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強調，人君求賢要有至誠惻怛之情，以善待天下之士。“在上者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前一句是說美名尊爵是人情所願得，天下士有不能則已，如果有能，又有誰不自勉以為才？後一句是指在上者隻要誠心招賢，非愚下之人，未有不出而應聘的。隻要王者誠心求賢，天下之人是不難造就的。
王安石又認為，王者創法立製，成就人才，總有僥幸之人不肯順悅而加以非議，故人主誌欲有所作為，往往要排流俗之言，如不能摒棄流俗，明斷去惑，求賢也是不可能的。
對當世的科舉取士，王安石提出了批評：“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嚐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在《上皇帝萬言書》中，他提出取士必先由鄉黨或學校推薦，然後在德、才、能三個方麵加以考察，而後予以爵命與祿秩。在熙寧執政期間，他對傳統的科舉取士進行大刀闊斧的整改，罷廢明經，增加進士錄取名額，同時罷廢詩賦帖經與墨義，隻試經義與策論，這就是熙寧新法中著名的貢舉新法。
所謂任之之道，是說用人之道。王安石認為，王者用人，人才就會不斷湧現，不用，則有才與無才同。在《上皇帝萬言書》中，王安石闡述了任當其宜，久於其任，使行其意，待以考績的主張。任當其宜，包括才任相宜、才位相宜和責任相宜。才任相宜是指有其才則有其任，無其才則無其任。才小任大，必玩忽職守，任小才大，是荒廢其才。才位相宜是說才高者必要位高，才下者必要位卑。“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佐僚”。責任相宜是說有其任必有其責，無其任而無其責。任輕責重，或任重責輕，都不可能用好人才。所謂久於其任，是說不要輕易遷移官吏的職位和地方。久於其任的好處是，上之人可以了解下情，而下亦安於其教，賢者因有時間可以立功，而不肖者亦因時間之久而得暴露。故居職任事日久，不勝任者不可以僥幸而免，而勝任之才亦不怕事之不終，功之不就。所謂使行其意，是指給人才一定的主動權，使其能夠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創造性。至於待以考績，是指對官吏要進行考核。宋代對官吏的考核是周詳的，中央有審官院，地方有考課院。王安石認為，這種考核的好處，就在於獎勤罰懶，勵有功而退無能。他說：“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欲取容於一時，而顧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
所謂養之之道，是說人才要有適當的待遇與管理。亦即饒以財、約以禮、裁以法。饒以財，是說讓人有足夠的俸祿以代其耕，既使其生活無憂，能滿足日常生活和社交的開支，又可保障子孫後代的生活。沒有這一物質保障，要想官吏的廉潔是不可能的。約以禮，是說製定有關婚喪禮製，倡儉禁奢。由於在婚喪問題上沒有一定的禮製，而人們又以奢為榮，以儉為恥，給士人造成了很大的經濟和精神負擔，以致廉恥之心壞，貪濁之風成。王安石主張改易更張，皇族、官僚奢侈無節的，要加以放黜，以示天下，從而為天下士人作出榜樣。裁以法，是指對違教違法的官吏進行懲罰。王安石認為，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能刑其不從教；不先約以禮，誠不可誅其不守禮；不先任之以職，誠不可罰其不任事。既已教以道藝，約以禮製，任以職事，對違犯不遵守者，就應繩之以法，裁之以刑。
所謂教之之道，是指人才在教，主要是興學養才。王安石認為，曆史上周公的偉大之處，正在立學校以教天下之士，而不是親自去一一接待天下士人，如《荀子》所記載的那樣。一個個地搜羅天下之士，那隻是春申、孟嚐君之行，而不是周公所為。王安石尖銳地批評了當世的教育，認為當世的教育，與其說是培養人才、陶冶人才，還不如說是摧殘人才。他說：“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史載王安石執政期間，大力改革教育，並創立三舍法，改革課程內容，將禮樂刑政和武事皆列為教育科目，又在朝廷設立經義局，重新解釋儒家經典，撰著《三經新義》，為官辦學校統一教材，以便陶冶成就天下之才。可見他對教之之道的重視。
人才思想是王安石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王安石的人才思想是豐富的，廣泛涉及人才與政治、人才與法度，人才的選擇、任用、待遇與管理，以及人才的培養問題，值得後人重視和研究。
第五節 政治思想的變化
王安石一生的政治思想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其轉折點大約是在嘉四年（1059）入為三司度支判官前後。在這之前，他反對朝廷的榷鹽、榷茶政策，關注和闡述較多的是百姓的利益，這之後，他積極推行朝廷對財賦的統製，關注和闡述較多的是朝廷的利益。這一變化是明顯的。
實行對鹽、鐵、酒、茶等主要商品的官府專賣製度，是我國封建王朝的慣常政策。漢武帝行鹽鐵專賣製度，以為這是製四夷、足財用的措施。此後時有興廢。唐乾元以後，朝廷又行榷鹽。宋承唐製，實行鹽、鐵、酒、茶專賣。但由於官營鹽、茶轉輾環節過多，質量惡劣而又價格較貴，百姓並不歡迎。同時，由於利之所在，私製私販也難以禁絕。
慶曆八年（1048），王安石在鄞縣任上，時任浙東路轉運使的孫司諫下令轄區吏民向官府納錢，懸賞告捕私製私販海鹽者，以維護朝廷的專賣地位。王安石不以為然，作《上運使孫司諫書》雲：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眾。無賴奸人將乘此勢，於海旁魚業之地搔動戶，使不得成其業。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也。……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為政也。又其間必有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為政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王文公文集》卷三。
王安石的這一封信，勸孫司諫不要令吏民納錢告捕私製私販海鹽者，認為海旁製販海鹽，利之所在，雖日禁而不止，重賞告捕，刑獄必多，而無賴之徒借機無事生非，造成混亂。況且鄞縣人多田少，得錢又不易，官府必令納錢，人民必然賣田以應債，而不能按時納錢，又必遭州縣的鞭械。故令吏民納錢，有百非而無一是。他並力勸孫司諫追還已發的文書，以蘇民困。可見王安石並不維護朝廷的榷鹽製度。此時，他考慮問題的基點是百姓的利益，而不是朝廷的鹽政收入。其《收鹽》詩雲：
州家飛符來比櫛，海中收鹽今複密。
窮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複出。
海中諸島古不毛，島夷為生今獨勞。
不煎海水餓死耳，誰肯坐守無亡逃。
爾來賊盜往往有，劫殺賈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王文公文集》卷五一。
在王安石看來，榷鹽純是與民爭利的行為，故當以人民生計為重，廢止捕告。“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字裏行間洋溢的愛民惠民之情，不言而喻。
王安石對榷茶的態度亦是如此。在《茶商十二說》一文中，他指出，政府榷茶轉由政府特許的商人銷售的做法有十二條害處。嘉四年（1059），王安石入為度支判官。是年二月，朝廷罷榷茶，王安石極為興奮，作《議茶法》雲：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為便，於古義實為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為取之過也。……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為國家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為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百代之弊，而複堯舜之功，而其為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為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榷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一。
對於朝廷的罷榷茶，王安石感到由衷的高興，認為這是一項便民政策。因為官營茶葉，一者粗劣不可食，二者私販不斷，嚴刑峻法加以處罰，傷民又多，而罷榷茶，上述弊端禍患均無。當然，官府的財稅收入也是要有的。改罷榷茶令民自販後，令民繳納商稅，亦可不少於榷茶的收入。由此，他進而否定了西漢桑弘羊的朝廷專賣鹽鐵之議，認為霍光雖不學無術之徒，卻以鹽鐵專賣不得人心而加以廢止。今有宋雖未能盡罷榷貨，而廢榷茶，正是朝廷善政善法、體恤人民而興治的開始。足見他對榷茶的反感和罷廢的欣喜。王安石的《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利害見寄》雲：
永惟東南害，茶法蓋其首。
私藏與竊販，犴獄常紛糾。
輸將一不足，往往死鞭。
敗陳彼雜惡，強賣曾非誘。
已雲困關市，且複搔林藪。
將更百年弊，謂民知可否。
出節付群材，詢謀欲經久。
朝廷每若此，自可躋仁壽。
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王文公文集》卷四一。
在這首詩裏，王安石對朝廷派員訪求榷茶利害的行動作了至高的評價。與《收鹽》詩一樣，這首詩也反映了王安石對民利的關切與惠民的政治情操。
但是，嘉四年（1059）以後，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雖然他的法先王之道、以義理財、創立法製沒有變，但此前的“以義理財”以富民為歸宿，而此後的“以義理財”則以富國為目的。
王安石政治思想的這種變化，與他任職中央有關。嘉四年秋，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北宋所謂三司，是國家最高的財政機構，由鹽鐵、度支和戶部合成。鹽鐵掌坑冶、商稅、茶、鹽等收入，戶部掌戶口、兩稅等事務，而度支則掌各種財政的開支。度支判官是三司的屬官，輔助長官管理所屬事務。也許，正是因為進入國家最高財政機構，王安石開始為國家財政收入著想。次年，他在所作的《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裏，就提出天子要統製財稅的問題。王安石認為天子如不能統製財稅，則阡陌閭巷之人，都有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逞其無窮之欲。如此，所謂天子，剩下的不過是一虛名。故雖上古堯舜，治天下亦不能毋以理財為急。此時，他所謂的理財，其實際意義，也就是增加國家的收入。越八年，王安石參知政事，勵行變法。試觀王安石新法，其中心點在富國，即朝廷統製運輸、借貸、商貿，而不僅僅限於鹽、鐵、茶、礬等大宗商品的專賣了。其《乞製置三司條製》雲：
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製置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王文公文集》卷三一。
這是主張把富商大賈主導市場的權利，亦所謂“輕重斂散之權”，收歸官府。其措施是，加強六路發運使的權利，不但賦以重權，而且為其提供錢貨采辦上供之物，以便主導市場物價。於是在熙寧二年（1069）行均輸法，三年（1070）行青苗法，四年（1071）行免役法，五年（1072）行市易法。王安石的均輸法是官府壟斷運輸和采購，青苗法是官府壟斷民間借貸，免役法是官府斂集錢財，至於市易法，則是官府參與經商，以至對一般商品進行壟斷，甚至於水果。這與嘉四年（1059）以前他主張廢罷榷鹽榷茶等思想，相去十萬八千裏。
王安石固有抑兼並的思想，亦有“願見井地平”的想法，這見之於早期寫的許多詩。如《發廩》說：“先王有經製，頒齎上所行。後世不複古，貧窮主兼並。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築台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嚐不忍此，願見井地平。”《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二。這裏的“抑兼並”是為百姓考慮的，亦即限製富商大賈、豪強地主對人民的過度剝削。但王安石變法期間的抑兼並，純是以政府的兼並取代富商的兼並，與早年的抑兼並不是同一性質的。王安石早先的抑兼並，是為富民，變法期間的抑兼並，是為富國，或者說為政府斂財，這種抑兼並，隻為官府斂集大量錢財，而與民無幹。
論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必須看到前後的變化。在曆史上，凡貶王安石者，多以其熙寧年間為政府斂財為辭，而近世褒王安石的學者，又多以其早期的富民思想解釋其熙寧年間的變法，而不知熙寧年間王安石的政治思想，與其早年的政治思想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