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家鄉很窮。我住的生產隊，二百多號人，隻有三間公屋，一間裝糧種，兩間栓耕牛。有一年的一場暴雨後，公屋的前牆就不守了規矩，裂了，縫隙很大，要倒的樣子。隊裏群眾都想再蓋幾間新的，可太窮，蓋不起。那時，隊裏的一個男勞力一天掙10個工分，1個工分值2分錢，價值是可想而知的。公屋出現裂縫，群眾著急，隊長趙保山更著急。他滿眼血絲，一臉愁容，沒幾天，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字，一下子就讓焦慮給揉成了一個苦臉的核桃樣。他一連幾天不聲不響，也不再到田間幹活，焦灼的腳步一個勁地往堰南的斷橋上邁著。到最後，他便決定：隊裏所有男勞力，每人發兩斤大米，飽吃一頓，然後去斷橋上抬那根又粗又長的石條。
石條抬回後，群眾才知道隊長的意圖，就齊心協力地把石條給豎了起來，一小半深埋地下，一大半貼著公屋的前牆而立，頂端撐著房屋的脊梁。從此，公屋就安分守己，再沒了倒的念頭。群眾皆大歡喜，都誇自己這位不愛說話的隊長有點子。
趙保山長得憨像，言語寡，脾氣倔，麵部冷冷的，整天不會笑的樣子，很能鎮人，但心眼很好，誰有難他拉一把，誰有事他幫你辦，從不拿架子，說空話。不論大事小事，也不論大人孩子，隻要找他，他都認認真真地給你辦。辦好了，也就辦好了，從不要求報答什麼，用現在的一句時髦話說，就是隻求付出，不求回報。他同情弱者。隊裏有一戶沒兒沒女的老人吃水挑不動了，他挑水時總是先給這戶老人挑一擔然後再挑自己的。寡婦張大嫂領著兩個孩子和一個老人過日子，生活十分艱難。一次他聽說張大嫂一家十多天沒米吃了，盡靠槐花和野菜度日，兩個孩子已經在外討飯了，老人也餓得爬不起來。他趕緊與家裏人商量，把自己已不多的糧食先拿出一部分來送給張大嫂，然後又挨家挨戶地給張大嫂籌集糧食。有一次我給隊裏放牛，因力氣小，強不過牛嘴，牛就肆無忌憚地貪吃了臨隊的莊稼，我嚇得大哭，卻哭來了臨隊的社員，把牛給牽走了，讓家裏大人去牽。家裏大人去了卻牽不回來，要賠償。大人就對我出氣，前後左右地攆著我打。好在隊長來了，批評了我家大人，然後自己去臨隊裏把牛給牽回來了。他在隊裏威望很高，人人都很佩服他，敬重他，從不對他稱名道姓。老年人稱他“俺隊長”，晚輩人都叫他“大叔”，“二伯”的。誰家有了矛盾，吵嘴打架鬧得不可開交了，最後總要找他去評斷。怪得很，他一去也就那麼三言兩語的，便給解決了。我們孩子在一起玩耍時常常為某一件事爭論不休，一方到了理屈詞窮眼看要輸的地步，便忙抬出“這是俺趙伯說的”，或“這是俺趙叔說的”，就馬上轉敗為勝，一語定乾坤。
“文化大革命”中，兩派武鬥，打得很厲害。“井岡山”一派的小頭目來找趙保山，叫他帶領全村的群眾加入“井岡山”一派；“良師”一派的小頭目也來找趙保山，讓他帶領全村的老少爺們加入“良師”一派。可趙保山哪一派也不參加。他說：“俺隊的社員（那時把群眾叫社員）隻會種地，不會打架。”結果大隊革委會的兩派頭頭不謀而合地把他的隊長給撤了。撤了也就撤了，他不氣不惱，該怎麼幹還怎麼幹。群眾誰家沒糧了，他還是幫助誰家借糧；誰家沒柴了，他還是幫助誰家找柴；就連誰家的雞丟了，他也努力地幫助去找。人們還像以前那樣尊重他、愛戴他，不管家裏有什麼大小事都去找他評判。“文化大革命”的武鬥結束後，上麵派來了工作阻，了解到生產隊的情況後，又讓趙保山當了隊長。讓他當，他就當，也不嫌虛推讓，更沒個架子。那個時期的會多，一開會，趙保山就端著一個凳子往公屋石柱跟前一放，背靠石柱，兩手往袖筒裏一抄，閉著眼睛打瞌睡。講話的人看他這副樣子就來了氣，猛叫一聲他的名字，他卻不驚不動，眼也不睜，漫不經心地說：“聽著呢。”氣得講話的人都沒了脾氣。工作組的人員輪流把國際國內、黨內黨外、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大好形勢講了一遍後，就讓他講。他頓了半天，說：“我想說的，你們給說了；我沒想說的，你們也給說了，我還說啥呢？確實沒啥可說了。就這樣吧。”一次逼急了，他幹脆說：“我是個大老粗，實在講不好話的，你們就不要捉我這隻老公雞下蛋了。”為了證實自己說的是實話，就衝著身旁的婦女隊長說，“不信？你們問她，我粗不粗她知道，她最了解我。”沒想到一句無意的大實話卻鬧成了天大的笑話，很快便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差點出了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