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上，我沒有積極的主張與建議。這大概是多數諷刺文字的弱點，不過好的諷刺文字是能一刀見血，指出人間的毛病的：雖然缺乏對思想的領導，究竟能找出病根，而使熱心治病的人知道該下什麼藥。我呢，既不能有積極的領導，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所以隻有諷刺的弱點，而沒得到它的正當效用。我所思慮的就是普通一般人所思慮的，本用不著我說，因為大家都知道。眼前的壞現象是我最關切的；為什麼有這種惡劣現象呢？我回答不出。跟一般人相同，我拿“人心不古”——雖然沒用這四個字——來敷衍。這隻是對人與事的一種惋惜，一種規勸；惋惜與規勸，是“陰騭文”的正當效用——其效用等於說廢話。這連諷刺也夠不上了。似是而非的主張，即使無補於事，也還能顯出點諷刺家的聰明。我老老實實的談常識，而美其名為諷刺，未免太荒唐了。把諷刺改為說教，越說便越膩得慌；敢去說教的人不是絕頂聰明的，便是傻瓜。我知道我不是頂聰明，也不肯承認是地道傻瓜；不過我既寫了《貓城記》，也就沒法不叫自己傻瓜了。
自然，我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不高明的東西也有些外來的原因。頭一個就是對國事的失望，軍事與外交種種的失敗，使一個有些感情而沒有多大見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憤恨而失望。失望之後，這樣的人想規勸，而規勸總是婦人之仁的。一個完全沒有思想的人，能在糞堆上找到糧食；一個真有思想的人根本不將就這堆糞。隻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維持這堆糞而去勸告蒼蠅：“這兒不衛生！”我吃了虧，因為任著外來的刺激去支配我的“心”，而一時忘了我還有塊“腦子”。我居然去勸告蒼蠅了！
不錯，一個沒有什麼思想的人，滿能寫出很不錯的文章來；文學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可是，這樣的專家，得有極大的寫實本領，或是極大的情緒感訴能力。前者能將浮麵的觀感詳實的寫下來，雖然不像顯微鏡那麼厲害，到底不失為好好的一麵玻璃鏡，映出個真的世界。後者能將普通的感觸，強有力的道出，使人感動。可是我呢，我是寫了篇諷刺。諷刺必須高超，而我不高超。諷刺要冷靜，於是我不能大吹大擂，而扭扭捏捏。既未能懸起一麵鏡子，又不能向人心擲去炸彈，這就很可憐了。
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其實也還不錯。諷刺與幽默雖然是不同的心態，可是都得有點聰明。運用這點聰明，即使不能高明，究竟能見出些性靈，至少是在文字上。我故意的禁止幽默，於是《貓城記》就一無可取了。《大明湖》失敗在前，《貓城記》緊跟著又來了個第二次。朋友們常常勸我不要幽默了，我感謝，我也知道自己常因幽默而流於討厭。可是經過這兩次的失敗，我才明白一條狗很難變成一隻貓。我有時候很想努力改過，偶爾也能因努力而寫出篇鄭重、有點模樣的東西。但是這種東西總缺乏自然的情趣，像描眉擦粉的小腳娘。讓我信口開河，我的討厭是無可否認的，可是我的天真可愛處也在裏邊，Aristophanes（阿裏斯多芬）的撒野正自不可及；我不想高攀，但也不必因謙虛而抹殺事實。
自然，這兩篇東西——《大明湖》與《貓城記》——也並非對我全無好處：它們給我以練習的機會，練習怎樣老老實實的寫述，怎樣瞪著眼說謊而說得怪起勁。雖然它們的本身是失敗了，可是經過一番失敗總多少增長些經驗。
《貓城記》的體裁，不用說，是諷刺文章最容易用而曾經被文人們用熟了的。用個貓或人去冒險或遊曆，看見什麼寫什麼就好了。冒險者到月球上去，或到地獄裏去，都沒什麼關係。他是個批評家，也許是個傷感的1931年齊魯大學文學研究會會員合影，第二排右2為老舍新聞記者。《貓城記》的探險者分明是後一流的，他不善於批評，而有不少浮淺的感慨；他的報告於是顯著像赴宴而沒吃飽的老太婆那樣回到家中瞎嘮叨。
我早就知道這個體裁。說也可笑，我所以必用貓城，而不用狗城者，倒完全出於一件家庭間的小事實——我剛剛抱來個黃白花的小貓。威爾思的Thefirstman in themoon《（月亮上的第一個人》），把月亮上的社會生活與螞蟻的分工合作相較，顯然是有意的指出人類文明的另一途徑。我的貓人之所以為貓人卻出於偶然。設若那天我是抱來一隻兔，大概貓人就變成兔人了；雖然貓人與兔人必是同樣糟糕的。
貓人的糟糕是無可否認的。我之揭露他們的壞處原是出於愛他們也是無可否認的。可惜我沒給他們想出辦法來。我也糟糕！可是，我必須說出來：即使我給貓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們一定會把這個主意弄成個五光十色的大笑話；貓人的糊塗與聰明是相等的。我愛他們，慚愧！我到底隻能諷刺他們了！況且呢，我和貓人相處了那麼些日子，我深知道我若是直言無隱的攻擊他們，而後再給他們出好主意，他們很會把我偷偷地弄死。我的怯懦正足以暗示出貓人的勇敢，何等的勇敢！算了吧，不必再說什麼了！
五、《離婚》
也許這是個常有的經驗吧：一個寫家把他久想寫的文章撂在心裏，撂著，甚至於撂一輩子，而他所寫出的那些便是偶然想到的。有好幾個故事在我心裏已存放了六七年，而始終沒能寫出來；我一點也不曉得它們有沒有能夠出世的那一天。反之，我臨時想到的倒多半在白紙上落了黑字。在寫《離婚》以前，心中並沒有過任何可以發展到這樣一個故事的“心核”，它幾乎是忽然來到而馬上成了個“樣兒”的。在事前，我本來沒打算寫個長篇，當然用不著去想什麼。邀我寫個長篇與我臨陣磨刀去想主意正是同樣的倉促。是這麼回事：《貓城記》在《現代》雜誌登完，說好了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學叢書》裏。我自己知道這本書沒有什麼好處，覺得它還沒資格入這個《叢書》。可是朋友們既願意這麼辦，便隨它去吧，我就答應了照辦。及至事到臨期，現代書局又願意印它了，而良友撲了個空。於是良友的“十萬火急”來到，立索一本代替《貓城記》的。我冒了汗！可是我硬著頭皮答應下來；知道拚命與靈感是一樣有勁的。
這我才開始打主意。在沒想起任何事情之前，我先決定了：這次要“返歸幽默”。《大明湖》與《貓城記》的雙雙失敗使我不得不這麼辦。附帶的也決定了，這回還得求救於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這兩個字就立刻有幾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開映。啊！我看見了北平，馬上有了個“人”。我不認識他，可是在我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之間我幾乎天天看見他。他永遠使我羨慕他的氣度與服裝，而且時時發現他的小小變化：這一天他提著條很講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騎上自行車——穩穩的溜著馬路邊兒，永遠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遠走不到目的地，太穩，穩得幾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種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這個便是“張大哥”。
叫他作什麼呢？想來想去總在“人”的上麵，我想出許多的人來。我得使“張大哥”統領著這一群人，這樣才能走不了板，才不至於雜亂無章。他一定是個好媒人，我想；假如那些人又恰恰的害著通行的“苦悶病”呢？那就有了一切，而且是以各色人等揭顯一件事的各種花樣，我知道我捉住了個不錯的東西。這與《貓城記》恰相反：《貓城記》是但丁的遊“地獄”，看見什麼說什麼，不過是既沒有但丁那樣的詩人，又沒有但丁那樣的詩。《離婚》在決定人物時已打好主意：鬧離婚的人才有資格入選。一向我寫東西總是冒險式的，隨寫隨著發現新事實；即使有時候有個中心思想，也往往因人物或事實的趣味而唱荒了腔。這回我下了決心要把人物都拴在一個木樁上。
這樣想好，寫便容易了。從暑假前大考的時候寫起，到七月十五，我寫得了十二萬字。原定在八月十五交卷，居然能早了一個月，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氣非常的熱——濟南的熱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點動手，寫到九點；九點以後便連喘氣也很費事了。
平均每日寫兩千字。所餘的大後半天是一部分用在睡覺上，一部分用在思索第二天該寫的二千來字上。這樣，到如今想起來，那個熱天實在是最可喜的。能寫入了迷是一種幸福，即使所寫的一點也不高明。
在下筆之前，我已有了整個計劃；寫起來又能一氣到底，沒有間斷，我的眼睛始終沒離開我的手，當然寫出來的能夠整齊一致，不至於大嘟嚕小塊的。勻淨是《離婚》的好處，假如沒有別的可說的。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準它把我帶走了。饒這麼樣，到底還有“滑”下去的地方，幽默這個東西——假如它是個東西——實在不易拿得穩，它似乎知道你不能老瞪著眼盯住它，它有機會就跑出去。可是從另一方麵說呢，多數的幽默寫家是免不了順流而下以至野調無腔的。那麼，要緊的似乎是這個：文藝，特別是幽默的，自要“底氣”堅實，粗野一些倒不算什麼。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還有許多這樣偉大寫家的作品——是很欠完整的，可是他的偉大處永不被這些缺欠遮蔽住。以今日中國文藝的情形來說，我倒希望有些頂硬頂粗莽頂不易消化的作品出來，粗野是一種力量，而精巧往往是種毛病。小腳是纖巧的美，也是種文化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認這種不自然的現象，而且稱之為美。文藝或者也如此。這麼一想，我對《離婚》似乎又不能滿意了，它太小巧，笑得帶著點酸味！受過教育的與在生活上處處有些小講究的人，因為生活安適平靜，而且以為自己是風流蘊藉，往往提到幽默便立刻說：幽默是含著淚的微笑。其實據我看呢，微笑而且得含著淚正是“裝蒜”之一種。哭就大哭，笑就狂笑，不但顯出一點真摯的天性，就是在文學裏也是很健康的。唯其不敢真哭真笑，所以才含淚微笑；也許這是件很難做到與很難表現的事，但不必就是非此不可。我真希望我能寫出些震天響的笑聲，使人們真痛快一番，雖然我一點也不反對哭聲震天的東西。說真的，哭與笑原是一事的兩頭兒；而含淚微笑卻兩頭兒都不站。《離婚》的笑聲太弱了。寫過了六七本十萬字左右的東西，我才明白了一點何謂技巧與控製，可是技巧與控製不見得就會使文藝偉大。《離婚》有了技巧，有了控製；偉大，還差得遠呢！文藝真不是容易作的東西。我說這個，一半是恨自己的藐小，一半也是自勵。
六、寫短篇
我本來不大寫短篇小說，因為不會。可是自從滬戰後，刊物增多，各處找我寫文章；既蒙賞臉，怎好不捧場？同時寫幾個長篇，自然是作不到的，於是由靠背戲改唱短打。這麼一來，快信便接得更多：“既肯寫短篇了，還有什麼說的？寫吧，夥計！三天的工夫還趕不出五千字來？少點也行啊！無論怎麼著吧，趕一篇，要快！”話說得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於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寫得不成東西，還沒法不硬著頭皮幹。
我在寫長篇之前並沒有寫短篇的經驗。我吃了虧。短篇想要見好，非拚命去作不可。長篇有偷手。寫長篇，全篇中有幾段好的，每段中有幾句精彩的，便可以立得住。這自然不是理應如此，但事實上往往是這樣；連讀者仿佛對長篇——因為是長篇——也每每格外的原諒。世上允許很不完整的長篇存在，對短篇便不很客氣。這樣，我沒有一點寫短篇的經驗，而硬寫成五六本長的作品；從技巧上說，我的進步的遲慢是必然的。短篇小說是後起的文藝，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著技巧而成為獨立的一個體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長篇練習，很有點像練武的不習“彈腿”而開始便舉“雙石頭”，不被石頭壓壞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夠力舉千斤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笨勁。這點領悟是我在寫了些短篇後才得到的。
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是的，“方便”一些，隻是“方便”一些；這時候我還有點看不起短篇，以為短篇不值得一寫，所以就寫了《抱孫》等笑話。隨便寫些笑話就是短篇，我心裏這麼想。隨便寫笑話，有了工夫還是寫長篇；這是我當時的計劃。
《微神》與《黑白李》等篇都經過三次的修正；既不想再鬧著玩，當然就得好好的幹了。可是還有好些篇是一揮而就，亂七八糟的，因為真沒工夫去修改。報酬少，少寫不如多寫；怕得罪朋友，有時候就得硬擠；這兩樁決定了我的——也許還有別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壞的大批發賣。這不是政策，而是不得不如此。自己覺得很對不起文藝，可是錢與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有位姓王的編輯跟我要一篇東西，我隨寫隨放棄，一共寫了三萬多字而始終沒能成篇。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塊兒都給他寄去了。這並不是表明我對寫作是怎樣鄭重，而是說有過這麼一回，而且隻能有這麼“一”回。假如每回這樣，不累死也早餓死了。累死還倒幹脆而光榮，餓死可難受而不體麵。每寫五千字，設若，必扔掉三萬字；而五千字隻得二十元錢或更少一些，不餓死等什麼呢？
《月牙兒》，《陽光》，《斷魂槍》，與《新時代的舊悲劇》——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可我的態度變了。事實逼得我不能不把長篇的材料寫作短篇了，這是事實，因為索稿子的日多，而材料不那麼方便了，於是把心中留著的長篇材料拿出來救急。不用說，這麼由批發而改為零賣是有點難過。可是及至把十萬字的材料寫成五千字的一個短篇——像《斷魂槍》——難過反倒變成了覺悟。經驗真是可寶貴的東西！覺悟是這個：用長材料寫短篇並不吃虧，因為要從夠寫十幾萬字的事實中提出一段來，當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這就是愣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了。再說呢，長篇雖也有個中心思想，但因事實的複雜與人物的繁多，究竟在描寫與穿插上是多方麵的。假如由這許多方麵之中挑選出一方麵來寫，當然顯著緊湊精到。長篇的各方麵中的任何一方麵都能成個很好的短篇，而這各方麵散布在長篇中就不易顯出任何一方麵的精彩。長篇要勻調，短篇要集中。拿《月牙兒》說吧，它本是《大明湖》中的一片段。《大明湖》被焚之後，我把其他的情節都毫不可惜的放棄，可是忘不了這一段。這一段是，不用說，《大明湖》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但是，它在《大明湖》裏並不像《月牙兒》這樣整齊，因為它是夾在別的一堆事情裏，不許它獨當一麵。由現在看來，我愣願要《月牙兒》而不要《大明湖》了。不是因它是何等了不得的短篇，而是因它比在《大明湖》裏“窩”著強。
《斷魂槍》也是如此。它本是我所要寫的“二拳師”中的一小塊。“二拳師”是個——假如能寫出來——武俠小說。我久想寫它，可是誰知道寫出來是什麼樣呢？寫出來才算數，創作是不敢“預約”的。在《斷魂槍》裏，我表現了三個人，一樁事。這三個人與這一樁事是我由一大堆材料中選出來的，他們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過了許多回，所以他們都能立得住。那件事是我所要在長篇中表現的許多事實中之一，所以它很利落。拿這麼一件小小的事，聯係上三個人，所以全篇是從從容容的，不多不少正合適。這樣，材料受了損失，而藝術占了便宜；五千字也許比十萬字更好。文藝並非肥豬，塊兒越大越好。有長時間的培養，把一件複雜的事翻過來掉過去的調動，人也熟了，事也熟了，而後抽出一節來寫個短篇，就必定成功，因為一下筆就是地方，準確產出調勻之美。不過呢，十萬字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這五千字隻得了十九塊錢，這恐怕也就是不敢老和藝術親熱的原因吧。為藝術而犧牲是很好聽的，可是餓死誰也是不應當的，為什麼一定先叫做家餓死呢？我就不明白！
《新時代的舊悲劇》有許多的缺點。最大的缺點是有許多人物都見首不見尾，沒有“下回分解”。毛病是在“中篇”。我本來是想拿它寫長篇的，一經改成中篇，我沒法不把精神集注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又不能不把次要的人物搬運出來，因為我得湊上三萬多字。設若我把它改成短篇，也許倒沒有這點毛病了。不過呢，陳老先生確是有個勁頭；假如我真是寫了長篇，我真不敢保他能這麼硬梆。因此，我還是不後悔把長篇材料這樣零賣出去，而反覺得武戲文唱是需要更大的本事的，其成就也絕非亂打亂鬧可比。
七、一九三四年計劃
沒有職業的時候，當然談不到什麼計劃——找到事再說。找到了事作，生活比較的穩定了，野心與奢望又自減縮——混著吧，走到哪兒是哪兒；於是又忘了計劃。過去的幾年總是這樣，自己也鬧不清是怎麼過來的。至於寫小說，那更提不到計劃。有朋友來信說“作”，我就作；信來得太多了呢，便把後到的辭退，說上幾聲“請原諒”。有時候自己想寫一篇，可是一擱便許擱到永遠。一邊做事，一邊寫作，簡直不是回事兒！
一九三四年了，恐怕又是馬虎的過去。不過，我有個心願：希望能在暑後不再教書，而專心寫文章，這個不是容易實現的。自己的負擔太重，而寫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雖然知道創作的要緊。假如這能實現，我願意暑後到南方去住些日子；杭州就不錯，那裏也有朋友。
不論怎樣吧，這是後半年的話。前半年呢，大概還是一邊教書，一邊寫點東西。現在已經欠下了幾個刊物的債，都該在新年後還上，每月至少須寫一短篇。至於長篇，那要看暑假後還教書與否；如能辭退教職，自然可以從容地亂寫了。不能呢，長篇即沒希望。我從前寫的那幾本小說都成於暑假與年假中，因除此再找不出較長的時間來。這麼一來，可就終年苦幹，一天不歇。明年暑假決不再這麼幹，我的身體實在不能說是很強壯。春假想去跑泰山，暑假要到非避暑的地方去避暑——真正避暑的地方不是為我預備的。我隻求有個地點休息一下，暑一點也沒關係。能一個月不拿筆，就是死上一回也甘心！
提到身體，我在四月裏忽患背痛，痛得翻不了身，許多日子也不能“鯉魚打挺”。缺乏運動啊。籃球足球，我幹不了，除非有意結束這一輩子。於是想起了練拳。原先我就會不少刀槍劍戟——自然隻是擺樣子，並不能去廝殺一陣。從五月十四開始又練拳，雖不免近似義和團，可是真能運動運動。因為打拳，所以起得很早；起得早，就要睡得早；這半年來，精神確是不壞，現在已能一氣練下四五趟拳來。這個我要繼續下去，一定！
自從我練習拳術，舍貓小球也胖了許多，因我一跳，她就撲我的腿，以為我是和她玩耍呢。她已一歲多了，尚未生小貓。撲我的腿和有時候高聲咪喵，或係性欲的壓迫，我在來年必須為她定婚，這也在計劃之中。
至於錢財，我向無計劃。錢到手不知怎麼就全另找了去處。來年呢，打算要小心一些。書，當然是要買的。飯，也不能不吃。要是儉省，得由零花上設法。袋中至多隻帶一塊錢是個好辦法；不然，手一癢則鈔票全飛。就這樣吧，袋中隻帶一元，想進鋪子而不敢，則得之矣。
這像個計劃與否，我自己不知道。不過，無論怎樣，我是有誌向善，想把生活“計劃化”了。“計劃化”慣了，生命就能變成個計劃。將來不幸一命身亡，會有人給立一小塊石碑，題曰“舒計劃葬於此”。新年不宜說喪氣話，那麼，取消這條。
八、《牛天賜傳》
一九三四年，自從一入七月門，濟南就熱起，那年簡直熱得出奇；那就是我“避暑床下”的那一回。早晨一睜眼，屋裏——是屋裏——就九十多度！小孩拒絕吃奶，專門哭號；大人不肯吃飯，立誌喝水！可是我得趕文章，昏昏忽忽，半睡半醒，左手揮扇與打蒼蠅，右手握筆疾寫，汗順著指背流到紙上。寫累了，想走一走，可不敢出去，院裏的牆能把人身炙得像叉燒肉——那二十多天裏，每天街上都熱死行人！屋裏到底強得多，忍著吧。自然，要是有個電扇，再有個冰箱，一定也能稍好一些。可是我的財力還離設置電扇與冰箱太遠。一連十五天，我沒敢出街門。要說在這個樣的暑天裏，能寫出怪像回事兒的文章，我就有點不信。
《牛天賜傳》是三月二十三日動筆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寫成兩萬多字。三個多月的工夫隻寫了這麼點點，原因是在學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沒有充足的工夫天天接著寫。在我的經驗裏，我覺得今天寫十來個字，明天再寫十來個字，碰巧了隔一個星期再寫十來個字，是最要命的事。這是向詩神伸手乞要小錢，不是創作。
七月四日以後，寫得快了；七月十九日已有了五萬多字。忽然快起來，因為已放了暑假。八月十號，我的日記上記著：“《牛天賜傳》寫完，匆匆趕出，無一是處！”
天氣是那麼熱，心裏還有不痛快的事呢。我在老早就想放棄教書匠的生活，到這一年我得到了辭職的機會。六月二十九日我下了決心，就不再管學校裏的事。不久，朋友們知道了我這點決定，信來了不少。在上海的朋友勸我到上海去，爽性以寫作為業。在別處教書的朋友呢，勸我還是多少教點書，並且熱心地給介紹事。我心中有點亂，亂就不痛快。辭事容易找事難，機會似乎不可都錯過了。另一方麵呢，且硬試試職業寫家的味兒，倒合脾胃。生活，創作，二者在心中大戰三百幾十回合。寸心已成戰場，可還要假裝沒事似的寫《牛天賜傳》，動中有靜，好不容易。結果，我拒絕了好幾位朋友的善意，決定到上海去看看。八月十九日動了身。在動身以前，必須寫完《牛天賜傳》，不然心中就老存著塊病。這又是非快寫不可的促動力。
熱，亂，慌，是我寫《牛天賜傳》時生活情形的最合適的三個形容字。這三個字似乎都與創作時所需要的條件不大相合。“牛天賜”產生的時候不對，八字根本不夠格局！
此外，還另有些使它不高明的原因。第一個是文字上的限製。它是《論語》半月刊的特約長篇，所以必須幽默一些。幽默與偉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必為幽默而感到不安；《吉訶德先生傳》等名著譯成中文也並沒招出什麼“打倒”來。我的困難是每一期隻要四五千字，既要顧到故事的連續，又須處處輕鬆招笑。為達到此目的，我隻好抱住幽默死啃；不用說，死啃幽默總會有失去幽默的時候；到了幽默論斤賣的地步，討厭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難至此乃成為毛病。藝術作品最忌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與無病呻吟的罪過原是一樣的。
每期隻要四五千字，所以書中每個人，每件事，都不許信其自然的發展。設若一段之中我隻詳細的描寫一個景或一個人，無疑的便會失去故事的趣味。我得使每期不落空，處處有些玩意。因此，一期一期的讀，它倒也怪熱鬧；及至把全書一氣讀完，它可就顯出緊促慌亂，缺乏深厚的味道了。
書中的主人公——按老話兒說，應當叫做“書膽”——是個小孩兒。一點點的小孩兒沒有什麼思想，意誌，與行為。這樣的英雄全仗著別人來捧場，所以在最前的幾章裏我幾乎有點和個小孩子開玩笑的嫌疑了。其實呢，我對小孩子是非常感覺趣味，而且最有同情心的。我的脾氣是這樣：不輕易交朋友，但是隻要我看誰夠個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至於對小孩子，我就一律地看待，小孩子都可愛。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的受壓迫的人，其中的每一個都值得我們替他們呼冤，代他想方法。可是小孩子就更可憐，不但是無衣無食的，就是那打扮得馬褂帽頭像小老頭的也可憐。牛天賜是屬於後者的，因為我要寫得幽默，就不能拿個頂窮苦的孩子作書膽——那樣便成了悲劇。自然，我也明知道照我那麼寫一定會有危險的——幽默一放手便會成為瞎胡鬧與開玩笑。於此，我至今還覺得怪對不起牛天賜的！
青島
一、山大
我在三四年七月中辭去齊大的教職，八月跑到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書而專以寫作掙飯吃。我早就想不再教書。在上海住了十幾天，我心中涼下去，雖然天氣是那麼熱。為什麼心涼？那時正是“一二八”以後，書業不景氣，文藝刊物很少，滬上的朋友告訴我不要冒險。兜底兒一句話：專仗著寫東西吃不上飯。
第二步棋很好決定，還得去教書。於是我就接了山東大學的聘書來到青島。
到了青島不久，至友白滌洲死去；我跑回北平哭了一場。
這兩件事——不能去專心寫作，與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來；願意幹的事不準幹，應當活著的人反倒死。是呀，我知道活一天便須歡蹦亂跳一天，我照常的做事寫文章，但是心中堵著一塊什麼，它老在那兒！寫得不好？因為心裏堵得慌！我是個愛笑的人，笑不出了！我一向寫東西寫得很快，快與好雖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寫一陣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來了。我不信什麼“江郎才盡”那一套，更不信將近四十歲便得算老人；我願老努力的寫，幾時入棺材，幾時不再買稿紙。可是，環境也得允許我去寫，我才能寫，才能寫得好。整天的瞎忙，在應休息的時間而拿起筆來寫東西，想要好，真不大容易！我並不願把一切的罪過都推出去，隻說自己高明。不，我永遠沒說過自己高明；不過外麵的壓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這是非說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與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東西，至少要各擔一半責任。
一個大學或者正像一個人，他的特色總多少與它所在的地方有些關係。山大雖然成立了不多年，但是它既在青島，就不能不帶些青島味兒。這也就是常常引起人家誤解的地方。一般的說，人們大概會這樣想：山大立在青島恐怕不大合適吧？舞場、咖啡館、電影院、浴場……在花花世界裏能安心讀書嗎？這種因愛護而擔憂的猜想，正是我們所願解答的。……青島之有夏，正如青島之有冬；可是一般人似乎隻知其夏，不知其冬，猜測多半由此而來。說真的，山大所表現的精神是青島的冬。是呀，青島忙的時候也是山大忙的時候，學會咧，參觀團咧，講習會咧，有時候同時借用山大作會場或宿舍，熱忙非常。但這總是在夏天，夏天我們也放假呀。當我們上課的期間，自秋至冬，自冬至初夏，青島差不多老是靜寂的。春山上的野花，秋海上的晴霞，是我們的，避暑的人們大概連想也沒想到過。至於冬日寒風惡月裏的寂苦，或者也隻有我們的讀書聲與足球場上的歡笑可與相抗；稍微貪點熱鬧的人恐怕連一個星期也住不下去。我常說，能在青島住過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資格。我們的學生在這裏一住就是四冬啊！
他們不會在畢業時候都成為神仙——大概也沒人這樣期望他們——可是他們的靜肅態度已經養成了。一個沒到過山大的人，也許容易想到，青島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當然山大的學生也得洋服啷的，像些華僑子弟似的。根本沒有這一回事。山大的校舍是昔年的德國兵營，雖然在改作學校之後，院中鋪滿短草，道旁也種上了玫瑰，可是它總脫不了營房的嚴肅氣象。學校的後麵左麵都是小山，挺立著一些青鬆，我們每天早晨一抬頭就看見山石與鬆林之美，但不是柔媚的那一種。學校裏我們設若打扮得怪漂亮的，即使沒人多看兩眼，也覺得仿佛有些不得勁兒。整個的嚴肅空氣不許我們漂亮，到學校外去，依然用不著修飾。六七月之間，此處固然是萬紫千紅，士女如雲，好一片摩登景象了。可是過了暑期，海邊上連個人影也沒有；我們大概用不著花花綠綠的去請白鷗與遠帆來看吧？因此，山大雖在青島，而很少洋味兒，製服以外，藍布大衫是第二製服。就是在六七月最熱鬧的時候，我們還是如此，因為樸素成了風氣，藍布大衫一穿大有“眾人摩登我獨古”的氣概。
還有呢，不管青島是怎樣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東。“山東”二字滿可以用作樸儉靜肅的象征，所以山大——雖然學生不都是山東人——不但是個北方大學，而且是北方大學中最帶“山東”精神的一個。我們常到嶗山去玩，可是我們的眼卻望著泰山，仿佛是。這個精神使我們樸素，使我們能吃苦，使我們靜默。往好裏說，我們是有一種強毅的精神；往壞裏講，我們有點鄉下氣。不過，即使我們真有鄉下氣，我們也會自傲地說，我們是在這兒矯正那有錢有閑來此避暑的那種奢華與虛浮的摩登，因為我們是一群“山東兒”——雖然是在青島，而所表現的是青島之冬。
二、習慣
不管別位，以我自己說，思想是比習慣容易變動的。每讀一本書，聽一套議論，甚至看一回電影，都能使我的腦子轉一下。腦子的轉法像螺絲釘，雖然是轉，卻也往前進。所以，每轉一回，思想不僅變動，而且多少有點進步。記得小的時候，有一陣子很想當“黃天霸”。每逢四顧無人，便掏出瓦塊或碎磚，回頭輕喊：看鏢！有一天，把醋瓶也這樣出了手，幾乎挨了頓打。這是聽《五女七貞》的結果。及至後來讀了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楊小樓扮演的“黃天霸”，也不會再扔醋瓶了。你看，這不僅是思想老在變動，而好歹的還高了一二分呢。