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這裏提出了兩種生財方法，一種是取自門內，一種是取自門外。取自門內，是指朝廷斂聚財稅；取自門外，是指發展生產。從理論上說，王安石的這一方針是合理的。實際上，王安石並沒有關注“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或者說，“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而僅僅偏重於“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或者說，“富其國者資之天下”。
這在《王文公文集》中是有根據的。《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雲：
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弊，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王文公文集》卷三四。
在這一題名記裏，王安石所要闡明的是所謂以義理財，即是要把財稅收支之權，牢牢地控製在最高財政機構三司的手裏，如果不是這樣，則阡陌閭巷之人，都有可能以商貿取利致富，而與人主爭利於百姓。人主一旦失去財賦的統製權，所謂人主，也就成為空名號了。如此治天下，那是絕不能治好的。
王安石的這一思想，在其躋身於北宋統治高層以後，就更突出了。《乞製置三司條製》雲：
夫以義理天下之財，財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製，而經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製置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製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王文公文集》卷三一。
所謂輕重斂散之權，指對財賦的控製權。這就指明，以義理財，朝廷必須擁有財賦的控製權。過去由於朝廷沒有控製重要物資的往來出入，致使其落入富商大賈手裏，使朝廷財匱而用乏。現在要加大淮、浙、江、湖六路轉運使的權限，並給他們提供錢貨，以控製鹽、鐵、茶、礬等出入，從而從商人手裏收回對財賦的控製權，以歸公家所有，解決國用不足的問題。在這些地方，王安石談的都是如何“取天下之財”，而不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在王安石熙寧年間頒布的新法裏，隻有農田水利法可以算得上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但農田水利法既不是新法中的主要法規，亦未見全麵推廣實行。有學者認為農田水利法最能體現新法的精神，或者說農田水利法是新法的核心，都不是實事求是之論。王安石所謂以義理財的基本精神，乃是以政府統製財賦，達到富國，以求強兵，而與百姓無幹。
第三節 治天下在創立法製
王安石認為，法立而政立，法善而政善。“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戰國時，《荀子》載周公禮賢下士，說“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王安石認為這是無稽之談。如果真有此事，那麼周公就不值得推崇，原因很簡單，培養人才在於立法興學，而不在一一親自接見，政治當然也是這樣。“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淆。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王文公文集》卷二六《周公》。在北宋的思想家裏，王安石是異常重視創立法製的，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被後人誤會為法家。
王安石強調以法理財。他所謂以義理財，事實上與以法理財同義。他說：“夫聚天下之眾者莫如財，治天下之財者莫如法。”《王文公文集》卷七○《翰林學士除三司使》。“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後世紛紛乎？”《王文公文集》卷三四《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因此，他尖銳批評當世人士不知法度，他認為北宋王朝內憂外患日重，風俗日漸衰壞，究其原因，即在於不知法度，他說：“此其何故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如果沒有完善的法度，那是決不能治好天下的。又說：“蓋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誌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嚐不終於大亂。”《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時政書》。沒有法度，治天下就無從談起。當然，要行法度，一要人主有至誠惻怛之心，這是行法度的思想保證，二要眾建賢才，這是行法度的組織保證。
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所說的法度是指善法而不是惡法、弊法。要行法度就要變法，即變曆代因襲的惡法和弊法。故行法又以更法為前提。戰國商鞅變法時，他駁斥反對變法的甘龍說：“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商君書·更法》。李斯駁斥反對更法的淳於越說：“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世變事殊，要創立善法，必須更法，人類如果世守祖宗之法不失，豈不是至今依然停留在茹毛飲血的時代？王安石也認同此理。他在《太古》一文中說：“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製作焉以別之。……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製作於其間？必製作於其間，為太古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也，奚補於化哉？”《王文公文集》卷二八。惟有不斷變古，人類才能日進日新，如果拘於古法而不知變，以為祖宗之法世世可守，那還有什麼聖人的製作？故為政在變古，而不在複古。
針對反對派“王安石更祖宗之法”的責難，王安石提出了“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觀點。熙寧三年（1070），他在回答神宗的詢問時說：“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在王安石看來，任何朝代都不能世守祖宗之法，亦不可世守祖宗之法。前世變上世之法，今世又變前世之法，後世則變今世之法。法無不弊，法久必弊。故要與時推進，與世遷移，前朝如此，今朝亦如此。
王安石強調變法的堅定性，要不為流俗所動，不為僥幸所搖。《上皇帝萬言書》雲：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嚐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幸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幸之時，其創法立製，未嚐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製，而天下僥幸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製之艱難，而僥幸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嚐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製，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幸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幸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王文公文集》卷一。
創立法製無疑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因為凡有所創製，都是承前世法弊之後，有人反對，這是自然的事。變法必須堅定，王安石認為，這已為往聖所證明，文王是如此，孔子亦是如此，他一再提請仁宗不能惑於流俗。以後，在他參與機要時，又一再提請神宗不要惑於流俗。
王安石厭惡因循守舊，以為這是變法的最大障礙。他在《再上龔舍人書》中說：“今宋興百有餘年，民不知有兵革，四境之遠者至萬餘裏，其間可桑之野，民盡居之，可謂至大至庶矣。此誠曠世不可逢之嘉會，而賢者有為之時也。今朝廷公卿大夫，不以此時講求治具，思所以富民化俗之道，以興起太平，而一切惟務苟且，見患而後慮，見災而後救，此傳所謂‘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雲益乎’？”《王文公文集》卷二。因循守舊，在大有作為之時而不為，以至苟且求安，患生而後慮，災成而求救，那是無益於時，無補於世的。故當司馬光遣書指責王安石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招致天下怨謗時，王安石作書答道：“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曰今當一切不事，亦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王文公文集》卷八《答司馬諫議書》。他寧願變法而招天下怨謗，而不願因循守舊、苟且偷安、媚俗隨眾。
但是，畢竟顧忌者、反對者多，王安石還是打出了法先王的旗幟，法先王固然蘊涵著王安石的政治理想，但其切近的目的，首先是為了減少反對變法的阻力。當然法先王是法其意，王安石說：“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於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法先王之道，既可鉗製反對者之口，又可實現先王之道，這是事有兩利的。
要之，王安石變法，就變法的內容言，其功過是非，自當另論，而王安石這種不願因循守舊，勇於變古的變法精神，則是可嘉的、積極的。
第四節 方今之急，在於人才
王安石屢屢強調人才對理財、法度的決定作用：“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王文公文集》卷三四《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時政書》。“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大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五事書》。“夫聚天下之眾者莫如財，治天下之財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王文公文集》卷十《翰林學士除三司使》。王安石從重視理財而重視創立法度，從重視創立法度而重視人才，這是順理成章、合乎邏輯的。
在政治生活中，王安石深切地感到人才問題的迫切性。如果人才不足，雖欲革新政治，改易更張天下之事，其勢必不可能。《上皇帝萬言書》雲：
臣嚐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裏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合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得其人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王文公文集》卷一。
在這一著名的《上皇帝萬言書》中，王安石向仁宗皇帝提出把人才問題放在第一位。在他看來，沒有人才為保障，任何改革都將流於形式，甚至改革比不改革更壞，因為貪官汙吏將借改革之名以騷擾百姓。這種對人才不足的殷憂，是貫穿王安石一生的。
王安石提出了取之之道、任之之道、養之之道、教之之道的取才、用人、待士、教養的路線和方針。
所謂取之之道，是指取才之道。這主要是，在上者求賢取士，要有至誠惻怛之情，不惑流俗之明，本於鄉黨推薦而加以察試。
王安石認為，知人是困難的。“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即使是帝堯，亦沒有完全做到。困難在於，從主觀上說，有三蔽：一以為自己有權勢，人才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二以為爵祿富貴足以誘天下之士，隻有士求於己，而己可以驕天下之士；三以為天下沒有什麼人才可求。由此三蔽，就不能識天下之士。從客觀上說，“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王文公文集》卷三二《知人》。），事物具有複雜性，並不是一目了然。故問題不在有沒有人才，而在用人者要知賢求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