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千古奇冤“莫須有”
一、明升暗降解除兵權
金軍這次渡淮南侵，毫無戰果可言。按勝負來說，柘皋之戰宋勝，濠州之戰金勝，互有勝負。但柘皋之戰，南宋的主力韓、嶽部隊都未參戰，卻把金軍打得大敗，這顯示了宋軍事力量的大為增強，也顯示了金戰鬥力的下降。金軍雖然在濠州打敗了楊沂中、王德，並用計卻退韓世忠，一度重占黃連埠，但當嶽家軍進軍淮西後，兀術估量形勢，還是從渦口渡淮北歸。
“銳意敗盟，舉兵南征”的兀術，先敗於順昌，再敗於郾城，三敗於柘皋，一挫再挫，終於使他清醒地看到：金國不能以武力亡宋的現實，於是改變策略，“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大金國誌》卷二十七《開國功臣傳》。
高宗對金的“乃始講和”態度，自然是求之不得的稱心好事，不過，此時此刻就倡和議，他認為條件尚未具備。他想起紹興八年那股洶洶的反對議和的潮流，特別是武將韓世忠、嶽飛堅決主戰反和的勁頭，還曆曆在目；後來金人敗盟，諸大將抗敵打了勝仗，抗金的呼聲更高了，反和情緒更激烈。如今要議和，倘不事先設法懾服武將，必將遭到他們的反對。為此，高宗處心積慮地謀劃起來了，洞悉高宗心事的秦檜及其黨羽則緊密配合。
由秦檜推薦當上了殿中侍禦史的鄭剛中，向高宗進言說：“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為憂；中，則民庶以為憂；今，則將帥以為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初以為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為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緒安於前，故其憂亦緩和未迫。聞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洶洶如風濤爾！”左宣議郎王之道也說：“倘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猶恐自疑而至於潰敗。”其實，高宗、秦檜何用他們提醒，他們已在行動了。
首先，他們又一次掀起宣傳和議的浪潮，把議和的目的，竟說成是為了“休兵息民”，即替戍卒著想，替百姓著想。既然和議是為了休兵息民，言下之意主張抗戰豈不就是不識時務，不恤百姓、不顧士卒、不顧國家的根本了嗎？那些力主抗戰的武將，因而被高宗指責為“擁兵自重”、“希功邀寵”。嶽飛這次抗章班師，高宗就指責他是“（計）較功賞”。秦檜一方麵把自己賣國投降的醜惡行為，美化為一心為公，“了天下事”，另方麵，攻擊抗戰派將領反對和議是為了沽名釣譽，說什麼“諸公爭大名以去”。
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必然激起愛國的朝臣反駁，如張九成、喻樗、陳剛中、淩景夏、樊光遠、毛叔度等人都堅決反對和議，結果都被高宗趕出朝廷，遠貶州縣；但是，也蒙蔽了一些文官，認為武將反對議和，確是害怕“高鳥盡，良弓藏”，擔心議和成功後，朝廷會把他們漸漸忘記。因此有人提出應當選擇大臣籌劃方案，以安定諸將之心。還有些文臣，對南宋建國以來武將權力不斷增大，一變宋太祖以來重文輕武、防止藩鎮作亂的政策，本來就心懷疑忌，如張浚、趙鼎等人，在他們執政時，也曾設法限製武將的權勢擴大。高宗、秦檜這次旨在抑止武將反對和議的論調，與他們的政治見解、政治利益有某些一致之處，所以客觀上，他們也站在高宗、秦檜的一邊了。如監察禦史張戒雖不讚同屈辱求和，卻早在紹興八年四月，就對高宗說過：“諸將權太重”，要高宗稍加節製。
高宗說：“若言跋扈則無跡。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
張戒說：“然，要須有術。”
高宗得意地說：“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
張戒說：“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矣！”
高宗胸有成竹地說：“一二年間自可了！”《皇宋兩朝聖政》卷二十三《撫循偏裨以分大將權》。
一二年前，高宗要實行分散軍權的計劃還需要時間，更何況金人後來敗盟，需合兵以禦敵，步子不得不放慢一點。現在金人主動提出議和，高宗感到議和時機真正成熟了。必須立即向韓、嶽、張、劉等人收回兵權，以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這樣，既可掃除議和的障礙，又可預防將來武將們的震主之威；又可向金人表明決不北取中原的心跡。
第二步，便是走“撫循偏裨”這一著棋。巧妙地解除諸大將的兵權的具體措施，是在紹興十一年初夏，由秦檜與其心腹範同密謀商量出來的。他們向高宗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高宗自然同意。
四月中旬，在水光瀲灩的西子湖上，出現了幾隻雕花漆木、鎏金塗彩的大舟船，寬敞明亮的船艙裏，張燈結彩，大擺筵席。原來，朝廷命宰相秦檜在此主持柘皋大捷的論功行賞會，被邀到會的有韓世忠、張俊、嶽飛三大將。張俊、韓世忠因路近先到，嶽飛從鄂州到杭州路遠，遲了六七天，於四月二十二日才到。三大將隨叫隨到，沒有表示出對這次“論功行賞會”有任何猜疑的跡象，秦檜這才放了心。可是嶽飛到達杭州的當天，朝廷立即將隨嶽飛前來的參謀官朱芾調任為知鎮江府，司農卿李若虛調任知宣州。
二十三日，高宗特召範同入殿，授命範同與林待聘二人連夜起草三道“製書”。
二十四日，論功行賞典禮終於在西子湖上舉行了。慶功筵宴上，紅妝粉黛翩翩起舞，絲歌管弦悠揚婉轉，金蕉酒器頻頻斟滿，歌功頌捷鼓吹三將。宴會高潮中，秦檜突然起立，鼓樂之聲戛然而止。他宣讀了高宗三道“製書”：提升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嶽飛為樞密副使，並宣布從任命之日起“赴本院治事”，即韓世忠、張俊、嶽飛從今調入樞密府辦公，不再返回各自的宣撫司領兵。三大將當場拜受詔命。
多麼簡單！一道命令就把三員大將來個“名升實降”，解除了兵權。
三大將自然明白朝廷的用意。韓世忠任樞密使後，特地做了一條“一字巾”，上樞密院辦公時，把它裹在頭上，顯出悠閑的樣子，但出外，卻隨帶親兵衛護。漢朝的韓信臨死時說：“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鳥盡，良弓藏”，韓世忠記起了曆史的教訓，預感到前途凶險。
嶽飛呢，他敞開衣襟出入，顯得十分豪放威武，仿佛向高宗、秦檜說：“我嶽飛赤心為國，捫心無愧！”
隻有張俊，早“與檜意合，故力讚議和”。因此，他馬上上章表示願交出所帶全部人馬。高宗嘉獎他有唐朝名將郭子儀“聞命就道”的忠誠，撫諭他一定能保住功勳顯赫的地位。韓、嶽的一舉一動，亦早有人報給高宗了。高宗在給張俊獎詔中，別有用心地把貪戀職位因而受到彈劾的李光弼與郭子儀作了對比，目的是暗示韓、嶽：有功之臣處於去留之際應該明智，否則難免自取禍患。
二十七日，正式宣布罷除宣撫司，把三大將原統帥部全部解散，名義上說：“遇出師臨時取旨”，實際上切斷了三大將與原屬將士的聯係，把指揮權分散歸屬偏裨諸將。朝命中還說，各宣撫司統製官等都加“禦前軍”的銜頭，直接聽命於朝廷指揮，命令有關部門鑄新印付給統製官。不久，又提拔胡紡、吳彥章、曾慥為總領官，繼宣撫司取消後，由他們三人分別在楚州、建康、鄂州重新置司。
壓製抗金大將的第一步——解除韓、嶽軍權已經實現。事實表明罷免韓世忠、嶽飛兵權的主謀是高宗，出謀劃策的是秦檜。
然而，當時的史家卻這樣記載著：“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製，欲盡收其兵權。”《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秦檜主和》。《宋史》也這樣寫道：“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詔三大將論功行賞。”《宋史》卷三六五《嶽飛傳》。這是“為尊者諱”的傳統偏見在作祟，他們明知罪魁是高宗，卻不敢如實地反映曆史實際，把罪責一古腦兒都加在遺臭萬年的秦檜頭上。
二、挺身而出，保護韓世忠
高宗、秦檜深知：韓、嶽的兵權雖被解除了，但遠未達到控製韓、嶽部隊和壓抑抗戰派的目的。因為韓、嶽均升為樞密使、樞密副使（位在參知政事之上），名義上還是最高的軍事長官呢！尤其是他們與自己的部下將士，共患難了十多年，有著生死與共的親密關係，韓、嶽的威信又很高，他們的言談舉止對部隊都會發生深刻的影響。比如這次韓世忠拜樞密使，他部下各營中統製官奉命到朝廷來，就有一些人不服朝廷這樣的措置，甚至激烈地反對。顯然，嶽飛的部下對嶽飛也必然懷有同樣的感情。高宗要使韓、嶽部隊完全聽命於自己，為議和政策方針效力，那就必須尋找出韓世忠、嶽飛治軍不善的岔子，然後將罪狀宣布，進一步罷除他們樞密使、樞密副使的職務。這樣既可徹底割斷韓、嶽與部隊的聯係，取消他們議論朝政的權力，又可沉重地打擊抗戰派。
於是，五月十日，高宗詔命張俊、嶽飛前往楚州“按閱禦前軍馬”（楚州軍隊原係韓世忠統率）。張、嶽臨行前，由秦檜傳達了高宗旨意，明確地表示此次使命是“捃摭世忠軍事，……備反側”。所謂捃摭世忠軍事，就是搜集韓世忠的錯誤和缺點，所謂“備反側”，就是要張、嶽激起韓世忠部隊鬧事。張俊領會了高宗的用意，而且以後也執行了。嶽飛自然領會了，但當麵就反駁說：“世忠有幸，沐皇恩高升為樞府大臣，既如此，楚州之軍便是朝廷之軍。”
嶽飛的語氣雖然委婉，但含意很明確：即使以後楚州軍隊出事，韓世忠也沒有責任，誰也不能尋著他，因為楚州軍隊已屬朝廷直接指揮了。
陰險毒辣的秦檜，聽了嶽飛剛直不阿的回答，恨得暗暗咬牙。
楚州“按軍”是高宗下達的詔命，韓世忠作為樞密大臣不僅知道，也會猜測到朝廷的真正用意。詔命張俊、嶽飛前往，還能起到離間韓、嶽的作用。這個分化瓦解抗戰派的手法，可謂毒矣。為了掩蓋二樞使“楚州之行”的真實意圖，高宗親自對眾大臣宣諭意旨，說：
士大夫言恢複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複。此用兵之序也。（《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四〇，紹興十一年五月壬子條。
嶽飛、韓世忠等抗戰派對高宗這篇“務實”的用兵“高”論，僅付之一笑，而沒有看出這番話的別有用心。他們怎能想到就是這個高宗，日後居然會拿破壞抗金、懼敵退保的罪名向他們開刀？！
張俊和嶽飛一道出發了。
嶽飛在諸大將中，是年紀最輕的一個，他比張俊小十七歲，比韓世忠小十四歲。嶽飛從卒伍、小校提拔起來，屢立大功，隻十幾年工夫，位至將相，與張、韓平起平坐。張、韓為此心中不平。但嶽飛並不因功自大，恣意驕橫，而是謙虛、尊重長輩和以往的上司。他經常寫信向韓、張問候，並向他們贈樓船，表示敬意。韓世忠對嶽飛的抗金立場、治軍嚴肅，本來是欽佩的，在嶽飛主動搞好關係的努力下，一度妒功的嫌隙就很快地消除了。韓、嶽從此互相敬慕，互相尊重，在對方危急的時候，也能不同程度地相互支援，結下了深厚情誼。可是，器量狹小、妒功忌賢的張俊，對嶽飛團結抗金的願望和舉動，不但不加理睬，反而益加猜忌。高宗對韓、張、嶽三人的相互關係不可能不知道，正因如此，他就利用矛盾，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
運河的流水，把張、嶽乘坐的樓船送到鎮江。他倆在鎮江府大教場上檢閱了韓家軍的一部分人馬。韓家軍陣容整齊、操練有方，嶽飛看了，頗為稱讚。張俊找不出岔子，默默無言。待到檢閱完畢，張俊對嶽飛卻說了一句與檢閱毫無關係的話，他說：“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鄂國金佗編校注》卷八《行實編年》卷五（紹興十一年）。）嶽飛聽了大吃一驚，沉默了好一會，下定了寧可得罪張俊、不可破壞抗金陣線的決心，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不可！今國家惟自家三四輩以圖恢複。萬一官家複使之典軍，吾曹將何顏以見之？”（《鄂國金佗編校注》卷二三《山陽辨》。
張俊認為朝廷的意旨，要他倆分掌韓世忠的軍隊，而現在卻遭到了嶽飛大義凜然的駁斥，不禁惱羞成怒。
他倆離開鎮江，到達淮河邊的楚州城。楚州依傍大運河，襟帶淮河，既是北伐的前哨基地，也是邊防的戰略要塞。楚州，是金人望而生畏的英雄城池。趙立曾率領全城一萬軍民固守，使金軍不能越過楚州一步。韓世忠在這裏設宣撫司治所後，把破敗的城牆重新修葺，更使楚州巍然屹立。
嶽飛與張俊上城樓環視城防，檢查了軍糧、武器輜重等儲備情況。使嶽飛驚歎的是：韓世忠在這個不大的城中，竟積蓄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嶽飛還看了韓世忠部隊編製簿籍，士兵不過三萬，卻能攻能守，從而更加敬佩韓世忠。
張俊視察後，顯出很不滿的樣子，對嶽飛說：
“當修城守！”
嶽飛知道張俊此話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沉默不語。張俊等了好久，不見嶽飛回答，又接連問了幾遍。這時，嶽飛忍無可忍，昂頭說道：“吾曹蒙國家厚恩，當相與戮力複中原，若今為退保計，何以激勵將士？”（《鄂國金佗編校注》卷二三《山陽辨》。）
嶽飛的話，一針見血地戳破了張俊背後整人的詭計，擊中了張俊畏敵讚和的要害。張俊頓時怒形於色，但又無從發泄。於是轉向城樓上的兩個哨兵尋事，硬要把他們斬殺。嶽飛懇救四次，張俊越發大怒，竟揮劍削掉了兩個士兵的腦袋。
張俊看到嶽飛不但不讚同陷害韓世忠，而且處處保護著韓世忠，對嶽飛更加惱火，決定自己單獨去整韓世忠，並盤算如何打擊嶽飛。
幾天以後，新提升的淮東軍總領官胡紡向朝廷呈送了一份密告，內容是：韓世忠部下耿著，曾說“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之軍；本來無事，卻是生事。”秦檜接到密告後，立即將耿著捆縛送大理寺下獄，目的不言而喻，是要陷害韓世忠。
嶽飛得知後，歎息道：“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於是，嶽飛不顧自身安危，急忙派人給韓世忠送信。韓世忠覽信後，十分驚恐，立即上朝求見高宗，伏地剖明心跡。在苗、劉兵變時，韓世忠曾保過高宗的駕，高宗對韓世忠是有一定舊情的，加之嶽飛拯救及時，“耿著案件”總算沒有滋蔓牽連。高宗、秦檜僅將耿著以“妄言”定罪，流放了事。
企圖陷害韓世忠的陰謀，一而再地被丹丹忠心、錚錚鐵骨的嶽飛所揭穿，從而保全了韓世忠；可是，嶽飛卻成了高宗、秦檜、張俊的眼中釘。
張俊恨透了嶽飛，他一回到杭州，竟無中生有誣蔑“嶽飛倡議放棄山陽（楚州），企圖退兵保守長江”。
一夥串連好的醜類，立即響應，掀起了殘害忠良的逆風惡浪。秦檜一邊對所謂嶽飛“放棄山陽”、“退保長江”的言論，表示憤慨！一邊指使黨羽右諫議大夫萬俟彈劾嶽飛。
萬俟在宋徽宗時，當過樞密院編修官。南渡後，由鼎州知府程昌宇推薦，曾任沅州代理州事，後來又任湖北轉運判官，當時，嶽飛在兩湖任職，他與嶽飛接觸頗多。但嶽飛知道萬俟為人奸邪，對他頗為冷淡，萬俟因此懷恨在心。由於他善於鑽營，阿諛奉承秦檜，入朝當上了監察禦史，又升為禦史台長——禦史中丞。現在，秦檜指使他彈劾嶽飛，正好給了他報複嶽飛的機會。
七月十六日，萬俟首先發難，他竭盡誣蔑之能事，胡說嶽飛“誌滿意得”，“日以頹惰”，還按照張俊的口徑，給嶽飛捏造了援淮西“稽違詔旨，不以時發”；此次楚州之行宣稱“山陽不可守”，有意“沮喪士氣”，這兩條大罪狀。要求朝廷罷嶽飛樞密副使的職務。
誰能相信一貫堅決要求北伐中原的嶽飛會有這些言談和舉動呢？即使是主和派中稍有一點頭腦的人，也不會相信。至於高宗，他是一向把嶽飛當做和議的阻力、退保的障礙看待的，當然更不會真的相信。但是，就在萬俟彈劾的奏章送上的第二天，高宗竟急不可待地搶先說話了：
“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嶽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眾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矣？”（《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四一，紹興十一年七月癸醜。
嶽飛援淮西主動積極，並提出戰略方案，本來有案可查，高宗故意避而不談，任憑萬俟恣意誣蔑；至於高宗所說楚州之重要，雖係事實，但張俊在巡視楚州之後，將駐守楚州的韓世忠軍隊撤回鎮江，退保長江，高宗為何不加斥責或追究，而對嶽飛的所謂“棄守山陽”的話卻看得如此嚴重？更何況，嶽飛到底有沒有講過這番話，本當召嶽飛與張俊對質，或者向楚州將領作調查，為什麼未經核實，就咬定嶽飛講了這番話呢？這隻能說明高宗欲加嶽飛罪名，已到了“何患無辭”的地步了。他搶先講話的目的就是不準朝臣為嶽飛分辯。但是，以至尊之威可以壓住一時的公論，卻遮不住鐵的事實。南宋後期的著名史家李心傳就曾指出：“飛自楚（州）歸，（高宗）乃令萬俟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四一，紹興十一年七月癸醜。）
三、橫遭罷官
高宗親自出場肆意誣蔑嶽飛的第二天，劉也被剝奪了兵權，調任知荊南府。
劉這個曾在順昌大破金軍的抗金名將，已使金人喪膽。以後凡望見劉部隊的旗幟，金兵就驚呼：“此順昌旗幟也！”趕快退走。這樣一位抗金名將，卻成了張俊、楊沂中的眼中釘。張俊甚至在前線派出軍士縱火打劫劉軍，陰謀未遂，反被劉捉到了十六人梟首示眾。秦檜在順昌之戰中就想葬送劉軍，其仇視劉的程度可想而知。如今，劉終於被投降派罷去軍職了。嶽飛感到國事日危，為了抗金前途，他顧不得身家安危，挺身而出，上疏“請留掌兵”，但高宗“不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