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北宋之冗費。
北宋政府除冗兵、冗員的巨大消耗之外，尚有許多冗雜的費用支出。如官方的各種祭祀活動，修建宮觀佛寺，各種非正常賞賜等等。北宋官方最大的祭祀活動莫過於三年一次的郊祀，郊祀之費，“景德郊費六百萬，皇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曾鞏《元豐類稿》卷三○《議經費劄子》，《曾鞏集》下冊。）。真宗崇尚符瑞，與少數近臣王欽若、丁謂等一起製造“天書”屢降的鬧劇，並大肆慶祝，隨後又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在京行五嶽奉冊禮、南謁亳州太清宮，這些活動都規模浩大，每次都要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耗費大量錢財。其中東封所費緡錢八百餘萬，西祀、上寶冊所費一百二十萬。參見《宋史》卷一七九《食貨下·會計》。與東封西祀這些迷信活動相配合，真宗還下令在各地廣修宮觀，營造無度，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下詔於京師修建昭應玉清宮，七年（1014）十月甲子，“以玉清昭應宮成，詔賜，在京五日，兩京三日，諸州一日。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日，每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長編》卷八三。此後，真宗還分別下詔於京師修建景靈宮和祥源觀、於泰山修建醴泉觀、於兗州修建景靈宮和太極觀、於亳州修建明道宮和天淨宮等，這些宮觀皆規模宏大，耗費糜廣。有宮觀必有齋醮祭祀活動，史載：“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眾，京城之內，一夕數處。”《宋史》卷一七九《食貨下·會計》。其中最為隆重的一次當屬天禧三年（1019）八月在京師舉行的道釋萬人大會，據《長編》載：天禧三年八月“己亥，大會道釋於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先是，建道場。是日，上親臨視，以藥銀鑄大錢，麵賜之”（《長編》卷九四。）。各地的齋醮活動也很多，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壬戌，朝廷“詔兗州長吏以天書降泰山日詣天貺殿建道場設醮，以其日為天貺節，令諸州皆設醮”（《長編》卷七一。）。自此，“天下設齋醮，張燕費廣”（《長編》卷九二。）。這些愚蠢的齋醮祭祀活動，每年耗費緡錢竟達七十餘萬。
由於把主要精力都用到歪門邪道上，政事廢弛，國財糜耗，因此宋真宗並沒有在太祖、太宗所開創的良好局麵下把社會發展再向前推進一步。相反，由於他的昏弱無能，宋代的國力自景德之後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仁宗嗣位後，大省齋醮。然而寶元二年（1039）宋祁在《上三冗三費疏》中仍論及祭祀浪費：“道場齋醮，無日不有，若七日，若一月，若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於蠟蔬膏麵，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記。而主者旁緣，利於欺攘，故奉行崇尚，峻於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說。”［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百一；《長編》卷一二五。這說明北宋在祭祀方麵的費用一直是較多的。
北宋官員除正常的祿賜之外，還經常得到額外的恩賞。如文武官員立有功績或得到朝廷賞識，可得到豐厚的獎勵，甚至官員的轉任、升遷、致仕以及生病、死亡等，也往往會得到額外的恩賜。清代學者趙翼對此有詳細的記載：
宋製，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此以宰執大臣也。雷有終平蜀有功，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既歿，宿負千萬，官為償之，此以功臣也。戴興為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此以藩鎮大臣也。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王化基初入為右補闕，即各賜錢三百萬，知製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禦史，賜錢三十萬。魏廷式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搏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班僅庶僚，非有殊績，亦被橫賜。甚至魏震因溫州進瑞木，作賦以獻，遂賜銀兩千兩，毋亦太濫矣。［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五《宋恩賞之厚》。
這些恩賞已讓趙翼覺得“太濫矣”，但宋朝皇帝的大方還不止於此。真宗景德四年（1007）九月庚午：
三司請令左藏庫出次色金為帶，以備賜予。上曰：“朝廷褒寵近臣，惜費豈在於此？”即詔已成者悉熔之，別用上色金造。《長編》卷六六。
宋真宗在這裏完全是一副揮金如土的敗家子做派。更離奇的是在老皇帝駕崩、新皇帝即位之時也會大肆行賞，如嘉八年（1063）三月辛未，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四月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願者，百官進官一等，服緋紫及十五年者，與改服色。優賞諸軍如乾興故事，所賞無慮一千一百萬貫、匹、兩，在京費四百萬”（《長編》卷一九八。）。同月癸未，朝廷又將仁宗遺留物賜予兩府、宗室、近臣及主兵軍官。將先帝的遺留物賜予大臣，這種莫名其妙的賞賜，連大臣們也覺得不可思議。宋代官員所得恩賞之厚、之濫於此可見一斑。正如趙翼所言：“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製之不可為法者也。”［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五《宋製祿之厚》。
三冗的直接惡果是王朝的積貧，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財政危機。《長編》載：“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長編》卷六。這說明在太祖、太宗時北宋的財政頗為富足，標誌是“上下給足，府庫羨溢”，太宗即位之後，看到左藏庫儲積甚廣，便對宰相說：“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長編》卷一九。太宗在位時，雖耗費日增，但留給真宗的家底還是不薄，據畢沅《續資治通鑒》記載，太宗“晚年嚐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六。但隨著“三冗”局麵的加重，以及“澶淵之盟”後宋朝每年向遼輸送大量“歲幣”（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加之真宗的淫祭濫祀和營造無度，使原本不薄的家底終於經不住折騰而逐漸貧弱。到了大中祥符和天禧年間，北宋財政的困難局麵就開始出現。大中祥符四年（1011）八月丙辰，三司使丁謂言：
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複諸路租賦，除免口算，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長編》卷七六。
作為經度天下財政的三司使，丁謂所言“恐有司經費不給”必有所本。但丁謂的提醒似乎並未引起不務正業的真宗的重視。到了天禧元年（1017），情況開始不妙，據《長編》載：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李迪……嚐獨對內東門，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仍歲旱蝗，上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兵複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鄙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上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長編》卷九○。
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盡管不詳，但這次上書引起了真宗的憂慮，表明問題已足夠嚴重。顯然，此時以正常的財賦收入支付國用已出現困難，隻好動用祖宗所蓄準備用於光複故土的內藏庫之財，說明財政危機已出現。至天禧五年（1021），北宋政府在錢、糧、金、絹、草等主要財賦款項上已入不敷出，其主要品類財賦的收入總計為一億四千零二十九萬八千一百（匹、石、貫、兩等），而總支出為一億六千八百零四萬四千二百（匹、石、貫、兩等），財政赤字已經出現。參見汪聖鐸《兩宋財政史》下冊《天禧五年宋朝財政各品類財賦收支情況表》，中華書局1995年7月版，第689頁。
北宋在仁宗、英宗統治時期，由於三冗局麵更加嚴峻，加之天災流行，西陲用兵，財用支出大增。仁宗慶曆七年（1047），三司使張方平上疏，詳細分析了慶曆二年（1042）至七年（1047）的財政狀況：
三司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自慶曆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以此，三司經用不贍。慶曆二年六月，聖恩特賜內藏銀一百萬兩，絹二百萬匹，仍盡放免日前所貸內庫錢帛。慶曆三年八月，又蒙恩賜內藏綢絹三百萬匹。據此銀絹六百萬匹兩，為錢一千二百萬緡支用。慶曆五年，又將江南所鑄到大銅錢一十萬，當小錢一百一十萬貫支使。及今未滿五年，相添費用已盡。乃是每年常將內藏銀絹近三百萬緡供助三司經費，仍複調發諸路錢物應付，方始得足。張方平《樂全集》卷二三《論國計出納事》，《張方平集》。
據張方平所言，慶曆二年（1042）至六年（1046），北宋政府入不敷出，三司每年缺少經費至少三百萬緡，須動用內藏庫銀絹並搜刮外州府庫錢物才能補缺。宋夏戰爭結束之後，三冗痼疾猶在，軍隊也未減多少，所以英宗即位後，財政狀況繼續惡化。治平二年（1065）的財政狀況是：
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與焉。《宋史》卷一七九《食貨誌下·會計》；《文獻通考》卷二四《國用考二》。
以此算來，此年出入差額當在一千五百七十餘萬，這就屬於惡性的財政赤字了。
到仁宗時期，三冗局麵嚴峻和西事爆發，導致中央政府財政支出大增，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中央政府對州郡財賦征調的增加。這樣一來，無疑會造成地方州郡留用經費的匱乏，造成地方財政的窘境。朱熹對此評論說：
隻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群盜橫行，破州屠縣，無論如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裏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範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介甫隻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兵缺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缺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並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朱子語類》卷一○八《論治道》。
朱熹顯然認為在仁宗時州郡就已經虛弱了，虛弱的原因正是由於朝廷的“刮刷”。所謂“刮刷”，實際上就是中央為滿足自身的需要不斷擠占地方財政份額，從而導致州郡府庫空虛，使州郡日益陷於無兵無財的境地。到英宗時，中央及地方的財政狀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惡化。可以說，國匱民困的積貧局麵是北宋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節 軍隊的渙散與戰鬥力的低下
弱與貧總是相互關聯的。北宋在經濟上既捉見肘，同時在軍事上又武功不競，在同鄰國的交戰中，北宋乃至整個宋代都是勝少敗多，不得不喪權辱國，委曲求全，令人倍感恥辱。
北宋於公元960年建國時，中國境內尚存在數個區域割據政權。本著“先易後難”的原則，宋王朝先後消滅了南方的荊湖、後蜀、南漢、南唐，並迫使福建漳、泉一帶的陳洪進和吳越的錢相繼納土歸附。太平興國四年（979）正月，太宗親征北漢，入援的遼兵被擊敗，北漢投降。至此，中國境內的漢族割據政權都被消滅了。但後晉時被“兒皇帝”石敬瑭割讓給遼國的幽雲十六州尚未收複。因太祖曾有“燕薊未複，不欲稱一統太平”《宋會要輯稿·帝係》一之三。的遺誌，故太宗在消滅北漢後立即揮師北伐，但因輕敵冒進，反遭高粱河之敗。太宗雍熙三年（986）三月，北宋再次出兵北伐，在歧溝關又慘遭失敗，北伐無功而返。隨著兩次對遼戰爭的失敗，北宋君臣的心態趨於怯懦，正如王夫之所說，太宗之大舉北伐，“驟與強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嚐之，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餒”（［清］王夫之《宋論》卷一，中華書局1964年4月版。），以致“歧溝一蹶，終宋不振”（［清］王夫之《宋論》卷二。）。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閏九月，遼軍大規模南侵，真宗在宰相寇準的迫請下，才勉強同意親征。同年十二月，宋、遼議和，規定宋每年交給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以換取和平，史稱“澶淵之盟”。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遼乘宋、夏戰事緊張之際，以向宋朝索取被後周世宗攻占的關南地區為名，並以戰爭相威脅，迫使宋朝以歲增絹十萬匹、銀十萬兩的代價修改和約。從此，宋朝以每年向遼輸送絹三十萬匹、銀二十萬兩的屈辱代價換取自欺欺人的“百年無事”（《長編》卷五八。），直至北宋末年。
在仁宗寶元二年（1039）至慶曆四年（1044）長達六年的宋、夏戰爭中，宋軍同樣也是勝少敗多。數年間雙方主要在三川口（今陝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北）、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發生大戰，皆以宋軍慘敗而告終。慶曆四年（1044）十月，宋、夏議和，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元昊對宋名義上稱臣。宋朝每年“賜”給夏國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逢節日與元昊生日另“賜”銀二萬兩、銀器兩千兩、絹帛二萬三千匹、茶一萬斤。宋、夏恢複貿易。這個結局對宋而言無疑也是屈辱的。
北宋擁有當時世界上數量最為龐大的國家軍隊，然而軍力卻如此不振，主要的原因是宋代的兵製存在嚴重缺陷。宋初承五代兵製，實行招募之製。《文獻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論述宋代兵製曰：
招募之製起於府衛之廢。蓋藉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獷悍之徒以衛良民，今招募之兵是也。……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製以隊伍，束以法令，貼貼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鬥，弱者給漕挽，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為良民之衛矣。
在這裏，史家強調的重點顯然是“收天下失職獷悍之徒”，這的確是宋代募兵製的特點。所謂“失職獷悍之徒”，主要是指離開土地的無業流民和街坊遊惰不逞之徒，這些人一旦被招募入伍便成為職業軍人，黥麵刺字，終身仰食於官，即使疾病衰老也不被淘汰。大量招收這類人入伍，加之統兵無道，缺乏訓練，勢必造成部隊的風氣不正和軍紀渙散。
蘇舜欽在《上範公參政書並諮目七事》中說：
今諸營教習固不用心，事藝豈能精練？蓋上不留意，則典軍者亦不提轄，將校得以苟且，隳弛紀律，加之等級名分，往往不肯自異，至於人員與長行交易飲博者多矣。此則約束教令豈複聽從？故出入無時，終日戲遊廛市間，以鬻伎巧繡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習以成風，縱為驕惰。若不更加嚴察，緩急何以禦寇？《蘇學士文集》卷一○，四部叢刊本。
仁宗慶曆六年（1046）十月甲戌，禦史中丞張方平上書披露：
其諸州宣毅，悉聚遊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緣光化軍軍賊竊發，朝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欲殺官吏、劫倉庫，小則謀欲殺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謀輒被告發。聞雖教閱，乃同兒戲，無益軍國，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逐樂惰遊，攪擾裏閭，侵淩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茶鹽而冒禁。……張方平《樂全集》卷二二《論地震請備寇盜事》，《張方平集》。
宣毅軍為北宋禁軍，張方平筆下的宣毅兵士，與土匪幾乎無異，北宋軍人的素質於此可見一斑。
仁宗慶曆二年（1042）五月甲寅，集賢校理歐陽修上疏曰：
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製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歐陽修全集》卷四六《準詔言事上書》，中華書局2001年3月版。
作為享受國家優厚待遇的北宋正規軍——禁軍，其戰鬥力甚至遠遠不及邊陲的鄉兵、土兵。據《長編》載，仁宗康定元年（1040）四月乙巳：
詔河北都轉運使姚仲孫、河北緣邊安撫使高誌寧，密下諸州軍添補強壯（按：此為河北鄉兵名稱）。初，知製誥王拱臣使契丹還，言見河北父老，皆雲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丁，蓋天資勇悍，鄉關之地，人自為戰，不費糧廩，坐得勁兵，宜速加招募而訓練之。故降是詔。《長編》卷一二七。
一經王拱臣指出契丹“不畏官軍”的事實，宋廷便立即下詔添補土丁，可見北宋統治者對於禁軍也是缺乏信心的。
以上所述，就是北宋軍隊麵貌的真實寫照。能指望這樣的軍隊戰必勝、攻必克嗎？能指望這樣的軍隊執幹戈以衛社稷嗎？宋代的曆史告訴我們，這隻能是一個夢想。誠然，在招募製下，軍隊的戰鬥力未必不強，如東晉謝玄鎮守廣陵時，就曾廣募徐、兗二州的流民勁勇組成一支部隊，史稱“北府兵”。“北府兵”實為招募之兵，經過嚴格訓練，這支部隊驍勇善戰、精銳無比，在著名的“淝水之戰”中，謝玄等就是靠這支部隊擊敗強敵苻堅的。但北宋的招募之兵，由於多為“遊惰不逞之民”和“失職獷悍之徒”，素質極差，隻為官給食祿，才寄居營伍，加之黥麵刺字，世人視之如同罪犯囚徒，這自然會使兵士產生自卑心理，對社會也會產生報複心態。北宋時期，來自下層軍士的兵變時有發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這種心態的表露。再加上治軍不嚴，統兵無道，致使軍紀敗壞，將惰兵疲。這樣的軍隊，必定士氣低落，常戰而常敗。故北宋的募兵養兵之製，實有不足法者。
北宋兵製的另一嚴重缺陷是將從中禦，將權委任不專。鑒於唐季、五代以來驕兵悍將的曆史教訓，宋王朝對軍隊將帥實行嚴厲的防範措施，以避免軍事強權和失控局麵的出現。宋太宗曾說過：“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長編》卷三二。宋太宗所說的“內患”，除指農民起義外，主要就是指軍隊的叛亂和造反。為杜絕內患，北宋王朝采取了一係列的防範措施。從太宗開始，統兵將帥除受樞密院牽製外，在戰場上還必須聽從皇帝的調度，按皇帝賜給的陣圖和方略指揮戰鬥，而無獨立的戰爭指揮權，並隨時受到皇帝派來的內臣監軍的牽製，這就是所謂將從中禦的禦將之道。太宗端拱二年（989）正月，知製誥田錫奏疏說：
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製勝，未見其長。《長編》卷三○。
真宗鹹平二年（999）三月，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曰：
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授鉞，鑿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製勝也。近代動相牽製，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製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長編》卷四四。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當遼軍南侵，真宗北上禦敵時，曾“內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長編》卷五八。）。此後，由於大臣們的不斷反對，賜陣圖的辦法有所改變，但將從中禦的精神並未改變，如神宗時，“手劄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裏外，上自節製”（《長編》卷三五三，元豐八年三月記事。）。統兵將帥即使掌握數萬大兵，戍守千裏，隻要“單車之使、尺紙之詔”下達，就得立刻奉命，“朝召而夕至”。範祖禹《範太史集》卷二二《轉對條上四事狀》，四部叢刊本。另外，北宋統兵將帥還常常受到皇帝派來的內臣監軍的監視，如宋初設走馬承受一職，諸路各一員，仁宗時“以三班使臣及內侍充，隸經略安撫總管司，無事歲一入奏，有邊警則不時馳驛上聞。然居是職者惡有所隸，乃潛去‘總管司’字，冀以擅權”（《文獻通考》卷六二《職官十六》。）。事實上，走馬承受雖不算正式監察官員，但由於直接對皇帝負責，成為皇帝派駐各路的耳目，頗有權勢，故時常“與帥臣抗禮，而脅製州縣，無所不至，於時頗患苦之”（徐度《卻掃編》卷中，《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四冊。）。
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朝廷又任命內侍王昭明、李若愚等為陝西沿邊諸路駐泊兵馬鈐轄，幹預邊事。這種做法引起了正直大臣的反感，諫官呂誨言：
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由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今鈐轄重寄，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借若武將中有一員內臣……則軍旅無由精銳……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凡事一切委付，庶幾閫外之權專製，則於體重矣。《長編》卷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