外輒增數者，禁之”，雖然變法派是想在限額內減輕貧而稅重者之負擔，增加富而稅輕者之責任，但州縣的長官並沒有什麼積極性，因為前後稅額既然不變，又何必花費那麼多的精力和時間去清查隱瞞的田數呢？加上技術上又存在種種困難，要對全國的土地以方田的方法來一次丈量、清點、造冊，決非易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參加清丈的官吏接受賄賂，多者少丈、少者多丈怎麼辦？計量的結果，稅額超過或不及舊額怎麼辦？從熙寧五年（1072）到元豐八年（1085）群臣的奏疏裏，都沒有涉及這類問題，可見這個法規並沒有被認真執行過，因為一旦認真執行起來，必然要碰到諸如上述之類的問題。這說明，在封建社會，要想通過方田的方法而達到均稅的目的，亦是一種幻想。
10.將兵法
將是北宋熙寧年間兵製改革後軍隊編製的單位，將兵法是一種新的軍隊編製和教閱法，由不同番號的禁軍指揮，混合組成將的編製，將以下置部，部以下設隊，一隊約五十餘人。將的統兵長官有正將和副將，部有部將，隊有隊將，另有押隊使臣、訓練官等，以加強軍事訓練。
北宋兵製分禁兵和廂兵。禁兵是中央軍，分廂、軍、指揮、都四級編製。廂兵是諸州之兵，即地方兵，大部分隻有指揮和都兩級編製，一般不任戰鬥，惟服勞役。北宋的軍隊雖然數量龐大，但有宋的最高統治者隻把募兵看成是“招聚四方不逞之人”加以節製，使之“連營以居之，什伍相製，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不敢為非”，因而不重訓練教閱，士兵的素質極低。仁宗時，全國的軍隊120多萬，英宗時有115萬，宋廷這麼龐大的軍隊，卻在對契丹和西夏的戰鬥中屢戰屢敗，其素質之低、將領之無能可想而知。
王安石對有宋的募兵製的弊病有很深的認識，熙寧三年（1070）十二月乙醜，他與神宗論兵製時說：“募兵多浮浪不顧死亡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長編》卷二一八。熙寧五年（1072）閏七月壬戌，王安石與馮京等人在神宗麵前論兵製，王安石言：“臣在江寧，見廣勇、虎翼何嚐有武藝，但使人詣逐路閱試東軍及義勇，比較武藝生熟具奏，即可坐知勝負。今募兵大抵皆偷情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撲力一心聽令之人，以此較之，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嚐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起，故豪傑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易以存濟……而應募者大抵皆不能自振之人而已。”《長編》卷二三六。廣勇、虎翼是官軍，而義勇則屬鄉兵。在王安石看來，用募兵不如用鄉兵，不僅可使朝廷省去大批軍費開支，重要的還在於募兵的素質和戰鬥力不及義勇鄉兵。他之所以汲汲於團結保甲，目的之一，就是想以鄉兵逐漸取代募兵。
但是，王安石也並不主張一下子取消募兵。熙寧三年（1070）十二月乙醜，就在他論募兵之弊後，又對神宗說：“然臣已嚐論奏，募兵不可全無。《周官》‘國之勇力之士’，屬於司右，有事則可使為選鋒，又令壯士有所羈屬，亦所以弭難也。”《長編》卷二一八。又其《省兵》詩說：“有客語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兵乘邊。前功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眾亢彼寡，雖危猶幸全。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少敗孰繼，胡來飲秦川。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緣？驕惰習已久，去歸豈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遊民慕草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王文公文集》卷五一。省兵即裁減軍隊，王安石認為，募兵是要取消的，裁減軍隊是要進行的，但目前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還不是一下取消募兵，或省兵。這不僅因為強敵當前，不可能一下子裁減，還因為裁減了這些驕惰成性的兵丁，將他們推向社會，亦是為禍不淺，故當務之急還在擇將以訓練軍隊。將兵法的兵製改革，即是為了達到這一提高兵丁素質和戰鬥力的目的。
其實，在神宗於熙寧年間推行將兵法之前，有一些專任一方的將領已經在局部地區開始這方麵的改革。仁宗朝範仲淹任陝西招討使，他認為邊兵沒有專任教官訓練不精，又部署和鈐轄之間權任相亞不能統一，凡有敵情則職卑者以懦兵先出，而位高者則據精兵不進，這是造成屢遭失敗的原因。於是他將延路兵分為六將，每將各三千餘人。選路都監若幹人各監教一將兵馬，又選使臣指揮十二人分隸諸將，專掌教閱。每指揮選少壯勇健者二十五人，教以弓弩短兵，候其技精，即補為教頭。如此，一年之後，盡成精兵。可以說，範仲淹在陝西的改革，即有後來將兵法的性質。又蔡挺在經略涇原路時，分涇原路人馬為七將，又建勤武堂，使諸將輪番教閱士兵陣法，練習射箭、槍刀、騎兵等等，又將涇、渭、儀、原四州義勇，依諸軍結隊法，加以訓練，並選其精者遷補正兵，使鄉兵“與正兵相參戰守”。熙寧六年（1073）七月八日，王安石進呈蔡挺乞以義勇五番教閱事，得到神宗的認可，後行諸路。這恐怕就是熙寧年間施行將兵法的開端。
熙寧六年（1073）五月，神宗“詔京東武衛等六十二指揮屬諸路，分番勾抽，並其餘軍馬，並差主兵官分部訓練”。對此，《長編》的解釋是：“初，河北四路兵不分將教習，上慮軍製漸隳，故有是詔。”《長編》卷二四五。說明這時推行將兵法已有一段時間了。
熙寧七年（1074）九月癸醜，神宗又詔置開封府界、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副，選擇曾經戰陣的大使專職訓練，其中河北四路為第一至十七將，府界為第十八至二十四將，京東為第二十五至三十三將，京西為第三十四至三十七將。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又詔範純仁、劉奉世措置環慶路將兵，結果慶州駐第一將，環州第二將，大順城第三將，淮安鎮第四將，業樂鎮第五將，木波鎮第六將，水和寨第七將，州第八將。而延又自列九將，涇原自列十一將，秦鳳自列五將，熙河自列九將。五路計四十二將。元豐四年（1081）正月己卯又詔在東南諸路置十三將，淮南東路第一將，西路第二將，兩浙西路第三將，東路第四將，江南東路第五將，西路第六將，荊湖北路第七將，南路潭州第八將，全、邵、永州準備廣西應援軍第九將，福建路第十將，廣南東路第十一將，西路桂州第十二將，邕州第十三將。這樣，天下總共為九十二將。此外，分別於熙寧八年（1075）、元豐二年（1079），在京東、京西路增置馬軍十三指揮，士兵勇捷兩指揮。凡諸路將除正職外又各置副職一人，東南諸路三千人以下的將隻有正職。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曾經戰陣而又親民者充任。又根據各路將兵的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置訓練官為將佐。至此，將兵法在全國全麵推開。
熙寧年間將兵法的推行，裁退了一些病老怯弱之人，使部隊得以精強。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此前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弊端，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宋室南渡後，其軍隊亦采用將兵法的將、部、隊的編製。可見這次兵製改革不似其他新法，而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第二節 熙寧新法失敗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經元更化，終以失敗而告終。當世學者論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都認為是守舊派的反對。守舊派的反對，當然是其原因，特別是王安石變法遇到的反對極其激烈，因為這是一次在封建王朝的政治秩序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進行的改革，不同於隋初或唐初重建封建秩序時期的改革。但是，守舊派的強烈反對不是全部原因，因為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遭到守舊派的反對，為什麼有的改革成功了，而有的改革失敗了呢？這就必須對王安石變法進行多方麵、多視角的探討，特別是對變法派本身和新法推行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
1.元更化
元豐八年（1085）三月戊戌，神宗崩，子趙煦即位，是為哲宗。趙煦此時還不滿十歲，由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高氏係英宗皇後，出身高門貴族，思想守舊，熙寧七年（1074）初，嚐與仁宗後曹氏哭泣於神宗之前，言王安石變法亂天下，使神宗對新法一度產生動搖。此時她垂簾聽政，政局自然為之一變。
元豐八年（1085）三月二十二日，司馬光奔喪，太皇太後即遣內侍梁惟簡慰勞，並問以政務之急。三月三十日，司馬光上《乞開言路劄子》，提出了廣開言路的主張，不管有官無官之人，凡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的，“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長編》卷三五三。）。事實上，他是要太皇太後先做恢複舊法的輿論工作。
四月二十七日，司馬光又上《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斥責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馬諸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如在湯火”，並提出“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厘革所宜先者”等等（《司馬溫公文集》卷四六。）。
但是，孔子稱孟慶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如今神宗屍骨未寒，朝廷就要變易熙、豐新法，這能名正言順嗎？司馬光認為，“朝廷當此之際，是解兆民倒懸之急，而救國家累卵之危”的時刻，不必等待三年。況且如今太皇太後聽政，是乃以母改子之政，而不是以子改父之道，恢複舊法無須顧忌。
五月，司馬光拜相，全麵罷廢新法提上了議事日程。六月丙寅，罷府界、三路保甲；七月甲午，罷諸鎮寨市易；十月，又罷方田均稅；十二月，又罷市易法和保馬法。元元年（1086）三月，又罷免役法。
當然，罷廢這些新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因為新法自熙寧初實施以來，畢竟已有十多年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已得到人們的認可。以罷廢免役為例，司馬光在《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中提出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認為差役雖重，但一次充役後有數年休息，而行免役，則得年年出錢，無有休息；行差役法，下戶不充役，而行免役法，則家家出錢；行差役，所差皆土著良民，行免役，所雇皆四方浮浪之人；行差役，農民隻出力，行免役，農民無錢納官，隻好拆屋伐桑；行差役，官吏無奸可售，行免役，官吏有孔可鑽；如此等等。對這些理由，當時為樞密院事的章則在奏章中一一加以駁斥。就是範純仁、蘇軾這些在熙寧年間反對免役的人，這時也不同意司馬光如此草率地廢免役而複差役。《宋史·範純仁傳》載，哲宗立，純仁為天章閣待製兼侍講，除給事中。司馬光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對司馬光說：“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民為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司馬光不聽，執意廢免役而複差役。純仁很氣憤地說：“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堅決反對司馬光複差役。蘇軾也一樣，他對司馬光說：“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又說：“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複民兵，蓋未易也。”《宋史·蘇軾傳》。但司馬光固執己見，蘇軾很氣憤，以至回舍方卸巾弛帶，就連呼：“司馬牛！司馬牛！”蔡《鐵圍山叢談》卷三。
司馬光恢複差役的提議雖遭反對，但由於有太皇太後的支持，差役法終被恢複。免役法罷廢後，同年八月又罷青苗法。司馬光雖然在這年九月逝世，但在太皇太後的主持下，罷廢新法的工作依然繼續進行。司馬光死後，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中丞。這一年，他們立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元二年（1087）正月，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和《字說》。至此，熙寧新法廢除殆盡，蕩然無存。王安石變法以失敗告終。
2.宋神宗的動搖
封建社會的任何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改革的成敗首先取決於在位皇帝的態度。探討宋神宗的態度，對於研究熙寧變法的發生、發展及其結果，無疑是有益的。
宋神宗名趙頊，英宗長子，生於慶曆八年（1048），治平元年（1064）封穎王，治平三年（1066）立為太子，次年，英宗逝，趙頊即位，年方二十。
在北宋的幾個繼體皇帝中，神宗是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他在做太子時就曾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即位後，“思除曆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宋史》評論說：“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宋史·神宗本紀》。
在神宗之世，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麵發展到空前的地步，北方受製於契丹，西北受困於黨項。為了取得苟安局麵，北宋王朝不僅歲輸契丹銀幾十萬兩、絹幾十萬匹，對黨項貴族也采取送給歲幣的做法。即使如此，依然沒有消除契丹和黨項對北宋邊境的騷擾。特別是黨項，自仁宗朝以來，由於軍事實力增強，每年都要向宋王朝發動進攻，迫使北宋王朝不得不增加歲幣，以求苟且偷安。這一情況，對神宗刺激很大，他確實想改變北宋王朝的這種屈辱局麵，以在契丹和黨項麵前直起腰來。陸佃說：神宗“常憤惋敵人倔強，久據薊燕，慨然有恢複之誌。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基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誌。’”《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實錄敘錄》。王夫之說：“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俯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台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鷙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洛，其不為石重貴者，何恃哉？於是而神宗若處棘之台，然不容己於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王夫之《宋論》卷六。說明神宗即位後有一種危機感，他確實有著變革現實的思想和決心。
但是，作為繼體的封建帝王，神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對世事的艱難、民生的疾苦並沒有深切的認識，在他周圍是一批思想守舊的重臣元老，如富弼、韓琦、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等，這些人在年輕時也有改革的要求，不少人在仁宗朝時都擁護過慶曆革新，而一旦在政治、經濟上有了既得利益後，他們就不思進取，轉而守舊了。葉適曾論富弼說：“按歐陽修言：弼明敏而果銳，此初執政時也；作相後則不然矣。弼初執政，更張之意過範、韓，至作相，乃以一切堅守、無所施為為是，雖如琦之微有改作，亦不能從也。古之賢相因憂患而益明，周公是也；弼因憂患益昏，而猶欲自以為賢，非餘知也。”《習學記言·序言》卷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這些重臣元老，以其資格老、德望高，對神宗有極大影響。
在神宗的後麵，則是皇族和後族。封建社會中，皇族和後族是既得利益者，政治上最為守舊，因為任何改革都可能首先觸犯到他們的利益，故他們反對改革最烈。據《長編》載，太皇太後（仁宗後）和皇太後（英宗後）在神宗麵前就屢言新法不便，要神宗罷去青苗、免役諸法而出王安石。皇弟岐王顥和嘉王也是如此，《長編》載，熙寧八年（1075）閏四月丁巳，神宗與在內禁擊球，戲賭玉帶，曰：“臣若勝，不用玉帶，隻乞罷青苗、市易。”《長編》卷二六三。神宗縱有勵精圖治、變革政治之心，亦不能不受到皇族和後族的牽製。
而且，神宗還是一個很相信天命的人，一有風吹草動，如天旱水澇、山崩地震，就懷疑是推行新法不便所致。終神宗之世，守舊的大臣反對新法，無不引天以為高，窮神以為據。荀子早說過，天道人事，了不相關。以災異變怪來論證新法不便，誠為荒唐可笑。但是對篤信天命的神宗來說，天命論卻有極大的影響。因此，神宗雖有勵精圖治之心，但由於上述種種原因，終其一生，他對新法都處在搖擺之中。
熙寧三年（1070）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言青苗法不便，神宗意動神搖，對執政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並且檢討自己說：“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宋史·韓琦傳》。雖經安石辯說，而終以琦說為疑。熙寧七年（1074）四月，神宗以天旱憂形於色，嗟歎懇側，“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及鄭俠上流民圖，乃反複觀圖，長籲短歎，寢不能寐，次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衙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及呂惠卿、鄧綰等人力爭，並“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宋史·鄭俠傳》。
對神宗的動搖，安石時時流露出不滿。如熙寧三年（1070）九月，神宗和安石論用人，安石說：“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剛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變風俗，故異論紛紛不止。”《長編》卷二一五。剛健不足是指神宗當斷不斷，時常動搖。熙寧四年（1071）五月丙午，神宗與安石論抑兼並，安石說：“摧兼並，惟古大有為之君能之。……然議論紛紛，陛下已不能不為之動，即欲操製兼並，則恐陛下未能勝眾人紛紛也。”《長編》卷二二三。對於神宗在異論麵前不能堅定如一，尤其是他對反對派的涵容，安石深感不滿，特別是在再相以後，更是如此。宋人呂本中《雜說》言：“王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安石對所厚歎曰：‘隻從得五分時也得也。’”說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未免不實，但事多不從，特別是在用人問題上，則時有發生。
但是，囿於傳統的君臣大義，安石對神宗不能有所抗爭，他隻有默默地承受由君臣不協調而招致的精神痛苦。這從他熙寧後期所寫的詩詞中可以看出。如《君難托》雲：
槿花朝開暮還墜，妾身與花寧獨異！
憶昔相逢俱少年，兩情未許誰最先。
感君綢繆逐君去，成君家計良辛苦。
人事反複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
嫁時羅衣羞更著，如今始寤君難托。
君難托，妾亦不忘舊時約。《王文公文集》卷五一。
這首寫棄婦之怨的詩，就透露了王安石的難言之隱。《王荊公詩文沈氏注》說：“詳此詩，則安石怨望之意顯然。《長編》：紹聖四年五月，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荊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不知由於安石素來之怨望非薄其君也。”又《寶應二三進士見送乞詩》雲：
少喜功名盡坦塗，那知幹世最崎嶇。
草廬有喜歌《梁甫》，狗監無人薦《子虛》。
解玩山川消積憤，靜忘歲月賴群書。
慚君車蓋如平昔，不笑謀生萬事疏。《王文公文集》卷六一。
又《獨山梅花》雲：
獨山梅花何所似，半開半謝荊棘中。
美人零落依草木，誌士憔悴守蒿蓬。
亭亭孤豔帶寒日，漠漠遠香隨野風。
移栽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顏色空。《王文公文集》卷六一。
這些詩，是安石第一次罷相後所作，考詩意，皆是釋怨憤之氣。王安石的怨憤，當然不能說是針對反對派的。此時的主要反對派人物如呂誨已死，富弼已致仕，文彥博刺河陽，司馬光判西京禦史台，劉摯罷去監衡州鹽倉，蘇軾通判杭州，而呂公著、張戩、程頤、李常、劉琦、錢皆相繼貶官。安石為什麼還有怨憤之氣呢？這全是由於與神宗不協調而來。對反對派，安石是有恨而非怨；對神宗，他是有怨而無恨。
誠然，熙寧末王安石罷相後，整個元豐期間，新法是在神宗的主持下繼續實施的，故也不能說是因為神宗的動搖而導致新法失敗。從總的情況看，神宗是支持安石的改弦更張的，沒有神宗的變革要求，則根本就無所謂熙、豐新法。但是，因為神宗在整個過程中時常動搖，使得新法未能深入人心，給反對派留下了東山再起的種種機會，在他辭世以後，新法之廈失去了皇權這根支柱，也就很自然地倒塌了。
3.反對派的阻撓
在熙寧變法中，王安石遇到的反對派的陣勢是強大的，他們都是一些資深的重臣元老，與變法派多少年後進之人形成鮮明的對比，除首領司馬光外其主要成員如下：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十歲中進士，任右司諫。曾上疏劾宰相王隨、陳堯佐和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使四人同日罷相，為時論所稱。寶元年間，元昊反宋，他出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與範仲淹共同指揮西邊戰事，名重一時，朝廷亦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範”。慶曆三年（1043），元昊稱臣，韓琦聲名益著，召為樞密使，與範仲淹、富弼同時登用。後因支持慶曆新政，失敗後出知揚州等地。嘉元年（1056）又召為樞密使，三年（1058），任宰相。時仁宗無子，韓琦議立安懿王子宗實，後為英宗。英宗即位，韓琦繼續任相，並進封衛國公，後改魏國公。治平三年（1066），英宗病重，他又力請建儲。神宗即位，拜司空兼侍中。不久出判相州、大名等地。神宗用安石變法，他與司馬光、富弼等人多次上疏反對。韓琦身為三朝元老重臣，他的態度對神宗和朝臣富有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