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禦史台長（禦史中丞）的秦檜，經“同僚合辭力請”，不得已，在馬伸起草的《議狀》書上簽了名。（〔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卷二《靖康議狀乃馬伸之文》。）盡管此時秦檜站在反對立張邦昌一邊，但他心中已有幾分怯，憂慮馬伸起草的《議狀》措辭過於激烈，恐遭殺頭之禍，於是又以個人身份單獨上狀，以表示他簽字其上的《議狀》並非全出自本意。秦檜進狀是這樣寫的：
張邦昌在上皇時，執政日久，伐燕敗盟之計，皆所預知。今若冊立，恐元師府大兵解嚴之後，奸雄竊發，禍及無辜，將不稱元帥吊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帥推天地之心，以生靈為念，於趙氏中推擇其不預前日背盟之議者，俾為藩臣，則奸雄無因而起，元帥好生之德，通於天地。《宋史·秦檜傳》所載秦檜簽名的《議狀》，據王曾瑜考證，此屬出自秦家的宋本，接近馬伸所起草的《議狀》，且為秦檜粉飾。上引秦檜進狀，乃金方傳本，出自《大金吊伐錄》下。詳參王曾瑜《荒淫無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頁。
此狀，囁囁嚅嚅，毫無鋒芒可言，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是小心翼翼，唯恐得罪金人。金軍元帥對北宋亡國之臣拂逆不從的行動，十分震怒，秦檜未能脫免，被金軍擄走北去，隨行的還有王氏及其家奴硯童、婢興兒等。《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二，建炎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秦檜本性是貪生怕死的軟骨頭，成為囚徒之後，很快暴露無遺。同時被擄的宋文官中，守節不屈的不在少數。張叔夜在途中自殺，何（栗）、孫傅、陳過庭、司馬樸等，都未屈服於金軍的淫威。秦檜對主子則擺出了一副搖尾乞憐的姿態。他通過一些渠道向撻懶賄賂重禮，以博得撻懶好感。又幫助徽宗潤色致粘罕與約和議的信，乞求允許趙佶派專人去南宋勸說嗣子（趙構）不要“妄有交構，遂重獲罪於大國”，一句話，要南宋投降，不要進行抗金鬥爭，否則“禍皆自取，悔將何及！”（《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六，建炎二年六月末記事附注。
世傳秦檜在金國，已倡和議，大致指此。秦檜借重撻懶，將此書轉交粘罕。金軍元帥未予理睬。然而秦檜一變原來主張對金強硬的態度，為向金投降議和，已經向主子表示得明明白白。後來，金太宗將秦檜賜給其弟撻懶充當任用（執事）。不久，又升為參謀軍事、隨軍轉運使。（《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條。同是淪落階下囚，盡節而死的，有之；縲絏之中，不見天日的，有之；而秦檜，則自階下囚陡升為座上客。
建炎四年（1130）秋，撻懶率軍從山東進攻淮南，秦檜被命為隨軍轉運使，同行。金軍攻打楚州，泗楚州鎮撫使趙立領兵數千，頑強抵抗，金軍久攻不下。撻懶命秦檜起草一篇檄文，勸楚州軍投降，向城中散發。秦檜在撻懶軍中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見一斑。十月二十五日，楚州被金軍攻陷；同在這一天，秦檜與王氏、家奴、婢女一同“逃歸”南宋境內漣水軍（今江蘇漣水）丁水寨。為水寨巡邏人員所獲，捆綁起來準備殺掉。秦檜急忙聲辯：“我禦史中丞秦檜也！”水寨兵都是村民，根本不懂什麼禦史中丞，也沒有聽說過秦檜之名，都把他當作奸細，加以淩辱。秦檜急了，哀求說：“你們這裏有沒有秀才？秀才一定知道我姓名。”寨兵找到一個賣酒的王秀才，此人叫安道，對秦檜素不相識，但他佯裝認識。寨兵信以為真，不但沒有殺，反而以禮相待。《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二，建炎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次日，送交水寨頭目丁。丁遣舟船，令王秀才、馮由義陪伴，從漣水軍航海一直送至行在所越州（今浙江紹興）。（《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條。
秦檜攜全家及大量錢帛從金國安全歸來，士民都很驚訝。秦檜聲稱自己在楚州殺掉金朝的監視人員，奪舟而來。但是，輿論認為疑點很多，一是與秦檜同時被拘執的有何栗、孫傅、司馬樸，此三人均不得歸，為何秦檜能獨自南歸？二是自金中京至燕京遠隔千裏，自燕京至楚州相距二千五百裏，漫漫長途，豈能平平安安地渡河、泛海，不受盤查？三是金人倘無縱放秦檜歸宋之意，隻令隨軍任用、隨軍轉運使，其家屬必為人質，豈可伴秦檜同行？四是如秦檜所言，殺金監軍奪舟而歸，那情況是萬分緊急的，一人逃命已難，全家逃跑則更為不易，如何還能攜帶豐厚的財物行裝？秦檜的說法破綻百出，他的來曆極為可疑。故軍中諸將都說：“兩軍相距，豈全家厚載造朝，必大金使來陰壞朝廷。”（《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條附錄，《宋史》卷四七三《奸臣》三《秦檜傳》。）
當時朝廷中，宰相範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秦檜關係好，“盡破群疑，力薦其忠”（《宋史》卷四七三《奸臣》三《秦檜傳》。）十一月，高宗令秦檜先見過宰執（宰相、副相及樞密院長官）。次日，高宗引見，秦檜倡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建言對金“講和”。同時，秦檜將早已準備好的、代高宗起草的、向左監軍撻懶乞降的《國書》，當麵呈交給高宗。
秦檜通過暗示與金軍事首腦撻懶特殊親近的關係，向宋高宗傳遞了他是個能夠擔當起進行投降交易的掮客。高宗與秦檜一拍即合。事後，高宗喜不自勝地對大臣說：
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後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宋史》卷四七三《奸臣》三《秦檜傳》。
南宋政權初建，宋高宗屢遣使赴金求和，但還是使用二手，“且守且和”，沒有放棄抗金鬥爭。“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宋史》卷四七三《奸臣》三《秦檜傳》。
在具體做法上，宋高宗雖然未能采納秦檜提出的由皇帝親自向金左監軍撻懶致送國書，感到太丟份兒，但在根本上，高宗不但讚同秦檜“解仇議和”的建議，而且作為國策定了下來。因此，名義上不稱國書，而是變通手法，通過大將劉光世向撻懶通書致意，試探秦檜建策議和，撻懶將會有什麼反應。高宗向大將劉光世下達手詔，交代如何辦理向撻懶致書事宜：
前禦史中丞秦檜，近自撻懶郎君寨中脫身來歸，所得情實及虜中事宜，皆可質據。今令宰執與檜商量，撰成書一通，錄一付卿。卿可依此修寫，作書五本，自以卿意，十餘日間，累遣五輩，令住通達。彼若審見利害之實，肯以師還，不複侵略，庶幾粗獲休息。（〔宋〕劉光世《王劉公家傳》卷三。）
劉光世當然照辦，撻懶未予理睬。
秦檜見過高宗三個月，紹興元年二月，從禮部尚書，升為參知政事（副相）。當了副相的秦檜，又覬覦著宰相之位。他通過陰謀手段，擠逐宰相範宗尹。七月，範宗尹罷相，相位空虛。秦檜揚言：“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同僚問他：“為什麼不說？”秦檜恬不知恥地說：“今無相，不可行也。”此事傳入高宗耳朵，高宗問及二策，秦檜要官的嘴臉毫不掩飾：“陛下若用臣為相，有聳動天下事。”高宗期望秦檜做出轟動天下的大事來，遂命為右相，秦檜任相後，向高宗所獻的二策是：
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信；一則糾率山東、河北散群之人，願歸鄉土者，差官管押前去。（〔宋〕綦崇禮《北海集》卷七《秦檜罷相製》。）
其實，還是“南自南、北自北”老調重彈。秦檜特別強調此“策”，是有深意的。其後金遣使李永燾、王詡等來南宋“議七事”，第一事則“盡取北人”，與檜所倡二策相合。可見，秦檜在南宋政府中，完全是秉承主子金國統治者意旨行事的。《鄂國金佗續編校注》卷二〇《章尚書穎經進鄂王傳》。
秦檜任相後，效忠主子，力行“南自南、北自北”的賣國政策。尚書宇文虛中在金朝廷中當官，其家屬在福建，秦檜強令送往金國。虛中之子師爰苦苦哀求免行，秦檜不同意，結果被驅往金國，結果，“舉室皆滅於虜”。有記載可查的，臣僚之家，還有鄭著、趙彬、楊憲等三十家也被驅往金國，“悲號之聲，感到道路”（《鄂國金佗續編校注》卷二〇《章尚書穎經進鄂王傳》。）。
推行“南自南、北自北”的政策，後果是十分嚴重，完全是出賣南宋利益的賣國行徑。它所包含的內容是：凡是原籍在河東、河北、山東、陝西等地的官僚豪紳、士兵百姓，一律要返歸金統治下的轄境；凡是原籍在中原的，則返歸偽齊境內。其要害之處是：首先，要使南宋王朝自動解除武裝。南宋官軍絕大多數來自北方上述地區，他們體格魁梧、勇敢善戰，要把他們遣散，南宋官軍不是瓦解了嗎？其次，禁止華北、中原和西北地區居民再投奔南宋。其三，承認金、偽齊所占領之地，不能再提“恢複故疆”的口號了。《嶽飛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頁。
秦檜雖起勁地為主子金國統治者效勞，但一時卻不能得到金國最高統治者青睞，他們內部對宋和戰政策尚未取得一致。秦檜提出的對策也未能符合他們的貪婪胃口。在南宋這一邊，秦檜的聳動二策，更是不得人心。朝野上下，收複失地、迎還“二聖”、報仇雪恥的呼聲，仍然很高。特別是高宗，本來指望秦檜在減輕對南宋政權威脅方麵有所作為，可是入相一年，毫無“政績”可言，他也十分不滿地發牢騷：
秦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是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五七，紹興二年八月甲寅條。
高宗因此罷了秦檜相職。所降罷秦檜相職製書寫道：
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成謨，首建時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憎，豈實汝心，殆為眾誤。顧竊弄權柄，慮或長於奸朋。（《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五七，紹興二年八月甲寅條。）
同時，高宗宣諭朝廷“秦檜終不複用”，仍榜示於朝堂。
高宗罷秦檜相職，反映了他矛盾的心理，既要投降求和，又要保存南宋小朝廷，得以生存。投降求和不成，麵對金統治者非要滅亡南宋不可的圖謀，他也不放棄用武力與之抗衡，再等待議和時機。秦檜罷相後，呂頤浩、朱勝非複相，他們都主張對金和偽齊用兵，並建議派遣諸大帥分屯於淮南等路，各據要害，籌劃北伐。這正和嶽飛時刻不忘收複故土、迎還“二聖”的想法是一致的。
總之，宋金軍事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後，宋金戰爭出現了新的形勢，攻戰與議和相同，金軍南侵勢頭已被遏製，而南宋已有餘力“安內”，轉而攘外，經營北伐。
二、討伐軍賊遊寇
（一）擊潰馬進、張用
以宋高宗為首的南宋政府，在戰爭形勢稍為緩和的情況下，便把主要精力轉到“安內”上去了。所謂安內，即剿平境內的兵匪遊寇。
在金軍南侵，宋軍潰逃，朝廷接連南遷的過程中，前線各地的潰兵有不少成了遊寇。他們趁朝廷自顧不暇的時機，到處流竄肆意搶掠，給戰亂不止的社會製造著新的災難。高宗曾采納範宗尹的羈縻之計，劃出數郡，開藩封疆，給潰軍遊寇首領封官提職。像李成，封他為舒、蘄、光、黃鎮撫使，孔彥舟也封過蘄、黃鎮撫使，但他們照樣四處竄擾殺掠。江西、湖南、湖北一帶，成了兵匪橫行的天下。金人一來，他們聞風而逃，所經州縣洗劫一空；金人走了，立即霸占地盤，稱王稱霸。監察禦史韓璜，曾把慘不忍睹的景象上報朝廷：
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破殘，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來到，而潰敗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叛），不絕如絲。（《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四十一，紹興元年正月癸亥條。
韓璜擔心“民叛”，不是過慮。人民無路可走，湖南、江西農民紛紛起義。建炎四年二月，鼎州（湖南常德）鍾相起義，就是直接反抗叛匪孔彥舟而組織起來的。
無論從抗金的需要，還是從鞏固南宋政權考慮，都必須割除遊寇這一“腫瘤”。
建炎四年十二月，朝廷任命張俊為江淮招討使，派他去負責討伐流竄於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李成、張用、曹成等遊寇。
李成在安徽滁州曾被嶽飛打敗，後趁金軍南侵，自號“李天王”，“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數使其徒多為文書、符讖，以為幻惑，聲撼中外，朝廷患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四，紹興元年正月十一日條。）。當時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池州的呂頤浩，打算在池州（安徽貴池）設治所，李成馬上派驍將馬進圍攻池州上遊的江州（九江市）。江州被圍三個月，江東大帥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師來救，均被馬進擊敗，官軍不能近城。城中守軍糧盡援絕，知州姚舜明、統製劉紹先棄城而逃。馬進攻陷江州後大肆殺掠。李成遂入江州坐鎮。呂頤浩毫無辦法，隻得駐軍饒州（江西鄱陽）。朝廷為之震動。知樞密院事李回竟提出要高宗親征。高宗表示：“朕決須親征，但（等）敵騎稍北。”（〔宋〕熊克《中興小紀》卷九。）可見，李成作亂，已成為南宋政府心腹之患。李成攻陷江州後，又派馬進攻打洪州（今江西南昌）。
高宗詔命張俊去討平李成，並用威脅性的口吻說：“今日諸將，獨汝無功。”張俊恐懼地受命而退。張俊自料憑本部軍討李成“必不可勝”，其他諸將中，唯有嶽飛“謀勇”兼備，於是上書請派遣通泰鎮撫使嶽飛同往。紹興元年（1131）正月十日，嶽飛受詔命歸張俊節製，征討李成。十一日，嶽飛從江陰出發，十五日即到宜興，經徽州（安徽歙縣）直奔饒州，與張俊會合後，向洪州進發。《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四，紹興元年正月十一日條。
從宜興入徽州至鄱陽，這一條行軍路線，正好穿越在連綿起伏的天目山、黃山、懷玉山之間。時值二月，江南春早，望不盡的蒼鬆翠竹，聽不斷的山澗流水聲潺潺，鳥語花香使人沉醉，巍峨群山又令人胸襟開闊。愛國情深的嶽將軍，為壯麗的山河所吸引，途經祁門（安徽祁門縣）西麵三十餘裏的東鬆寺時，抑製不住內心情感的奔放，揮筆在東鬆寺壁上題詞：
餘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裏，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鬆。”遂邀後軍王團練並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淩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甍，勝景瀟灑，實為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複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嶽飛題。《鄂國金佗編校注》卷一九《東鬆寺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